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于娜北京报道
备受瞩目的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于4月8日面向公众开放，本届主题为“以雅典为鉴”，并在希腊雅典设立第二展区。这被外界认为是对身处欧洲一体化危机的欧洲，与成为众矢之的的希腊的直面回应。主办方期冀以艺术的形式使世界的目光重新聚焦于此，带动衰颓的经济和停滞不前的政治。但是这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展陈现场却令人颇感意外。
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与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立为世界三大艺术展。作为先锋艺术的实验现场，卡塞尔文献展已不仅仅属于德国，它已经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坐标，是西方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西方社会的时代镜像。
第一届文献展由德国建筑师、画家、设计师和策展人阿诺德•博德（ArnoldBode）于1955年创立，被认为是从传统的沙龙式展览到现代意义上的展览的分界点。在创立伊始，卡塞尔文献展便被赋予了严肃的批判和反思色彩，有别于一般的沙龙和新艺术流派展览，如阿诺德•博德所说：“人类理应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
具有转折意义的是1972年的第五届文献展，由哈罗德•史泽曼（HaraldSzeemann）担任总策展人。主题为“对现实的质疑——今日图像世界”，瑞士人史泽曼抛开传统艺术展以年代、派系或地域为策展依据，大胆引入装置、观念、行为等艺术形式，强调理论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艺术和社会、个人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该届文献展首次邀请了中国和当时的苏联，但两国均因种种现实因素未能如愿参展。
2017年文献展的总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Szymczyk）表示，将雅典作为与卡塞尔并驾齐驱的展场，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尤其是当前欧洲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对艺术行为有着意想不到的驱动力。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近些年已丧失其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而政权变动更是剥夺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
在希腊神话中代表智慧、理性与公平的雅典娜，身边站着的是一只猫头鹰，在西方文化中它也象征着危机预言者。2017年卡塞尔文献展特别设计的标志就是一只脖子可以旋转270度的猫头鹰，代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视角。
正如同策展人希姆奇克在此次展览中策划的环节一样，看起来既像是巧合，又像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但是收获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有西方艺术评论人提到了作曲家JaniChristou的作品《Epicycle》，在卡塞尔官网上列出了《Epicycle》在文献展具体的表演日期和地点，作品的创作时间是“1968-2017年”。实际上，来自希腊的极简主义作曲家Christou在1970年就因车祸意外去世了，所以这并不是一般观众以为的现场表演。结果，《Epicycle》这件作品在展览现场演变成了一次发散音乐理念的冥想和沉思，而非一场真正的表演；这件作品邀请观众们去思考音乐对于艺术经历的“连续性”。
一些参观者在网上吐槽说，因为很大一部分展示作品都是音乐作品，如果观众没有预先对这些艺术家做些了解的话，将很难走进去并与之产生共鸣。
也有艺术家对于绘画、雕塑和装置作品的布展安排表示不认同，他们觉得绘画类的艺术作品大多都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比如借展于英国泰特博物馆的伦比亚艺术家BeatrizGonzalez作品《InteriorDecoration》，本是一条140米长的窗帘，在上面展示着一位哥伦比亚前总统与一小圈客人进行娱乐活动时的场景。然而，这件作品在卡塞尔文献展上并未得到其实际大小所需的展示空间，使得应有的视觉冲击效果大打折扣。
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导演王兵，携新作《15小时》影像装置亮相，向世界呈现在摄像机记录下的、中国打工者连续不间断的15个小时的工作与生活，成为这届展览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