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上海报道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将要迎来新的十年。这是人民期待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后必须有所突破的十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赖于这十年。因此人民期待新一代领导人不仅以政治勇气，也以政治智慧和坚定努力，来规划和实现改革目标。那么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确保制度变革取得成功？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的“皇甫平”周瑞金先生最近曾表示，未来十年他最期待的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能排除障碍，锐意改革，重点放在搞好社会改革与社会建设上，为下一步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重点阶段奠定基础。《华夏时报》记者新近在上海番愚路的一家咖啡馆里，特别专访周先生，请他全面深入地阐述自己的意见。
摆正政府和市场关系
涉及多方面改革
《华夏时报》：您最近曾表示未来十年最期待能够继续为中国改革鼓与呼，最希望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集体能排除障碍，锐意改革，重点放在搞好社会改革与社会建设上，为下一步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重点阶段奠定基础。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种心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的一种社会心态？
周瑞金：不一定是全社会的心态，但从我个人心情出发，是希望能推动改革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我有很多文章都写到了相关的问题。现在就是要推动形成共识，统一到十八大的共识上来就可以了。
《华夏时报》：改革若继续推进，有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亟待破解？
周瑞金：十八大报告列出了要关注的几个重要和关键的改革，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在十七届七中全会已经谈过。当前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深入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李克强副总理在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座谈会上已经提出，要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他谈得很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入，就要进一步改变政府权力太大、权力介入市场使市场受到扭曲的局面。所以，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很重要。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摆正之后，就可以防止和减少寻租的机会，政府就不应该再干预微观的经济，特别是不能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干预经济。
如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的要摆正或厘清的话，那就要涉及多个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农地流转的改革。因为现在主要是土地征用和拆迁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矛盾最大。
现在农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使用权是农民的，政府应该把所有权归还给农民，让农民有自己土地流转的权力，能够按照开发商开发的利益得到补偿。但现在补偿多落到政府身上，若把这一块补偿还给农民，就可以解决很多矛盾，也划清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但由于地方基层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可以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所以问题的解决存在很大难度。我们看到，土地价格由房地产商和政府主导形成，农民得到的补偿就很少，所以土地价格应直接由农民和房地产商协商形成。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既划清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有利于平息当前频发的农村群体事件。
其次是国企垄断问题。由于国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与民资争利的现象，在很多竞争领域普遍存在，凡是有高利润的地方比如房地产市场，国资都要去。国资应在涉及国家安全以及保证国家特别需要的部门进行引导性投资，而不应与民企竞争，与民企争利。相关问题，需要通过央企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再有，是金融体制改革。现在金融都控制在国有商业银行手中，而让民间金融有发展空间，才是市场经济。
凡此种种，李克强副总理提出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要重视和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所作出的清晰阐述。这几个方面的改革若能够深入下去，也可以减少腐败现象，减少官员寻租机会。
李克强副总理提出改革要解决好两个关系，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个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回到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上来，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而不是搞全能的政府，那就要推动社会体制的改革。对此，十八大已经形成全党共识。
改革即将进入第二阶段
《华夏时报》：但改革究竟如何深入？
