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亚洲重新崛起

    大趋势
    到2030年，今天的世界将发生巨大的改变。所有国家，不管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大国，都不会拥有独霸地位。个人权力将扩大，权力也将在各国之间分散或是从国家向非正式组织分散，这两个“大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将逆转1750年以来西方的历史性崛起，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将恢复，国际和国内层面将迎来一个“民主化”的新时代。
    大趋势一：个人赋权。这个趋势将在未来15-20年里大幅提速，原因是贫困减少、全球中产阶级大幅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与医疗保健的进步。个人赋权是最重要的大趋势，因为它是其它许多趋势的果与因，这些趋势包括全球经济扩张、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新通信与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
    一方面，更大的个人主动性在未来15-20年将成为解决愈发严峻的全球性挑战的关键。另一方面，个人和小型组织将更容易地获得致命且破坏性的技术（特别是精确打击能力、网络工具和生化恐怖武器），从而有能力制造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而此前，只有国家拥有这个能力。
    大趋势二：权力的分散。2030年之前，亚洲的全球实力（基于GDP、人口规模、军费开支和技术投资）将超越北美和欧洲之和，中国可能在2030年之前几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全球经济的健康程度将越来越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相关，而不再是传统的西方。除中国外，印度、巴西及包括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土耳其在内的地区性重要国家将变得对全球经济尤为重要。而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将持续目前缓慢的相对下降趋势。
    权力还将向多面、不固定组织的网络转移，这些网络将对国家和全球行为构成影响力。在多极化的世界里，那些拥有最强基本面（如GDP、人口规模）的国家若学不会在这些网络中运行与联合，就无法再展现分量。
    除了个人权力扩大与国家权力分散之外，还有两个大趋势将塑造未来20年的世界：一是人口方面出现全球老龄化加速、城市化扩张、全球大移民等趋势；二是对资源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可能导致短缺，例如食物和水。这几乎笃定的四大趋势目前已经确立，但在未来15-20年，它们将有加强的势头。
    支撑这些大趋势的是一系列结构性的转变，包括经济实力向东、向南发生决定性的转移，以及美国能源独立等。到2030年以前，美国、欧洲、日本的总收入占全球份额将从目前的56%下降至远远不及50%，而新兴市场的金融资产份额在2020年之前将接近翻番。在美国，页岩气的开发令其未来几十年有充足的天然气来满足国内需求并产生潜在的全球出口。全球闲置产能可能将因此超过800万桶，OPEC届时或将失去对油价的控制力，国际原油价格将出现暴跌，对石油出口经济体造成巨大冲击。
    改变规则的因素
    2030年的世界将发生变化，但变化的方式可能大有不同。我们认为，2030年世界出现何种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大改变规则的因素。
    首先，全球经济可能出现危机。目前不同地区或国家增长速度显著不同的特征将持续，这会加剧全球失衡，增加政府和国际体系的压力。关键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不同速是否会导致全球的崩溃。缺少一个明确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大国可能会让这种不安定加剧。
    世界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回到2008年之前高增长及快速全球化的模式，至少在未来十年如此。G7国家的非金融债务占GDP之比总计已较1980年增加了一倍。历史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往往更深，需要两倍的时间才能复苏。除美国、澳大利亚和韩国外，其他西方大国才刚刚开始去杠杆化进程。
    世界还存在另一个重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风险。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希腊退出欧元区或将造成8倍于雷曼兄弟破产所带来的冲击。不管最后采用何种解决办法，要恢复欧元区稳定仍需几个方面的解决过程，这至少会花费几年的时间。
    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发生之时，西方的人口相对年轻，为战后的经济繁荣提供了人口红利，但未来将不再如此。为了弥补劳动力增长的下滑，经济收益将不得不来自生产力的提高。美国较占优势，因为其劳动力将在未来十年扩大，但美国仍需提高生产力以抵消缓慢的老龄化影响。但科技是否足以提高经济生产力是个问题。
    正如之前所说，世界经济前景将越来越取决于东方和南方的表现。发展中世界已经为全球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增长和40%的投资。中国的贡献目前是美国的1.5倍。在世界银行预测未来多极化经济的基线模型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会放缓，但仍会在2025年之前贡献约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新兴市场对基础设施、楼房、消费商品和新工厂与设备的需求，将把全球投资水平提升至40年来未曾见过的高度。全球储蓄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增长，这对长期利率构成了上行压力。
    尽管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仍将面临自身的挑战，特别是在努力延续经济快速增长的势能方面。根据一些来自私人部门的预测，中国过去30年的实际增长平均已达到10%，到2020年之前，可能只有5%的扩张。增长放缓将意味着人均收入增长存在下行压力。中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水平的陷阱。
    第二个改变规则的因素是治理缺口。未来15-20年，随着权力的分散，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及地方行政行为主体，例如城市。它们将扮演重要的治理角色。但在解决跨国性挑战过程中，参与者数量增加、价值观不同将令决策复杂化。老牌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及各自内部缺乏共识也表明，2030年多边的治理将收效有限。
    目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主要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在2030年之前将发生变化，更符合新的经济参与者的权力变化。正如G20取代G7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一样，未来20年预计还会有其它机构升级，或许也是为了应对危机。
    其它改变规则的因素还包括潜在的冲突增加、地区不稳定范围扩大、新技术的影响和美国的角色。美国在未来15-20年的国际角色如何（这一点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能否与新的合作伙伴重塑国际体系，将是影响未来全球秩序的最重要变量。尽管美国乃至西方正处于相对衰落中，但其未来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仍很难预测。
    2030年，美国在主要大国中很有可能继续维持“首屈一指”的地位。不过，随着其他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结束，1945年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也在快速退色。但是，美国被另一个全球大国取代或是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确立，这样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低。
    不一样的世界
    世界目前正处在像1815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一样的转折点，前方的道路同样不明晰，未来也面临着不同的可能。
    最悲观的情况是：国家间可能出现冲突，但主要大国间的紧张或双边冲突不会引发全面战争。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驱动力包括美国与欧洲转而向内，不再愿意充当全球领导者。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欧元区将迅速解体，并将欧洲拖入衰退。美国的能源革命将无法实现，经济复苏的前景也将蒙上阴影。全球经济增长将陷于停滞。
    与之相对的，融合将会是我们所预测的情景中最好的一种。对南海冲突扩大的担忧激发了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干预。三方将寻找合作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因此将出现重大的改善，从而促进世界范围内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全球性的多边机构也将得到改革并更加包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将继续加快，发达经济体的GDP也将增长。到2030年之前，全球经济将接近于翻番，达到132万亿美元。
    本报记者兰晓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