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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高度不平等会导致经济低效率

斯蒂格利茨 2020-10-9 17:28:03

编者按:几十年的不平等,造就了今日的美国。美国不平等的根源是寻租泛滥,即少数精英通过剥削、掠夺和兼并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真正创造财富的活动,却慢慢变得无人问津。对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辩称:“牺牲公平可以带来效率。”现实却是不平等吞噬了就业,断送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揭开了不平等的真相,并驳斥了各式各样的谬论。

斯蒂格利茨

高度不平等造成的不稳定会带来多种代价,还应对当前美国经济所经历的低效率和低生产率承担责任,比如,对广泛有益的公共投资的削减以及对公共教育支持的减少;对于经济(尤其是与寻租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巨大扭曲;对于工人士气以及攀比问题的影响等等。

降低了公共投资

当前经济领域的普遍观点强调私营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当我们谈到创新时,就会想到苹果、Facebook、谷歌及其他许多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公司。但在幕后的却是公共部门:这些公司的成功(实际上也是整个美国经济的成功)都大大依赖于运行良好的公共部门。这个世界不缺乏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但最终结果(即他们能否把自己的想法转化为市场上的产品)取决于政府。

具体而言,是政府设定了游戏的基本规则,执行着各项法律。普遍来说,政府提供了使社会和经济得以运转的软硬基础设施。要是政府不提供道路、港口、教育或基础研究的话—或者不能确保其他人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至少可让其他人建设的条件,那么日常商务往来就难以蓬勃发展。经济学家称这样的投资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这一术语指的是人人都能享用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益处的事实。

现代社会需要集体行动,即让整个国家全体成员行动起来进行这些投资。而来自这些投资的广泛社会收益不能为任何私人投资者所独揽,这就是把这类活动交由市场就会导致投资不足的原因。

美国和世界都已从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浅。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州立大学和农业技术相关研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今天,政府资助的研究又促进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进步。

几十年来,美国在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各层次教育等领域一直投资不足。鉴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致力于削减赤字,且众议院拒绝增税,今后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还面临着进一步的削减。尽管有证据表明这些投资对经济的推动效益大大超过了私营部门的平均回报并且也高于政府的资金成本,但削减还是实施了。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正是由创新所支撑的,也就是先前几十年里创新的结果。但是私营部门能够汲水的那口井(为了下一代的转型投资)正在枯竭。应用型创新依赖于基础研究,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做得不够。

我们未能进行这些关键的公共投资,这一点不足为奇,它是社会财富不对称分配的最终结果。一个社会在财富方面变得越分裂,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共同需要的方面花钱。富人不必依赖政府来得到公园、教育、医疗或人身安全,这些东西他们自己都能花钱买得到。于是他们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富人也担心强有力政府的存在——一个能够运用权力来调节社会中存在的不平衡的政府能通过从富人那儿拿走一些财富然后用于会增进共同利益或者帮助底层群体的公共投资。虽然最富有的美国人也许会抱怨我们现有的这种政府,但实际上多数富人就喜欢它现在这个样子:盘根错节难以进行再分配;过于分裂难以做成任何事,只能降低税收。

发掘潜力:机会的终结

对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公共产品的投资不足造成了一种经济流动性的下降。经济流动性的下降继而又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效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每当我们削弱机会的平等时,我们就没有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利用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之一——人。

与富家子弟相比,贫困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教育前景的暗淡。家长的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大学学费的上涨速度要远远高于工资涨幅,尤其是那些承担着教育70%美国人义务的公立大学的学费。但有人不禁要问:难道扩大助学贷款计划不能弥补差距吗?遗憾的是:不能,并且金融业在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天,市场上充斥着一系列不正当激励措施,再加上缺乏阻止滥用职权的管制,使得助学贷款计划不但没有帮助穷学生脱贫,反倒使得他们陷入进一步的贫困。金融业在学生破产时也不免除助学贷款,这就意味着贷款方并不关心学校的教育服务是否能提高学生收入。

与此同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给管理者提供了丰厚收入的私立学校成功抵制了提高贷款标准的政策,高贷款标准会令盘剥不知情穷学生的学校无资格贷款(拿了学生钱却提供不了能使他们找到工作挣钱还贷的教育的学校)。

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便年轻人看到了父母深陷债务负担,也还是要不情愿地申请助学贷款。实际上,选择这么做的年轻人为数众多,现在美国大学生的人均欠债超过了2.5万美元。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削弱了经济流动性并且从长期来看将会降低美国的生产力:家庭教育。关于教育程度的研究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由于中下层人群都要为生存打拼(必须多干活才能维持生计),于是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时间就变少了。这样家长就不太能够监督孩子的家庭作业,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其中一项妥协就是减少对孩子的投资(尽管他们不会用那样的字眼儿)。

(本文摘编自《不平等的代价》,全文有删减)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