周瑞金：改革的共识已经形成，习近平这次到广东也清晰表明了改革的决心，现在涉及到攻坚的问题，涉及到改革的深水区，涉及到难啃的硬骨头。所谓硬骨头，重点还在于利益集团的阻力很大。这些年通过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使得自改革以来在如何驾驭资本方面，仍然经验不足，这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以及腐败现象不断增加。所以，深化改革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我认为，现在改革已不可能倒退，但要防止改革停滞在现有阶段，那将可能变成苏联时期勃烈日涅夫时代那样，使得问题更难解决。所以习近平在广东特别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大家都担心改革停顿下来，因为改革很难攻坚，因为利益集团现在是得利的最好时期，深化改革必将使其利益受损，改革倒退也将使其利益受损，所以他们反对继续改革也反对改革倒退。
新一届领导明确地提出要推进改革，这种坚定坚决的态度，与社会形成了共识。最重要的，是敢于碰硬，敢于突破阻力。而且今天的阻力，不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意识形态姓社姓资的争论，而是双方利益的博弈。因此改革就是进行利益的调整，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有改革的政治勇气，也要有改革的政治智慧。
我认为十八大之后这十年阶段，改革的重点会放在社会体制上。我曾提出改革分三部分，其中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任务，接下去就是深化和完善，加强法制，推动经济改革。现在，应是以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这一阶段里，我认为需要25年左右，如果从2004年算起，差不多还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到2021年中共建党一百年的时候，应是完成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阶段，这一阶段要完成三大任务。
第一，民生建设，从制度层面保障几大民生的建设，这是当前老百姓最迫切的要求，涉及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教育，要取得教育的社会公平，通过教育的改革，解决当前教育的问题，使大家都有普遍受教育的机会。试图依靠希望工程来解决一些地方普及教育的问题，这个方向肯定是不对的，一定要经过一些渠道，使得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由政府出钱。
二是社会保障。1992年确立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改革目标以来，到底应该如何尽快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制度，这个问题已经拖延了十多年了。现在虽然已经逐步重视建立一个全覆盖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保体系，但包括养老、医疗等一些基本保障制度，应该首先建立好，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造成强势群体，也造成弱势群体，收入自然有差距。只有通过社会保障来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存需求，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
三是就业。要保证就业就要以创业来推动就业，在保障就业中形成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保障居民收入应在国民收入中占到较大比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
四是医疗，全体公民不分城乡都应享受统一的医疗保障。目前医疗费过高的现象涉及到医院的改革，涉及到医药分离。
五是住房，要保证人人有房住，并不是说人人拥有产权房，而是说按照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状况，保证其有房住。
六是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使得人们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保证食品的卫生。
社会建设中的民生建设所涉及的上述六个民生问题，都是老百姓当前最关心的问题，这一届新领导集体首先在这方面要有新的措施，通过改革来推进六个民生建设。
第二，壮大中产阶层，改变社会结构，这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来实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很重视城镇化，李克强副总理亲自抓城镇化。现在实际的城镇化率还不到50%，最多40%多一点。城市里有两亿多农民工还没有取得市民待遇的地位，他们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
要让城市人口真正占到50%或60%以上，这是这一届领导集体所要完成的任务。城镇化提高农村剩余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转移，但未必一定要向大城市转移，只要向中小城镇转移，就可以提高非农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占比使之达到85%到90%左右。现在城镇化的内涵包括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化统一起来，这样的城镇化，就是比较高水平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结果，就是带来中产阶层（我定义为年收入20万元左右）人口能够占全部人口的40%以上，那样中国社会结构就有了很大改变，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就会得到一定缓和。同时这也可以推动消费推动内需，也会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三，推动形成三元构架的公民社会。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社会，完全是公权力主体管理社会，就是所谓全能主义的政府在管理社会，市民的吃喝拉撒睡，都是政府来管。现在人们已经感觉到这种管理方式难以延续，政府管不好，就要动员社会力量来管理。这样就将区分形成社会的三个构成主体。
一个是公权力主体，它应回到公共服务型、有限的政府那里去，而不再是无限权力的政府，就要政社分开，就是李克强副总理所说的，能够社会去办的事情，尽量交给社会去办，政府少管。
