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霖
3月17日，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清真寺恐怖袭击的牺牲者已上升到50人，其他50名受伤者仍在救治中，悲剧并未完全结束。这场被称为“新西兰911”的恐怖袭击仍处于司法调查过程，但是，其引发的舆论浪潮已铺天盖地。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背景和复杂内外因素的恐怖主义事件，其外溢冲击波与长远后果依然难以完全预测与评估，但是，它从行为特征、主观动机和客观环境所体现的诸多特点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值得认真梳理与冷静思考。
杀人游戏：不同寻常的恐怖主义行为艺术
克莱斯特彻奇袭击案，最令人震惊的恐怕还不在于其一次枪击造成如此巨大的伤亡，而在于实施者将杀人夺命当做游戏进行并网络直播，是罕见的以娱乐化方式进行的屠杀，并以行为艺术方式贯穿始终，体现出超越人性与人伦的冷酷与残忍。这起高智商、高科技、专业化的独狼式恐怖袭击，堪称恐怖主义时代的符号性事件，开创了当代恐怖主义的又一危险案例，并因为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等特征，而赋予人们全新的观察视角和思考维度。
首先，恐怖主义性质无可置疑。这是一场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差别、有意识和强指向屠杀，最小受害者仅有3岁，而且对伤者补枪毙命，并带有鲜明的政治诉求和宣示，因此，这是毫无争议的恐怖主义行为，受到全世界主流舆论的强烈谴责，包括与袭击者具有相同种族与信仰背景的群体。
其次，仪式感、程式感十分明显。截止发稿时，尚无证据表明这是一次团伙作案，是嫌疑人布伦顿•塔兰特单枪匹马所为。但是，他之所以能造成如此严重的震撼，除了新西兰一直是乱世安全岛和社会疏于防范等客观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是一个精心策划过程和细节，精心选择地点、时机和目标，精心进行准备，精致完成杀人并于事前事中公共传播的系统工程。塔兰特行动前发布长达74页、自问自答的行动宣言，并在行凶枪械上标注具有历史与政治意义的数字和符号，体现出宗教祭奠般的仪式感和程式感。随着落网与受审，塔兰特将继续为其犯罪动机与理念进行辩护和传播，进而延续预设的仪式与程式，产生更大更持久的传播效果。
其三，专业性、职业化特点突出。塔兰特个人作案却瞬间造成大规模伤亡，呈现出一般恐怖袭击特别是独狼式行动少有的专业化、职业化特点，使观察家起初误认为有组织犯罪或特种部队背景人员所为。他不仅交叉使用多种武器，包括大口径散弹枪、自动步枪、手枪、自制炸弹和闪光弹，还改装散弹枪弹夹使其更有可持续的杀伤力，而且在武器使用顺序、流程等方面都体现出职业枪手特质，表现出超强的武器操控能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而实际上他从无行伍或警察从业背景，更无杀人或暴力犯罪案底。
其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驱动明确。塔兰特是个澳大利亚籍白人青年，信奉基督教，如果这两个特征不足说明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诉求，他预先精心编写和散布的《大替换》宣言，则旗帜鲜明地表明白人种族主义和独尊基督教立场，换言之，他是基于反对西方文化多元、仇视难民涌入和反感伊斯兰人口增长而大开杀戒。塔兰特作案枪械上的大量年代和数字，几乎都与历史上的文明冲突、特别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互杀伐的重大事件相关，比如，公元732年法兰克大帝在普瓦捷打败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入侵，1189年基督教十字军东征期间的拉卡保卫战，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帝国灭亡，1571年欧洲神圣同盟舰队击败奥斯曼帝国海军，1683年神圣联盟在维也纳保卫战中遏制奥斯曼帝国西征势头……凡此种种，表明塔兰特刻意用一场屠杀“非我族类”纪念历史上的宗教冲突和文明征服。
枪声之后：血光之灾映照的个人与社会问题
克莱斯特彻奇恐怖袭击案枪声已停，无辜死者不能复活，伤者及死难者家属将痛苦一生，肇事的杀人狂塔兰特束手就擒并将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鞭笞。然而，这场惊天大案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惟有反思和矫正，才是对死者最有意义的告慰；惟有抽丝剥茧，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和杜绝这种悲剧的发生。
