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研究领域涉猎全球化、经济增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等。他的“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增长诊断”等理论曾激起学界的热烈反响。
在其著作《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中，罗德里克不仅澄清了关于贸易的种种谬误，还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技术革命和工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强调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扩大政策选择空间，进而突破既得利益束缚，重建理性的世界经济。在当下全球政治经济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该书为我们洞悉问题、寻求出路提供了一个卓有见地的框架。
丹尼·罗德里克
除了凯恩斯之外，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许是最能影响政策制定者理解经济运作方式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因对货币政策和消费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最受人铭记的是，他在上世纪后半叶以一个远见者的身份为自由市场狂热者提供了理论炮弹，并在1980年后的经济政策剧烈反转中成为幕后推手。
当人们对市场的怀疑日盛时，弗里德曼用清晰易懂的语言解释说，私营企业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建立在节俭、勤奋和个人能动性之上。他抨击了阻碍创业和限制市场的政府法规。米尔顿·弗里德曼对20世纪的意义，如同亚当·斯密之于18世纪。
1980年，当弗里德曼标志性的系列电视纪录片《自由选择》播出时，世界经济正经历一场非凡而痛苦的变革。受弗里德曼思想的启发，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等政府领导人开始废除过去几十年里形成的政府限制和管制。
中国告别了中央计划经济，从农业再到工业，市场得以繁荣发展。拉美大幅降低贸易壁垒，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曾经的指令性经济坚定地走向了自由市场。
然而，弗里德曼也留下了一份不那么受欢迎的遗产。在热情推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他把市场和国家对立起来。实际上，他将政府视为市场的敌人。因此他让我们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即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混合型的。不幸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了之际，世界经济仍在与这种盲目性对抗，而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
弗里德曼学派大大低估了制度作为市场前提条件的重要性。在他们眼中，只需要让政府执行产权和合同，市场就能很快发挥魔力。事实上，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并不能自我创造、自我调节、自我稳定和自我合法化。各国政府必须投资于交通和通讯网络，消除不对称信息、外部性和不对称的议价能力，缓解金融恐慌并减轻衰退，回应民众对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诉求。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真髓，就像柠檬是柠檬水的精华一般。纯柠檬汁几乎不能喝，你需要把它与水、糖混合。当然，如果混合进过多的水，你就会毁掉这杯柠檬水，就好比过多政府干预会让市场失灵一样。诀窍就在于不要放弃水和糖，但要把握好比例。中国香港是弗里德曼推崇的自由市场典范，目前仍然是混合经济这一规则的例外，但即使在那里，当地政府也在住房土地供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弗里德曼在大多数人脑海里的形象是这样的：一位微笑着的、矮小且谦逊的教授，在《自由选择》的镜头前举着一支铅笔，解说市场的力量。弗里德曼说，这支铅笔是由全世界成千上万人造就的——铅笔的石墨需要挖掘，铅笔的木材需要切割，铅笔的各部分需要组装，最终成品需要营销。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协调以上行为，这一壮举是由充满魔力的自由市场和价格体系完成的。
近四十年后，这个由经济学家列昂纳德·里德原创的铅笔传奇，有了一个有趣的番外篇章：如今，世界上大多数铅笔都产自中国，而中国经济是民营企业和政府作用的奇妙组合。
弗里德曼可能想知道中国是如何主导铅笔以及其他众多产业的。墨西哥和韩国有更好的石墨来源。印尼和巴西的森林储备更为丰富。德国和美国拥有更好的技术。虽然中国有很多低成本劳动力，但孟加拉、埃塞俄比亚等人口众多的低收入国家也不缺劳动力。
毫无疑问，大部分功劳应属于主动创新、不畏辛劳的中国企业家和劳动者。但如果不提及以下因素，当今的铅笔故事是不完整的：在技术创新和劳动力培训领域，中国国有企业是最早开始投资的；中国的森林管理政策人为压低了木材价格；政府的出口补贴和外汇市场干预，为中国生产商带来巨大的成本优势。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补贴、保护和激励推动了快速工业化，从而改变了全球分工格局，使其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弗里德曼本人也许会对这些政府政策痛心疾首。然而，如果政府不为市场力量提供助推，以帮助这个产业起飞，中国铅笔工厂的数万名工人可能仍为贫穷的农民。鉴于中国经济的成功，我们很难否认政府工业化政策做出的贡献。
自由市场的狂热者们在经济思想史上仍有一席之地，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思想家留下的遗产是模糊且令人困惑的。这是因为干预主义者在经济史上已取得了重要的功绩。
（本文内容摘编自《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中信出版集团授权）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