另一个主体是社会组织。中共十七大的时候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基本政治制度下的社会基层自治，比如社会的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等。这些自治的逐步扩大，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来承担，所以，今后政府的事业编制将越来越少，事业单位更多地交给社会去办。今天各种各样的商会、协会、慈善基金会等，都是所谓社会组织的壮大表现。所以，要为社会组织的壮大，制定适当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规范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个社会主体，是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体，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为主。这个主体要更多地掌握配置资源的主动权，也就是要推动政企分开，这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市场更多地交给企业家，交给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政府则应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主体，回到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去，这样就可以让企业家更好地成长起来，更能够发挥其创造财富的作用。
如果三元构架中，政府管好政府、市场管好市场、社会管好社会，那就进入了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进行公民意识的教育，那就有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公民的诚信等公民的作用都显示出来，这就为进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第三阶段改革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因此，我认为十八大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的重点应该是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对此我们应该有进一步认识。从李克强副总理近来的一些讲话所透出的信息看，其重点就是要解决政府与市场和政府与社会的问题，
我对于总体改革的看法，就是上述三步走改革路线图。
改革需要设计
需要寻找到最好路径
《华夏时报》：社会不同利益阶层对于改革显然有不同诉求、不同态度、不同坚持，因此，十八大所形成的党内改革共识的推行，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些阻力如何排除？
周瑞金：因为这条改革的路，是最温和的路，它不会激化矛盾，也不会有很大的损害利益集团。在现在这个利益博弈的阶段，应尽量减少利益的尖锐冲突，这样就比较稳妥。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在广东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其中就有利益关系平衡的考虑。我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的道路，最有利于利益关系的协同，比较不会激化矛盾。当然，会有不同看法，这需要逐步地出台各种措施，推动改革前进，还需要有相关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要有基层的首创精神和大胆探索。
我认为可以按照各地情况，采取先行先试的办法，取得局部经验之后再加以推广，这也是比较稳妥地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比如通过金融改革试验，可以使得民间金融发展获得成功经验；比如四川进行的城乡接合试验，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等。这样一些改革之路走起来矛盾较少，容易冲破阻力。
《华夏时报》：您刚才提到了习近平在广东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但是不是制度设计容易变成上层意志，只有依据法律和尊重市场才是真正有出路？
周瑞金：依据法律和尊重市场，这是已经确定的原则。“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和“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探讨的是如何通过上下结合，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和试点，再经过修正，最终形成总体改革方案。现在改革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意味着进行一项改革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因此需要整体协调。这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先从基层突破然后形成中央承认的最初的改革，当时作为一种解放生产力的方式，是发展体制外的经济力量，给老百姓以自由。原来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自由。改革开放了之后，农民自己可以决定是否耕种，耕种什么，或者可以放弃耕种去跑长途贩运。这个改革过程容易从下而上去实现。
今天的改革由于涉及到系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要重点突破，比如农地流转，那就需要协调，需要有顶层设计，也需要有法律制度的设计。比如虽然小产权房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缓和城市居民住房紧张状况，也使住房者得到利益，但房地产开发商强烈反对，因此应该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来清晰规定小产权房的开发，既保证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又不能侵占农地无限开发。可见现在改革只有规范推进，才不会出现混乱。
当然，顶层设计之后，容易变成政府的意志而被迫执行，这种状况的确要改变。如果政府的行为本身确定是为了促进老百姓的利益，改革就不会受到阻碍。比如官员财产公开，这个方向确定之后，就会进行改革，至于怎么公开，这个需要政府做顶层设计，但这并不会对改革造成阻碍，改革却总是要推进下去，也可能不会推进得太急。比如有人提出官员财产公开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为官者要更上一层楼，必须公开财产，否则不予提拔。这样的财产公开制度，推进起来可能阻力就小一些。
所以，改革的方向确定之后，就应听取大家意见，不断讨论修正，寻找到最好路径。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顶层设计，还需要基层的首创，同时，在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面临特殊的复杂性，比如公车改革搞了十年还没搞出有效解决的办法，说明改革很艰难。因此改革需要“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需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否则将难以推进。
比如以前曾提出领导人的子女不许在领导人工作的当地经商，这一条其实对改善党风很有好处，毕竟对于领导人子女经商有所限制，这比没有限制要好一些。相关的改革就应从这样的限制开始。我们并不能期待很完美的改革，但只要从这里开始，至少新一届领导集体已经重振改革的勇气。
期待设立
顶层设计委员会
