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地区，有一条500米长的街道，名叫“中英街”。这里曾经以“一街两制”闻名：19世纪末英国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及附近海域，这条街就是当时划定的边界所在，一侧属于中国，另一侧属于英国。
百年间，中英街的面貌成了时代变迁的见证。上世纪60年代，深圳曾出现一波“逃港”潮，十万人涌入罗湖口岸，亦有少部分人从沙头角地区试图进入香港新界；上世纪80年代《中英街开放协议》签订后，中英街成为了“购物天堂”，香港一侧的店铺里出售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家电、箱包、黄金吸引了无数“淘金者”，街上的服饰、日用品百货也悄然引领着整个中国的时尚风潮。而今，深圳发展日新月异，整个内地市场都已呈现高度开放和繁荣，曾经“特殊”的中英街也早已繁华不再。
中英街难以避免的衰落背后，是深圳40年来步履不停地赶超全球一流城市的不懈努力。“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10月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评价了深圳40年来的发展成就。
面临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的深圳被赋予了更高的使命。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国城市竞争力NO.1
中英街所在的盐田区，是最初被纳入深圳经济特区的四个区之一。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其中指出深圳经济特区的地域范围包括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而龙岗区和宝安区则不在其内。也是因此，早年间深圳有一道“二线关”，关内是高楼林立、遍地“黄金”的经济特区，关外则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
一位20世纪90年代来到深圳工作的王女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她来深圳后印象最深的就是要过关。当时她家住龙岗，到东门老街购物时总是要去布吉海关排长长的队伍，才能进入关内。
深圳没有辜负这些年轻人的青春和汗水。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到电子设备、通讯器材的代工和“山寨”，再到如今华为、大疆等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5G、芯片、无人机、基因测序等高科技创新企业崭露头角，深圳的产业机构经历了不止一次转型，每次都能在时代的前沿领跑。40年间，深圳的GDP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19年的2.7万亿元，增长了近1万倍。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中心每年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深圳从2014年超越香港以来连续蝉联全国第一位。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中心主任倪鹏飞对此表示，深圳之所以能创造引领中国城市集体崛起的奇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开放，另一个则是创新。既要坚持在制度层面和技术上持续性创新，还要面向世界开放，吸引全球要素，产品销往世界、服务于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
“双循环”下的开放新命题
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放”的命题又面临着新的挑战。过去两年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华为遭美国政府下令断供，TikTok被强制要求出售……在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如何坚持开放、扩大开放？这道难题，同样摆在了深圳这座我国对外开放窗口城市的面前。
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开，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又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针对这一新的提法，有一种猜测是中国要从“外循环”转成“内循环”。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日前在公开演讲中表示了否定。他指出，中国讲内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外循环仍然很重要，但是外循环要上一个很大的台阶，所以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而在他看来，深圳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规则型开放，正是高水平开放的一大特点。10月11日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制定深圳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过去说对外开放是货物服务开放，以后的重点是制度规则型的开放，而且是基于负面清单的，就是开放是常态，不开放是例外，而且要有制度上的保障。”刘世锦说。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首席分析师杨畅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特别措施清单有望在基础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大胆试、大胆闯，加快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体现了深圳先行先试的意义。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讲话中，习近平也提出了这样的期许。
能否应对产业空心化陷阱？
另一个令公众普遍担心的问题是深圳的房价。2015年，深圳房价持续上涨，成为当年全球房价上涨最快的城市。此后的几年虽然没有延续快速上涨趋势，但也没有出现回调。2019年底调整“豪宅税”后又迎来一波上涨，在2020年上半年成为全国楼市的最大热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8月，深圳新建商品住房上涨了5.4%，二手房上涨了17.2%。
当一座城市的房价持续走高，必然会带动土地和厂房租金、员工工资的上涨。而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难免造成企业无法负担，转而通过产业转移寻求降低成本。据《深圳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深圳2018年有91家规上工业企业外迁，约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599.7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95%。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计27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成为外迁新领域。
事实上，不仅是中小企业，一些有标志性意义的高科技企业也出现外迁情况，例如华为将研发基地迁到东莞松山湖，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到河源。一时间，深圳是否会重蹈温州等城市“产业空心化”的覆辙，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无论是深圳还是全国，房地产行业始终在一定时期内充当城市发展引擎的作用，房价一定程度的上升也倒逼城市进行转型升级。现在无论深圳还是其他一些城市，都面临挤出消费、挤出制造、挤压创新、挤压外引的挑战。”在倪鹏飞看来，目前深圳市政府对房地产、土地财政的依赖并不强，正因如此，当地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转型具备了重要条件。
摆在深圳面前的最大问题仍是发展。倪鹏飞指出，面对外界的封锁，深圳需要一根强有力的“尖针”来突破，这根“尖针”必须是一流的软硬件、一流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公培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