本报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拆完快一个月了。”
一个来自江西，一个来自安徽，两个女孩子坐在同一个屋檐下聊天，此前她们也都同住在北京朝阳区西店村西水南庄，但彼此不认识，这回因为拆迁而搬家成为了好邻居。
她们所待的地方被称作“挂账村”，并不是欠了谁的钱的意思，而是今年北京将加快城市化进程，按照“先难后易”的城乡结合部整治改造原则，启动了包括西店村在内的50个村庄改造工程，这50个村庄因为被列入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因此就成了“挂账村”。
“现在没有房子出租，问问西店村小队那边。”距离西店村不到500米的高碑店半壁店街道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告诉打探房源的记者，但记者接着走访的结果是西店村小队里一间平房也难租到，不仅如此，在西店村方圆几公里之内，同样令人失望。
在西店村随处可见的瓦砾堆上，几个皮肤黝黑的汉子，正在烈日下忙碌地搜寻着。不远处，老式破衣柜、桌子、床，一件件被堆放在唐乾坤的平板三轮车上。唐乾坤是个40多岁的河南汉子，此前就住在村里，最近他每天收的废品从几百斤上“涨”到了一两吨，虽然收入翻了几番，但他一点不高兴。因为找不到安身之处了。
在记者走访的几个交通较为便利的拆迁村中，数十座房屋已拆成砖垛，一些破烂的垃圾竹筐冒了尖，散发着难闻的臭气。而在这些拆过后的村子里，敏锐的房产中介却不失时机地进村请客，在有裂缝的破墙处，新张贴的租房广告，一目了然。
“很快就收完了，到时候俺们也得走咧。”来京5年，唐乾坤已习惯在北京的生活了。“在农村找不到赚钱的门路，为了延续孩子上大学，一直在北京四处收废品。”唐乾坤说，他的几个老家邻居也在北京其他地方收废品。
西店村本地村民刘振山告诉记者，村里不少河南、河北人从事建筑行业，湖南、湖北人乐意做小买卖，重庆、四川人更“偏爱”上班。对村里的外来人口，刘振山毫不讳言地说“一开始极不习惯”。他一度认为，外地人不注意环境卫生，垃圾扔得满地，当初他们和本村人很少言语，见了也不打招呼。
不过，现在刘振山转变了看法，还夸奖外地人勤劳、吃得苦，这倒不是因为他还娶了外地的媳妇。这些外地人会在村子拐角处卖菜、卖水果，自得其乐；那些外地人会主动上门收废品、垃圾；也有一些外地人在北京安家落户，生儿育女，过上城里的生活，只不过女性居多。“村里好几个媳妇儿，都是外地的打工妹。”刘振山说，他家的媳妇来自四川阆中，虽然嫁到北京，但一口浓浓的川音依旧。
而最近，让湖南籍菜贩何筱筱郁闷的是，如今该村被开发改造，要建成别墅区，拆迁后许多外地人已搬走，“生意也不好了”。旁边利安复印打字店老板侯小函忧虑地说，一个月前从西店村搬到水南庄村邻村，尽管距离只差几百米，但这里的房租却要贵好几百。“这附近的装潢店、餐饮等小店也是刚来不久的。”侯小函满脸的无奈。
与刘振山一起溜达的村民刘季军指着前方一个大土坑说，那里原来长着一棵参天古树，夏夜村民喜欢聚在树下纳凉，会说书的就侃封神、水浒，会唱歌的也拘束地亮上几嗓子，夜深了就在凉席上露宿，悠闲自得。
由于居住的村庄拆迁，仅西店村失去栖身之地的打工人群不在少数，他们被迫面临选择另寻住处，或是返乡。而西店村，仅是北京城乡一体化村庄改造的冰山一角。
就像上面介绍的“挂账村”北京就有50个。而此次朝阳区拆迁的9个村涉及多少流动人口并不清楚。记者查阅的数据仅显示，朝阳区43个街乡流动人口登记数量198万，出租房屋登记数量为30万户。尽管外来人口因流动性很大不便统计，但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给出的数据是，北京有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而这正是此次“挂账村”的重地。
2009年北京外来人口数量509.2万人，约占常住人口的30%。据北京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透露，50个重点“挂账村”涉及农民14万人、居民4.2万人。“今年底前全部完成拆迁，需要投资2300亿元。”记者还从北京市规划委了解到，50个“挂账村”中有38个“挂账村”位于中心城区的范围内，而剩下的12个则位于新城范围。
村庄城市化改造，对于本地人来说意味着“上楼”，但对于流动人口而言，要么另迁他处要么回归故里，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打工小伙的表情“一片茫然”。事实上，“返乡”，也曾是很多外地人不断唠叨的字眼儿。
云南籍的马二朵告诉记者，她所接触的打工者中，多数民工希望延续原有的打工生活，不愿因拆迁而回老家。“打工者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只好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定居，如通州、大兴、密云，甚至燕郊等。”马小朵无奈地说，她准备搬到密云县去。
北京市有关部门也向记者证实，北京对于拆迁中涉及的流动人口问题暂时没有出台专门的政策，而是主要以服务为主。记者走访的情况是，对于这些流动人口的搬迁，拆迁村的做法是，悬挂横幅提前告知，以便他们寻找新住所。
据了解，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对于城中村庄的拆迁，政府主要解决的是被拆迁户的安置问题，而对于拆迁造成的外来流动人口问题，还处于政策的盲区。“目前，北京尚无好的解决办法，在全国也没有。”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曾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