《华夏时报》：您刚才所阐述的对于改革的愿景，客观地看，仍须依赖“系统”去实现，它和依据法律和尊重市场之间，是否仍有些距离？比如重庆模式也是依赖“系统”差一点就成功了。为什么我们整个“系统”面对重庆模式的时候一度显得无力？许多著名学府、著名学者为什么一度歌功颂德“重庆模式”歌颂“唱红打黑”？如何继续依靠这样的“系统”推进改革开放？
周瑞金：“重庆模式”背景比较复杂，现在暴露得比较彻底，但在它没有暴露的时候，还有一层保护色。由于打黑符合希望安居乐业、希望社会秩序安定的老百姓的期待，高压之下，治安有所好转。但“重庆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道路是假改革的道路，关键是其法制角度上的教训比较多。这也是我们这个系统最大的问题：一把手专权。“重庆模式”所暴露的问题很尖锐：公权私有化程度严重，这与我们这个系统一把手集权或专权有很大关系。目前一把手难以被监督，这涉及执政党执政方式的问题，深入下去，就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核心，是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或领导方式的改革。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现在谈这个改革，显得早了一点。所以，对于“重庆模式”的问题，一般都会回避，只是法律上触及比较多，法学界很关注。目前从建立法制国家的角度去讨论“重庆模式”，很有意义。至于执政党自身如何破除权力垄断，这是深层次的问题，暂时不要涉及。因为这一步的改革现在提出来，就会搞乱了改革的步伐，地方党的领导也不敢做事了，很多事情也就都做不成了。包括反腐败，也不适合搞出太大声势，那样会显得不正常。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只是东抓一个西抓一个，这样的反腐败太容易，难就难在如何防止体制腐败和买官卖官，如何防止司法腐败，如何防止舆论腐败和不尊重公众知情权，如何防止教育腐败，这些腐败都是根上的腐败，这些腐败靠微博靠网络是抓不到的，因为这是体系的问题。
所以，现在先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先缓和社会矛盾，然后再进入社会体制改革，培育公民社会，之后再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
《华夏时报》：最近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改革成就正在引起关注：废止所有限制竞争的法规、所有国家认证标准、所有价格管制，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影响深远，它告诉独联体领导人，主动打破体制藩篱甚至还政于民并非不可实现，亦是一种选择。您怎么看？
周瑞金：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到这一步。格鲁吉亚处于特殊的政治地缘关系中，面临自身特有的压力。中国也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距大，又有长期的封建文化传统理念的深刻影响。中国仅和越南就没有办法比，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走在中国的前头。包括新加坡模式、日本模式、北欧模式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改革模式，都可以拿来参考，但不能照搬，而必须从国家整体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否则搞乱了之后，已经取得的经济改革成果也会失去。
《华夏时报》：现在改革为什么改不动？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我们的社会，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没有信念，没有理念，只有自以为得意的“老谋深算”。改革为什么改不动？还没改呢，就盘算改错了结果会怎么样；腐败还没反呢，就先琢磨贪官不干怎么办。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而对正义的追求往往被看做是幼稚和不成熟。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周瑞金：他的观点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即人情胜于法律，这基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遗留，干扰着中国的改革。现在先不要动政治层面的改革，改革还是大有作为的，而且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先推动社会进步，再真正触及到权力的改革问题，因为这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到中共20大以后再触及，需要领导人去推动，需要领导人观念的转变。
《华夏时报》：最近有人强烈呼吁恢复“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受中央委托完成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最近建议设立利益超脱的高层次改革机构，以排除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您赞同吗？
周瑞金：类似“体改委”这样的部门设置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它可以比较客观公正地推动改革。政府各个部门都会从自身的部门利益出发推动改革，在这个基础上搞出的改革方案，必然是不全面的和不彻底的。设置类似“体改委”的部门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改革的总体设计或顶层设计，很有必要，它可以做专门的调研，避开各部门利益纠缠。我期待能够设立这样专门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机构，比如顶层设计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统一中央各机构的意见。
应以特色社会主义
灌输改革主张
《华夏时报》：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之后，首先强调依宪执政，表达了鲜明的治国理念。您怎么看？
周瑞金：宪法要落实到权力，宪法强调对权力的监督，这是宪法的要害，但他们实际上未必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认识。有宪法没有宪政，现实就是这样。宪政就是要限制政府，也就是主张社会监督。但宪法规定的最重要的公民权力究竟如何得到落实？如果政党法、宗教法、新闻法这些重要法律，现在都没有，所谓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就是不完善的。
现在领导人表示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向宪法接近了一步。
