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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富通困局”警示中国利益急需维护

徐立凡 2009-2-14 22:16:00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中国平安以一张高高举起的反对票联合一半股东,在比利时富通集团股东大会上终止了出售富通资产的进程。被否决的议案包括荷兰政府购买富通在本国的资产、比利时政府收购富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购买富通集团比利时银行75%的股权及其在比利时保险业务的10%三笔交易。这当然是一次维护平安大股东尊严、强调公司治理原则的胜利,但远远不具有决定性。在今后,中国平安仍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新议案仍然不能做出有利于股东方的选择或让利有限,平安是继续持股等待渺茫的翻本机会还是干脆退出认栽;如果比利时政府不打算削减其强烈的干预意志推行国有化,平安该拿这些被稀释的股权怎么办?
    回过头来看,对于这场从雄心勃勃开始,却成为一场损失200亿元并仍在持续中的痛苦,中国平安有许多可以总结的地方。比如,富通决定出资134亿欧元并购荷兰银行之际,曾经隐瞒了其所持有的57亿欧元美国次级债券的具体情况以及对其财务造成的潜在影响,而中国平安对此事前并不了解。正是并购荷兰银行的交易和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最终击垮了富通。如果平安收购富通股权时仅凭公开信息或富通单方面信息,那么投资显然有轻率之嫌。又比如,对于比利时政府只补偿欧盟个人股东,不补偿机构股东和非欧盟股东的不平等方案,平安竟然出奇地安静。而当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政府向富通投资112亿欧元分别收购其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后,平安对于荷兰与比利时政府迫使富通集团董事会同意分别向荷兰、比利时政府廉价全盘出售其核心优质资产而只保留劣质资产的做法显然缺乏准备,既没有通过向政府诉告以求通过政府间协商维权的表现,也没有及时提出有利于己方的交易替代方案。实际上在此前,从欧洲到美国,在银行国有化或准国有化浪潮中,政府通过享有优先股权、倒手转卖股权等方式保证自己利益而忽略股东利益的事实已在不断发生。平安对此本应有所警觉。更何况,在去年12月,比利时内阁就是在“富通门”事件中因被司法裁定存在“政治力量干预司法”的迹象而被迫辞职。对于企业的海外经营来说,当地的政治风险是最大的风险,更不用说这场政治风险直接与自己的投资项目有关。既没有向政府申请帮助,也没有做法律准备,这反映出平安风险意识的麻木和应对手段的缺乏,这实际上是企业面对海外投资智力不足的体现。智力不足,当然对于比利时方面在银行国有化浪潮中客观上损害了中方利益的行为无法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
    对于平安在经营和投资方面的行为作风,近期市场上一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和批评。对于平安在富通项目上的表现,也尽可多方面反省。这种反省对于所有进入海外扩张期的中国企业都是有益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平安的“富通困局”不仅是平安自己的困局,也不仅是其流通股大股东汇丰保险、香港上海汇丰们的困局,更是国有资产的困局。平安在比利时股东大会上试图维护的不仅是中国平安及其客户的利益,更是国有资产的利益。平安在大会上否决的不仅是对自己利益的可能侵蚀,更是否决了对中国资产的可能冒犯。事实上,平安与富通的恩怨情仇是一次成本巨大的提醒:在金融危机还没有消退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如何重新归置和整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被称赞、自由经济是主流经济学的时代所学会和积累的初步经验,如何适应市场和经济学正在被匆忙地、凌乱地重新定义的新时代。这也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必须学习的新课题。
    因为中国平安、中铝力拓巨亏等事件,国资委已经连续发出预警,要求在海外投资并购、高风险投资、主业经营之外的发展战略投资项目等方面克制投资冲动。但是这远远不够。中国企业终究要走向世界,防御性的姿态不能帮助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培养不出中国企业的狼性和在危机面前正确决策的素质。在当下,在各国政府出资稳定并进而控制金融业成为潮流的同时,一些政府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或实际上被取消,从而构成类似冻结海外资产的非法征收,正在成为中国企业的新海外风险。平安即是此种风险的受害者。如何应对这种变相违法行为,仅凭企业自身显然力有不逮,中国政府部门以什么样合适的方式介入、主导,帮助中国企业消除这种风险已经非常急迫。
    国际法庭仲裁、政府间协商、国与国政治关系考量,所有这些不是中国平安们可以承担的。中国平安能做的,只是在股东大会上阻击。单凭这一公司法则,不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现在需要政府出面,对于欧洲银行国有化浪潮中的变相征收中国企业股权的行为,合理地举起反对票。这不仅涉及怎样帮助企业海外投资止损,更涉及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信心和布局。这是更大更重要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