首先，枪支泛滥必须严肃对待。新西兰允许合法持枪，民间约有150万支枪械，几乎三人一杆枪。塔兰特从2017年11月获得持枪证后陆续购入各种枪支弹药，但是从未有人或相关部门关注过其购枪动机和潜在风险，致使他有充分时间学习、训练、熟悉成套杀人武器。3月18日，新西兰政府表示将强化枪支管理，但是，更多的新西兰人已在案发后担心购枪受限而紧急添置。比照美国漫长的枪禁之争，可以想象新西兰及其他允许民间持枪的社会，尽管有效管制枪支并不容易，但这是防止枪械犯罪和造成重大伤亡的必设闸门。
其次，网络游戏与传播必须加以管制。塔兰特并无任何实战经验甚至职业训练，而如此冷酷且有步骤实施杀人，原因之一在于网战游戏中毒太深，这些射击游戏不仅教会塔兰特模拟实战的杀戮流程、技术和经验，也使其在线下付出实施时毫无违和感，更不会心慈手软。塔兰特连续杀人并在线直播长达17分钟，对于这种危险的示范传播，没有相关机构及时制止，足见网络暴力与血腥内容传播的便利。至于塔兰特的意识形态更是来自互联网，这个信息爆炸且充分互动的平台不仅是他“信仰”的唯一来源，也使他相信一种阴谋论，即白人至上和右翼分子传播的种族与信仰生存危机：西方人口正在有计划地被非欧洲人口取代，白人儿童的未来岌岌可危。
其三，人格缺失和认知偏执不能忽视。塔兰特并非天生杀人狂，澳大利亚媒体采访其昔日邻居表明，他曾是个好孩子，友好、温和但是回避熟人的眼睛且喜欢埋头走路，显然有一定程度的社交恐惧症，而其母也承认他中学时代难与同学相处，这种具有明显人格缺失和认知偏执的特点，必然使塔兰特误判周围的世界。塔兰特18岁时失去父亲更让他失去人生方向，并在离家游历各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他的扭曲三观，最终因白人和基督教社会频繁遭遇恐怖袭击，以及白人种族主义者大选失败而彻底失望，进而甘愿做“恐怖分子”并视移民为“入侵者”而诉诸杀戮。因此，单纯从道德上谴责塔兰特于事无补，这出悲剧的酿成具有诸多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一起特例，但是，其背后折射的社会问题却值得各方反思。
其四，个体施暴与文明冲突。尽管塔兰特是一名白人和基督教徒，射杀的是清真寺里的有色人种和穆斯林群体，但是，不能就此将其简单定性为文明冲突，因为他只代表他个人而非全体白人或基督教徒，一如不能把单个或团伙穆斯林的恐怖行为归罪于他所属的种族和信众。
从学理意义上说，今天不存在文明冲突，因为文明这种大系统的对决，必须由构成文明的主体来驱动和进行，包括主权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宗教团体和普通大众集体参与。如果说，古代的希腊与波斯长期互相征战、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漫长彼此讨伐属于文明冲突，当今世界构成文明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宗教团体和普通大众总体和平相处，交往融洽是主流，重大冲突更多是集体利益冲突而非文明冲突，相反，同质文明内部冲突远多于异质文明间冲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回避构成伪“文明冲突论”和“阴谋论”思潮的现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引发的“伊斯兰圣战”，到巴勒斯坦问题引发“反以反美主义”；从美国“911”和民主化改造中东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到“阿拉伯之春”后西方军事干涉中东引发难民潮和“伊斯兰国”武装成员全球化；从西方难以禁绝的“反犹主义”，到因西方人口出生率下降和经济、社会和安全危机而引发的“伊斯兰恐惧症”，都一并构成主流文明之间的信任缺失和个人不安全感，也为形形色色的具有种族、信仰背景的恐怖袭击提供了话语空间和摩擦土壤。
对伊斯兰世界而言，也必须尽快摆脱“受害者”历史情结，正视自身发展与革新，从根本上消除内部极端主义、暴力主义和恐怖主义支流逆流，铲除“伊斯兰恐惧症”病灶，避免类似克莱斯特彻奇式悲剧发生，与西方世界共同营造一个不同文明从集体到个人都和谐相处的新世界。（作者为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联社总裁）
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商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