前几天我曾在这里和几个人讨论如何搞宪政，有人提出搞宪政社会主义，我让他们反过来，搞社会主义宪政。因为特色社会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两个概念有点纠缠重合，所以还是应坚持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搞社会主义宪政。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搞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搞三三制政权搞得很好，今天应进入社会主义宪政时期，并推动人大和政协的改革。至于改成什么议院制，我觉得不要改，还是原来的名义，把宪政的内容放进去就行了，这样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华夏时报》：您这是在谈论要不要突破思维的框框的问题。前不久曾采访过一位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关于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问题，他提出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的公正，自由是公正的前提。社会主义则认为，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个人自由就无法实现，因此公正是自由的前提。这当然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但竹立家认为这两种思路都没有错，关键在于实践中，资本主义正在努力落实其自由的价值和自由的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也应努力落实其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
周瑞金：我也是主张趋同论。去年我研究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分析了世界的走势，五大政治体制的竞争：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失败了，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失败了，留下好的只有三个。一个是美国改革的资本主义，一个是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一个是北欧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三个主义说明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走向趋同。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也要向社会主义学习，二者都会有生命力。我认为这是世界大势。
当然，现在强调这一点有些敏感，因为这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也可以说是改进了的资本主义或改进了的社会主义，都是一样。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大家都可以灌输自己的主张。
改革需要
积小步成大步
《华夏时报》：习近平在新近的广东之行中表示要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强有力的表述语气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就是他要坚定走改革开放道路，但他将如何以新突破推动新改革，社会各界正拭目以待。您怎么看？
周瑞金：习近平新近的广东之行，既是缅怀之旅，也是明志之旅。习近平实际上是要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所以他表示要有新开拓，要以改革初期探出一条血路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走出新路。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涉及到攻坚的问题。习近平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同时也带头改变作风，改变过去僵硬的不亲民的作风，呈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作风，那就是常人政治的作风。
我们已经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伟人政治，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后强人政治，现在是常人政治。常人政治可能走向庸人政治，也可能走向后强人政治。这要看他今后的作为能否形成新的强硬，所以这次南巡外界评论是年轻版邓小平，他要有这么一个气派和意志来表现自己敢于否定老的，带头实践新的。我认为这是勇气。要撇开原来那一套作风，的确需要勇气，需要一种政治气概和气派。有这样新政风，一种气概和气派，对于推动改革显得非常重要。
《华夏时报》：许多人期待很快能推出实质性的政策变动，但如果大力推动改革，肯定遭遇强大阻力，特别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对其前景，您怎么看？
周瑞金：就看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已经有了政治勇气，并表现出来了，下面我们就要看政治智慧。
《华夏时报》：有人说还需要一个战略设计的过程，您认为呢？
周瑞金：国家机构的领导还没有集体完成交接，明年3月还有一个两会，大家不要太着急。
《华夏时报》：改革环境毕竟已与20年前大不相同。新领导层的改革宣示，要求实施更自由的经济政策，甚至是实行更大的政治开放，并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究竟是什么？
周瑞金：正如我上面所说，首先是民生建设，然后是社会体制改革，这是最便捷的道路，最容易走的道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推动四位一体（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了以后，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社会体制的改革先改起来，而不要涉及到政治改革的核心，不要涉及执政党的执政权力改善问题，而只是涉及政府管理体制改善的问题，让政府少管，让法律更健全，让政府以更先进的观念运行，这也是一种政治改革。其重点表现在社会体制或文化体制的改革上。
《华夏时报》：抽象的“改革”已不足以唤回人们的信心，人们期待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新政，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局面？
周瑞金：这要看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选择。改革的新任务，目前紧急需要的改革，仍然是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上，出台新的政策举措，能够划清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界限。这些就是改革的新突破。我们不要抱过高的期望，先跨出一小步，积小步成大步。要有一个试探试步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