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评论版主编 刘波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期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同时也强调，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此言不出意料地遭到很多批评，无论是来自“右方”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还是来自“左方”的底层利益关注者和“人民民主”主张者。但评价这番言论，不能脱离当前中国社会的具体背景，否则批评可能只是对着稻草人空打一场。从茅于轼的解释来看，他应该是主张一种专家治国，其所针对和批判的，则是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的“政治挂帅”现象，而这一点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从语词角度看，“精英治国”等说法之所以备受争议，大概也与人们对“精英”一词的理解差异有关。“精英”（elite）一词即使在英语里也具有很多不同意思，既可以表示超乎一般的能力或特质，也可能传达一种贵族化的、居高临下的意味，而这可能是会令人反感的。所以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即使是身处事实上的“精英阶层”的人，也不会以elite来自称。在公开媒体上，elite则通常被左派当做批判对象来使用。而该词在中国的语境里似乎更偏向中性，可以指财富和社会地位高，有时甚至可以仅指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多知识和见识，而不带经济色彩。
从历史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可能需要不同风格与素质的治国者。英、法、美、德等现代西方国家大多从革命的烈火中诞生，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形成也需经历脱离殖民主义和自身现代化转型的双重任务，这些过程大多与战争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相伴。在应对繁杂挑战的同时仍维持底层民众的支持，往往需要“奇理斯玛式”的领导人，政体上通常表现为“强人治国”、“革命家治国”或“军人治国”，需要一个或一群所谓的“舵手”，即使他们本身名不符实，也需要通过“造神运动”造出一些来。这在各国转型的早期概莫能外——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典型的渐进式转型国家，历史教科书中对那些“国父”的称颂也有太多溢美之处。但随着各国“巨人时代”的结束、内外部环境的平稳化和一砖一瓦的建设时代的到来，社会需要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包括经济、金融、法律、工程、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专家参与到治国之中，尤其是在高度信息化、社会分工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里。这个阶段不需要有太多激荡人心的伟人与事迹，但却是走向正常与稳定状态的必需一步，政治话语也会经历一个“祛魅”和平凡化、生活化的过程。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专家治国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有渊远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一种“哲学王”的状态。在他看来，如果经商、造船等日常事务我们都需要仰赖专业人士，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城邦公民投票选出的人而不是专家就更适合治理国家？他主张由哲学家来治国，由智力上最优越的人群来监护其他阶层。中国上古时期也有类似主张，如《礼记·礼运》中所说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当然，这些都可以说是人类童年期的乌托邦设想。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里，应该说，在选拔杰出人才参与政治治理方面，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要落后于实行科举制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对中国科举制度的介绍，曾激发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想象，成为欧洲人打破王权、贵族特权和教会教育垄断的催化剂之一。但毫无疑问，工业革命之后的欧美便后来居上，中国的社会发展相对停滞。西方把新兴的现代民主制与“任人唯贤”的古老主张很好地结合起来，反过来成为中国人的“老师”。
除了瑞士等少数例外，现今的民主制国家大多是间接民主制，即通过代议制民主来实现最终为民众掌握的主权，其结果必然是国家权力的行使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内政外交的很多重大事务决策并不采取全民表决方式。因此可以说，现代西方国家大多以民主政治为表，以精英政治为里。当然这里的“精英”不是指血统、门第、财富、官职等因素形成的固定阶层，而是指选拔出专业能力最出众的人来治理国家事务，其基础是文官体系的严格的考核、选拔、培训与奖惩机制。
可以说，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二者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如果缺乏约束和制衡，精英政治也很可能滑向寡头制甚至极权制，即使不走到这些极端，也有可能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团阻碍社会的自然更新。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对二战后美国权力精英阶层的研究中就发现，商界高层在战后对美国政治决策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从“占领华尔街”等风潮中也可看出，政商界限模糊有可能损害美国民主制的健康。但同时也有很多因素确保了西方“精英”与“民主”之间的平衡。
首要的因素当然是选举，而且为了赢得选举，政治家必须以民众能理解的方式与其沟通，尽力向其显示自己是他们中间的普通一员，并尽力回应他们的呼声。因为政治家的权力最终还是来源于选举。选举也可保证精英阶层成员的不断更新。
第二个因素是庞大的文官队伍的“去政治化”。精英政治的核心无疑是高素质、高效率的文官队伍，而这些日常事务的处理者并不因政治风向的转变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在美国、日本等国，选举只是带来表面的政治领导人的变化，而巨大的文官队伍仍作为稳定的基石存在。大多数公务员不需要受政治忠诚的考核，由此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造成的动荡。
第三个因素是精英不是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他们在治国的同时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失去荣誉则就意味着失去政治生命。因为精英政治并不依靠宗教或血统，因此只有正直的品格才能维持人们的信任。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北欧国家，经常发生政治家因欠税等小事辞职的事件。这不可仅用其个人的道德观来解释，因为他们对于自身所属的政党及支持他们的选民群体都负有契约义务，道德瑕疵会导致他们受到全方位的压力，必须引咎辞职。至少在公开场合，精英必须是道德上的表率。当然为确保精英阶层的廉洁称职，优厚的薪资条件也是不可缺少的，新加坡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后，精英政治的基础是一种共识的存在，包括精英内部的共识和民众与精英之间的共识，精英政治不可能存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极端严重的时代或社会，那种情况下的精英政治必然走向专制。精英政治的前提是人们对于何为国家发展的良好的大方向有大致相同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实行改良和渐进。而这一点，也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