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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到“大国博弈的主要平台”

庞中英 2019-6-28 12:49:47

庞中英

冷战后的全球治理的最重要进展之一正是G20的创建和运行。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后,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包括欧盟)发起了G20财金部长会议。所以,今年是G20成立20年。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WTO部长级会议,期间却爆发了首次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示威,受到广泛关注。从一开始,G20就是为了集体治理全球化的。全球化产生包括金融危机和社会失衡等全球问题。从逻辑上讲,全球问题要获得全球解决(全球治理)。这是G20诞生的主要背景与起源。

G20在运行的第一个10年,主要关注的是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所谓“新兴经济”)的金融危机,对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贡献也仅限于此(不过,一些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对此不以为然)。令G20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首先是在美国,然后是在欧盟,爆发了债务引发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美国、英国和欧盟领导人的强烈呼吁下,G20旋即升级为多边首脑会议,即政治峰会。2019年日本举行的是第14届G20峰会。

今天,G20的存在与1999年不同,与2009年也不同。这些不同,不仅是一般的年份的、背景的差异,而且甚至是本质的不同。1999年,尽管有不成体系的、不受重视的“反全球化”的全球活动,但是全球化在欧美的推动和中国等国家的参加下还在凯歌行进。2009年,美国和欧盟在要求“新兴经济”与他们“同舟共济”,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在合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承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慷慨大话:G20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G20《匹兹堡峰会联合声明》)以及要实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合作”,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评估过程”。

在2019年,普遍担心的“地缘政治”的“大变局”全面影响到包括G20在内的全球治理。几组关键的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全球经济治理是G20(包括峰会)的实际主题。目前,人们最关注的不是G20大阪峰会将发出如何改革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包括WTO)的一致意见和行动计划,而是关注中美等在大阪是否达成贸易协议。

G20在“同舟共济”结束后(一般认为是2011年),就逐渐远离其2009年确定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的目标,而是以常规的、不太敏感的、相对容易的以及一些大而空泛的议题为主。

我们知道,2017年后,在特朗普政府退出有可能代表下一代的自由贸易安排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之后,日本“力挽狂澜”,没有让TPP解散,而是发挥“日本的国际领导作用”,让TPP余下的11方组成了新的TPP,即综合和进展性的跨太平洋伙伴(CPTPP)。目前,CPTPP已经运行。

日本轮值G20主席国,其对全球治理以及多边自贸体制的高度依赖非常有助于G20发挥全球经济治理功能。这一点从G20日本进程(大阪峰会后,日本的G20轮值主席并未结束,要到2019年12月开完最后一届部长会议才交棒给2020年的轮值主席国沙特)可以明显看出。日本设置了很多真正的全球治理主题及议程:在贸易方面,最重要的是关于WTO多边体制的改革及其未来;在基础设施方面,日本尽管充斥了私心(其强调的“高质量基础设施”的潜台词是“低质量基础设施”,以及邀请了亚洲开发银行却没有邀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合作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治理问题;在数字经济方面,日本也是如此“心事重重”,却试图推动关于数字经济的全球规则或者全球治理。但是,大阪G20峰会有关全球治理的部分,并不可能达成包括美国在内的一致。

G20峰会,包括本次的大阪峰会,实质上不再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而是赤裸裸的大国博弈或者大国外交的平台。在全球治理陷入深重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G20还能走多远?(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见习编辑:李茜楠 主编:商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