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藜（右二）与兆丰（右一）
兆丰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就是财政部，所以从内心深处对财政部充满感情。从1983年至1993年，在财政部机关工作整整10年，经历了王丙乾、刘仲藜两任财政部部长，与后来三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谢旭人、肖捷做过同事。我的成长历程，得到了财政部这块土壤的滋养，受到了这些领导和同事的栽培，深深地烙下了财政部的印记。所以，对财政部、对这些领导充满了感谢之情、感恩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自建国以来，迄今共有过13任财政部部长。不少财政部部长都声名显赫、功勋卓著、名冠中华。如第一任是薄一波；第二任是邓小平；第三任是李先念；第四任是张劲夫；第五任是吴波。刘仲藜是接的第六任王丙乾，成为共和国第七任财政部部长。1988年1月刘仲藜从黑龙江省副省长任上调任财政部副部长时，部机关曾颇为轰动，因为财政部的传统，副部长基本上都是从部里产生。一度小道消息说是因为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看中了他。刘在黑龙江当副省长之前，是黑龙江省计委主任，其才干为宋平主任所赏识。国家计委当时职数已满，听说中组部要从地方选调干部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就推荐给了王丙乾。当时，王丙乾是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传说王丙乾为此专门去黑龙江进行调研，实地对刘仲藜进行了考察，甚为满意。此事真假无从考证，但刘仲藜很快调财政部当副部长确是事实。
财政部几十年老部委的作风和传统，因为地方大员的调入，而多少有些改变，我们这些“小青年”还是很欢迎的。但由于他并不分管我们司，所以并未与他发生工作关系。我在财政部直接在他手下工作是源于治理“三乱”专项工作。那时，他已从财政部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所谓“三乱”，是指当时盛极一时的地方和部门搞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等不正之风。“三乱”已危及政治、经济稳定，企业和群众不堪负担，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1990年初，一份新华社内参呈送到国务院总理李鹏案头：“陕西省人大调查‘三乱’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总理阅后，甚为震惊，当即批示：“请王丙乾同志组织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处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三乱”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情况复杂、难度很大，党中央、国务院为此决定成立全国治理“三乱”领导小组，由国务委员王丙乾任组长，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藜任副组长。成员单位分别由国务院办公厅及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物价局、监察部、人事部、民政部、农业部、审计署、国家教委、卫生部、公安部、建设部、交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务院法制局等16个部门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刘仲藜是常务副组长，财政部刘积斌副部长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财政部。我由于一开始就参与调研，起草调查报告，被抽到办公室综合组。综合组组长是谢旭人。至此，直接在刘仲藜、刘积斌、谢旭人手下工作。蔡慧卿是综合组副组长。刘仲藜曾透彻地分析“三乱”产生的原因：“‘三乱’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有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过热、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缺乏全局观念、群众观念和法治观念，对‘三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管理不严，清理整顿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才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记得为了开好全国治理“三乱”工作会议，我曾陪谢旭人副司长到国务院办公厅（中南海）给仲藜部长汇报会议筹备工作情况。他很热情，中午还请我俩在国办食堂吃的便饭。刘仲藜的亲和、平易近人、做事果断、有思路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9月，他从国办调回财政部出任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成为唯一一个同时身兼两职的部长。虽然后来项怀诚、谢旭人、肖捷都当过税务总局局长和财政部部长，但他是唯一同时担任过这两个职务的部长。
第二件事涉及我自己。1996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有关部门要抽调一批干部到香港工作，国务院侨办出面找财政部提出借调我到香港中旅集团工作，但我所在单位不太同意。为此，我找了刘积斌副部长，经他与刘仲藜部长沟通，最终仲藜部长拍板放行，也让我有了亲身经历香港回归和见识亚洲金融风暴全过程的机会。他当时顾全大局，讲政治、讲团结、讲合作的精神，至今仍影响着我。
仲藜部长做了6年的财政部部长，为财政工作积极谋划，做了大量的工作，财政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在他任内尤其有两件事为大家所称道，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是财政的法治建设。在他任内主持了《会计法》的修订，起草并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注册会计师法》，起草发布了《两则两制》，并开始筹建三所国家会计学院。三所学院建成后，朱镕基亲自题词：“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他还主持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的联合，以及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等工作，为中国财税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二是分税制改革。20多年前的税制改革使得财政收入快速向中央集中，挽救了一场中央财政危机。可以说正是那一场央地财政关系的重大变革，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对这段历史，《凤凰财经》曾有一文专门谈道“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实行财政包干制，各省和中央签订承包合同，定好交多少税，财政收入多了也不会多交。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地方口袋里的钱多了，而中央财政却越来越‘穷’，对财政大局的控制日渐削弱。从1988年开始，财政部需要连续三年向地方政府借钱。到了1991年时，刘仲藜对朱镕基说，他切身体会到旧小说中常说的‘国库空虚’了。这才有了1994年那场税制改革，重新将税源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将地方上更多的税收收到中央来。1993年9月到11月，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朱镕基带着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一个一个的做工作。让最大的受益者割让蛋糕，难度可想而知。广东的财政包干体制运行力度大，对分税制也明确表示了抵触态度。这里也是最关键的一场硬仗”。刘仲藜曾回忆说，“广东的两位主要负责人找到朱镕基，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问朱镕基，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干了。追不上‘四小龙’问题可就大了。朱镕基当夜就把财政部部长和地方预算司司长叫到房间连夜重新测算，最后少拿了300亿。但蛋糕也做大了，地方财政也有了更大的增长。在一波三折的讨价还价中，广东最终还是顾全大局，同意实行分税制。事后朱镕基半开玩笑地说，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集中程度大大提升，中央权威得以加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中央的领导。
刘仲藜1934年10月生，浙江宁波人。南方人但一直在北方黑龙江工作。1982年7月起任黑龙江省计委副主任，1983年5月任主任、党组书记，1985年5月任黑龙江省副省长。1988年1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90年7月至1992年9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1992年9月至1998年3月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1994年2月）。他开创了财政部副部长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再回财政部当部长的先例，此后金人庆、肖捷都是走的这个路子。1998年3月至2000年11月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2000年8月）。2000年11月至2003年3月，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书记（2001年1月）。他是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是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
做过财政部部长，对财政干部尤其是一起共过事的干部，刘仲藜很有感情，间或，大家还在一起聚聚，回忆往昔，畅谈过去，也十分有趣。“成败得失转头空”，他的性格南北兼具，既豪爽、大方、磊落，又细腻、聪慧、沉稳，跟他在一起，你会被他不知不觉中所感染，所激励，他浑身上下散发出吸引你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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