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苏小和
所谓金融的自由，大致意义上，是指各种属性的金融机构都能在市场里找到其应有的位置，政府的公权力无需介入到金融市场的竞争之中，而是任由金融机构在自发秩序的逻辑之下，依靠企业的利润原则和政府的法治原则，自由发展。按照这样的定义，民国初年的金融秩序，的确就是一种自由的金融。较大规模的商业银行基本脱离了政府的管制，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较小规模的民间钱庄则以其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益型迅速占据市场第一线，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搭建起快速反应的交易秩序。
相关的案例，是很生动的。比如上海的信裕钱庄，1915年开办，其资本主要由当时的三个鸦片经营商提供，资本金为6万两，钱庄的主要经营事务，不是由中国人自己操持，而是花重金请来了外国央行的买办来打理。这意味着，第一，这家钱庄的资金来源并不光彩，当年的鸦片商如今变成了钱庄老板，当时当地资本的快速流动，由此可见一斑。第二，老板们本身并没有从事金融信贷的经验，买办的管理优势从当年的银行转移到了如今的民间钱庄之中，这是金融经验和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和职业化。
还比如宁波的恒兴钱庄，1905年在宁波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之前，大概有资本金3万两，1912年，就到了10万两，而1933年，他们更是财大气粗，资本金达到14万两，发展可谓神速。他们的存款规模，也是与日俱进，1913年不过58万两，1919年就增加到80万两。相应地，贷款的力度同样在加大，1913年放出的贷款为41万两，1919年增加到93万两。此外，他们还有着灵活的短期贷款措施，主要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
一时间，民国初年的民间钱庄几乎完全可以抗衡正规的商业银行，钱庄的魅力可谓高涨，甚至略有胜筹。如何解释这种金融现象，一个比较合理的分析是，钱庄不像正规的商业银行那样，对贷款流程的担保人制度要求严格，事实上钱庄基本不要求担保，而主要依靠信用借贷制度。这种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形成了一个经营链：信用借款的受益人，通常是商人和企业家，而他们在获取一定利润之后，又将资金存入钱庄。如此，企业可以及时拿到投资，而钱庄则可以及时吸收存款。双方形成一种市场交换层面的联合，得以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其中的受益者可谓如数家珍，无论是生丝的国际化交易，还是棉纺织业如大生纱厂的国内生产，钱庄都为他们持续提供着丰富的资金支持，这使得古老的钱庄不仅在传统领域具有金融的影响力，而且对现代性的工商企业也构成了真正的杠杆性作用。
缺陷当然是有的，一些时候甚至发展成为巨大的风险。最明显的问题在于，一些钱庄与客户之间的私人关系，虽然确保了双方对资金的需求渠道，但无疑又限制了市场的范围与金融手段的多样性。事实正是这样，民国的钱庄基本上属于一种地方性，区域性甚至是亲属关系社会性的小型金融机构，始终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多网点的，能够协调一致性的，直面更加开阔的市场的大金融架构。所谓金融市场里的小舢板，指的是钱庄由于规模过小，过于依赖地方市场，导致它不可能具有良好的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不具备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1916年10月，1917年5月，1918年10月，1919年11月，上海金融市场在这四个时段，都发生过明显的通货紧缩风潮，很多钱庄遭遇冲击，甚至关张，就在合理的逻辑之中。
不过总体来看，民国初年尤其是黄金时代大约20年之内，金融的自由秩序是非常明显的，真正的市场化商业银行大面积崛起，传统的钱庄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市场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享有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权利和地位。那是一种金融多样性发展的时代，给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价值。1919年到1929年，国内的棉纺织业企业的利润逐渐增加，平均利润增加了26.7% ，其中有几年，纱厂的利润是投资的20倍之多，利润最好的企业，竟然高达50倍，这样的投入产出比，为历史罕有。社会上所有的股票持有人也跟着财源滚滚，其股票红利达到40%，极个别股票达到90%。与之相应，钱庄的利润率当然也是年年看涨，平均利润增长率竟然达到80%。
这真是一个满世界都弥漫着资本气息的黄金时代，太多的人们夹着那个时代的公文包，穿行在广州或者上海，宁波或者天津的街道上，似乎财富唾手可得。这样的市场风景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伟大的命题，那就是市场的自由，金融的自由。由此想到多年之后，中国的金融秩序几乎由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外资银行只是一道市场竞争的小小点缀，而大量的钱庄被政府界定为非法机构，受到一轮又一轮的打压，有的人为此身陷囹圄，有的人甚至死于非命，市场的风景，真是恍若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