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
11月的黄浦江畔，一艘渔船造型、蓝白相间的智能保洁水面机器人日夜在海面上清洁作业。这艘由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研制的国内首艘能在B级航区运行的机器人，首次正式上岗就是为上海举行的2018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保驾护航。
过去30多年间，随着区域合作的逐步推进，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唱戏、苏浙皖搭台”并不鲜见。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决策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被提到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同的高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上的重要一环。
自上世纪80年代，地域面积与全国第八的云南省接近、GDP占全国近五分之一的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大门就已经开启。数十年竞争与合作中，文化相近、经济相融的长三角城市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中国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
“沪苏浙皖的大城市已经一体化了，在长三角形成了一个正在浮现的经济区。”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4年前，由倪鹏飞团队主编的2014年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主题报告就以“沪苏浙皖：一个世界超级经济区已经浮现”为题，揭示了这一发展现象。
如今，随着这一经济区从国家层面上正式得到认可，一条长三角为头，京津冀、粤港澳为两翼，“一带一路”为身的巨龙，正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缓缓升起。
区域“竞”与“合”
在现今的概念中，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城市分布密集，人口密度高，是世界建筑规划学界公认的六大城市群之一。地域面积35.9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2亿。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26市的GDP总和达到了12.8万亿元，占全国的19.7%。也就是说，这片全国1/27左右的土地承载了1/6的人口，创造了整个中国1/5的经济价值。
而长三角的一体化，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发端。1982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形成长三角的最早雏形。1983年3月，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成立，上海经济区的范围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个城市。
若说城市群、都市圈这些概念，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都只是遥远的舶来品，中国的城镇仍然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的过程中艰难地开拓。1982年，曾以故乡苏州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写下社会学经典《江村经济》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论文《小城镇，大问题》中提出“苏南模式”，以乡镇及县市集体专业化生产带动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几年后，地处浙东、交通不便的温州，又因全民经商，家庭工业发达，被冠以私营经济的“温州模式”。
事实上，以上这两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发展最成功的经验，背后都离不开长三角地区龙头——上海。80年代初，上海不少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工程师都接受了苏锡常地区农民厂长们的私下聘用，一到周末就拿着图纸到乡下工厂去上班。“星期日工程师”的兴起，为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注入了最初的技术血液，也让这些地区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
凭借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极强的经济活力，长三角成为全国发展基础最好、体制环境最优、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战略地位不断加强。其中最主要的定位，就是形成一个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此，1997年15个市城市成立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10年6月，国务院批复《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规划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区域竞争。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早年间曾提出，县与县之间在土地的利用上展开的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长三角地区也不例外，高速发展的省份之间，竞争一度也是最重要的主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断头路”。在长三角地区省际交界处，不少居民都受困于“断头路”：明明与另一个城市之间只隔着一条河，10公里路程就可以到达，却因为“此路不通”而不得不绕行高速，多跑好几公里，还要缴纳过路费。据悉，仅苏州与上海之间，就存在至少20条“断头路”。
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港口扎堆。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港口密度最大的区域，拥有宁波港、洋山港、舟山港等8个沿海深水良港，还有上海港、苏州港、无锡港等26个内河港，由于腹地范围重复，港口功能雷同，结构性矛盾突出，各港口对投资和货源之间的争夺长期存在。
超级经济区的浮现
尽管为了各自的经济规模进行激烈竞争，但通过四十年间交通基础设施改进和市场经济力量的作用，长三角已经自发形成一个一体化区域。
在2014年的《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倪鹏飞团队指出，伴随长三角地区明显的区域广化和深化过程，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沪、苏、浙、皖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区已经浮现，在不远的将来最终将形成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超级经济区。
报告从交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四个维度来验证区域一体化的程度。交通方面，长三角地区可达性水平全面提升，从80年代主要依托沪宁合、沪杭甬两条铁路，到90年代特大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开通，再到本世纪后苏通大桥与杭州湾大桥等一系列跨江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上海为中心的扇形结构彻底打开。而2010年以后，全国高铁“四纵四横”格局中的“两横”与“两纵”汇聚长三角，至2020年，长三角“两小时经济圈”将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全境以及安徽除亳州以外的总共40个城市，三省一市将全面迈向“当日经济”。
空间方面，长三角区域经济显著收敛。在许多城市群中，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二三线城市变得“灯下黑”，人才流失严重；而长三角超级经济区内部城市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多，中心城市上海与其它城市的吸引力指数均值呈现出上升趋势，长三角的区域广化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更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产生更广的空间外溢效应。
市场方面，沪苏浙皖各省之间边界效应逐步弱化，共同市场初步形成。由于1997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制度正式建立并不断扩大范围，有效破除了行政边界所导致的市场壁垒，沪苏浙皖每两地之间的相对价格方差也在2000年之后趋于一致并逐渐平滑，最终稳定在极小区间。各地间交易成本降低，市场壁垒减弱，成本差异收窄，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
产业方面，地区产业体系呈现集群优势。2001至2010年间，长三角地区在产业结构转换当中，从垂直分工的相似转水平分工的相似，同质竞争减少，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出现。例如汽车工业，20世纪初的产业同构是各省都在搞加工制造，而现在可能变成芜湖搞加工制造，上海生产发动机，其他地方搞组装。这种相似恰恰是一体化的表现。长三角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并形成集群优势，对外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
当年，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一体化还只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倪鹏飞看来，这一战略更多是从北京大城市病出发，为了解决问题而提出，京津冀地区本身在交通和产业上基本处于绝缘的状态。2017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也是自发形成的，但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一些差异，仍然需要磨合。
“幸运”的安徽，“想通了”的上海
巧合的是，这份报告发布不久，此前一直“徘徊”在长三角边缘的安徽，被纳入了进来。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安徽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一部分，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安徽面积13.9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059.2万人，在传统地理概念中属于中部，经济较江浙沪地区欠发达，但这里恰恰是为长三角输入最多人力的地方。安徽的加入，既令当地居民有机会分享发达地区的红利，又大大扩大了发达地区的腹地，可以分享发展中地区清新的空气和宜居的环境。
另一个有所突破的城市，是上海。一度，占据政策和资源优势的上海，对商业底蕴同样强大的江浙的态度中，竞争超过了合作，防备多于互利。这样的情况近期发生了改变，作为“龙头大哥”的上海开始主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去年年底，上海市市委书记李强率领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在2天内密集访问了安徽、江苏、浙江3省。此后，从年初的两会上详谈一体化发展的具体思路，到6月初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后接受四省主流媒体的联合采访，这位曾经主政江浙的上海一把手不断释放着大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一系列信号。
“区域能不能合作成，要看龙头老大愿不愿意做一些暂时的付出。过去上海总是担心有竞争压力，总是担心周边地区超越它，现在上海（一体化）的积极性在明显提高。”倪鹏飞表示。
事实上，长三角一体化的推动下，无论是南京、杭州这样准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合肥，发展路径也都不会再往通上海竞争、建设超级大城市的方向走了。在交通堵塞、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的城市病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蔓延的今日，城市群和都市圈已经不是繁荣的商业气息的代名词，而是用来治疗城市病的苦口良药。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名誉主席、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在今年6月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年会上指出，新时期城镇化要严格控制特大型城市的盲目扩张，探索建设城市带；同时还需要注意必须生态优先，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在我国东部地区主要是一个较大的区域战略，主要是期望能借此反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割据，推动发展的地区间间协调， 提高地区发展质量，更多为了避免发展中的摩擦、割据和制约，更好发挥上海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 这一次提高到国家战略，则要求其在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到标杆、标兵、模仿、带头作用。
在他看来，上海自贸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政策的大力推进，将把区域一体化发展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战略的高度。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习近平经济发展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再造一个大三角
不过，虽然当前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整体的规划蓝图依然欠奉。四个省市也分别都有自己发展方向的规划，如浙江的杭州湾，江苏的环江经济圈等等。 站在新高度上，长三角一体化又将有怎样的构想和布局，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倪鹏飞看来，当前整个东北、华北地区面临衰退，下行压力严重，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不把长三角、珠三角发展带动起来，保证南方地区发展向好，衰退很有可能向南方蔓延。因此，长三角一体化要有一个格局更大的规划，联动东西南北，促进这一区域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超级经济区。
在4年前的报告中，他的团队提出，要以“北进南优、西联东拓、中扩提”的空间布局原则，引导长三角向沪苏浙皖一市三省的纵深方向发展。北翼向江北挺进，构建以南京、南通、连云港（徐州）为支点的新型北三角，实现跨江发展，彻底转变长三角“南强北弱”的不平衡格局；南翼进一步优化提升浙东沿海，构建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支点的新型南三角；向西将联动南京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构建以南京、合肥、芜湖（蚌埠）为支点的新型西三角；向东开拓更广的海洋战略空间，逐步形成“四海一洋多岛”的海洋开发格局，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进一步做大做强区域中心，扩大其空间纵深，提升其功能定位。
他解释，之所以提出发展苏北地区，是因为这片区域发展起来之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北面南边才能连成一体，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上海和苏南的城市又有很大外溢潜力，中心城市发达区域的外溢效应得到释放和利用。“水很高，堵在这地方也浪费。如果打开放到苏北去，苏北就起来了。”
除了战略规划蓝图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完善平衡各方利益的协调机制。倪鹏飞建议，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均存在合作和竞争的双重关系，应搭建磋商平台，用市场化、准市场化的办法建立“讨价还价”的协调机制。不论大小、强弱、行政级别，均按照等价交易原则，就成本支出、损失补偿、权益让渡、收益分配等进行协商，实现多方共赢。例如，对于一个上游城市来说，如果下游城市需要你提供高质量的水资源和绿色的环境，那么上游城市就要计算出来，这样做会导致财政收入损失多少，下游城市通过什么样来弥补。除了在经济协调会的总框架下，还应该有旅游、安全、交通、环保等专业委员会，计算成本与收益。“之前大家都知道放在一起能够双赢多赢，究竟谁赢得多谁赢得少，谁先赢谁后赢，这个要是不计算，大家都有担忧。”他说。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