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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带来公益行业“至暗时刻”,大额资金的募集还“有戏”吗?

文梅 杨德泽 2020-12-9 20:08:53

本报报记者 文梅 见习记者 杨德泽 北京报道

公益资金的募集是影响公益事业发展的一大因素。虽然近几年公益组织的注册数量和募捐总额呈持续增长,但整体来看,社会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似乎在悄然消退,公益组织募款也呈现出两极化趋势。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为包括基金会在内的诸多公益组织募款增添了许多变数。

疫情最为肆虐之时,所有公益人的神经似乎都被不断刷新跳动的两类数据牵扯着——确诊病例和捐赠金额。根据界面新闻此前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企业捐赠报告》,自新冠疫情暴发到2月底,社会各界的捐赠总额达到200.53亿元 ,其中企业捐赠额度达到187.10亿元,占总捐赠额的93.30%。结合历年的捐款总额来看,总金额在短时间内获得“应激性增长”,企业捐赠在其中占比大大增加,而往年只占到六成左右。

但是在疫情带来的“刺激性捐款”结束之后,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也将必然体现于公益事业。就此,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企业筹资总监高俊旭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虽然公益募款因疫情影响正在变得日渐艰难,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企业相信,基金会是有能力做好公益服务的”。

疫情之下 公益组织面临“至暗时刻”

2020年9月20日,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了抗疫以来公益捐赠总额,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后,全国通过各级慈善组织累计捐赠抗疫资金达396.27 亿元,累计捐赠抗疫急需物资 10.9 亿件,对比《新冠肺炎疫情企业捐赠报告》可以看出:疫情最严重时期,企业单月捐赠额已经占到了捐赠总额的一半以上,由此不少人提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疫情刺激主导了社会捐赠,公益慈善资源也因此被过度“透支”?

另据中国发展简报5月27日发布的《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表明,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区域的执行型公益组织,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中西部地区比起经济发达地区的执行型公益组织,日子尤其显得难熬。当然也有部分省份在筹款等环节优于同期水平,总之,冷暖自知,喜忧参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大灾年份的捐款往往有‘透支’特征,此次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也会影响到明年的企业捐赠。”他预测2020年的捐款总量可能会不降反升,疫情对公益行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从2021年开始凸显。据悉,2008年汶川地震时,社会各界捐赠总额达到了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其中,救灾捐赠占比超过七成。2009年,社会捐赠总量524亿元,较2008年下降近50%。

2020年无疑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疫情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高盛集团发布的预测,新冠疫情全球性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要比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四倍。从目前募款数据来看,公益界虽然还算乐观,但是在疫情带来的“刺激性捐款”结束之后,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也将必然体现于公益事业。

比如,国际知名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已经关闭其在世界各地的18个办事处,同时裁员近三分之一。美国慈善捐助基金会(CAF America)近期的调查也显示,73%的公益机构指出今年捐赠收入已出现下降,半数预期明年捐赠收入跌幅超20%。同受疫情影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国内不在少数的公益组织必然也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了。

三大募款“秘笈”助力 正向推动公益生态

由此,因疫情影响导致的经济下行、企业捐赠缩减等诸多不利因素搁置于前的情况下,公益组织该如何募集更多善款,保证机构良性循环和发展——这是国内公益机构当下普遍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相比不少公益组织压力山大、叫苦不迭的现状,成立于2009年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似乎颇有些反其道而行之——疫情发生至今,基金会不仅没有陷入被动,反而呈现“愈战愈勇”之势。

高俊旭表示:“作为客户来讲,企业会考量每家公益机构的专业度、对公益的认知度,以及项目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相应公益目标的达成率,在类似指标的基础上,力求实现他们的一些传播诉求。”

高俊旭认为,基金会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我们在探究企业捐赠时,主要是看基金会对企业公益诉求的完成度,到底基金会的响应程度能达到多少?这是基金会对企业劝募最主要的指标。”

从中华救助基金会发布的年度工作报告来看,其企业捐赠一直处在增长之中,2018年企业捐赠只有一半, 2019年已经达到了64%。截至十月底,中华救助已经完成了2020年预算3亿的募捐目标。

据高俊旭介绍,诚信和透明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募款的根本。“其次,是我们的专业、高效与服务。我们在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对于项目报告其实还是很看重的,毕竟最后成果的展示代表了捐赠的效果。”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中华救助基金会在简化审批流程方面做到了尽可能的简约高效。高俊旭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积极对接,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从捐赠方提出申报到评估完毕、双方签署协议、制定整体规划和全年任务等,每一个环节都是快速反应。

“劝募的另一特点就是专业度。其实每一个基金会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对应领域里越来越专业。要在当下7000多家基金会当中体现出自己的专业度并不容易,因而,我们在不断地提高专业化,包括资金管理、项目执行、以及投资理财等各个工作层面,争取留住优秀契合的专业人才,推动基金会的良性发展。”

“第三,我们的机构文化已经根植在每个工作人员心中,包括基金会理事层面的价值认同。解决社会问题是我们最主要的发展目标,以该目标为基础,中华社会救助对社会事件和行业需求的反应程度非常快,认知准确,动作迅捷,由此推动了整个工作流程的节奏,带来了机构的良性发展。这也是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开展公益项目、机动安排和运作临时新增项目,且能够取得预期成效的核心因素。”

“在社会进步大趋势下,公益也需要围绕社会发展规律往前走,未来可能是互联网的,也可能产生人工智能、共享经济、区块链等多元格局。公益人要与时俱进,加强学习,结合基金会宗旨和使命,在筹款和项目规划、项目设计和项目执行各个方面勇于创新,不断提高和完善各项综合能力,通过市场化的综合能力帮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公众的公益启蒙。”高俊旭说。

不久前,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9全年企业捐赠款物931.47亿元,占捐赠总量的61.71%。不难看出,企业公益正在成为国内公益事业愈加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企业捐赠体量的增减是否可以全盘掌握国内公益组织的“生杀大权”?在2020年8月召开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思想峰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提出了不同看法:“除了政府之外,公益组织往往盯着有资源的公益大户,包括基金会、慈善总会和公司捐赠人。这些都没错。但无论是基金会还是草根NGO,唯有赢得个人捐赠支持,才能赢得市场,赢得未来。因为素不相识的自然人给公益项目捐款,他们只认项目好,捐得值,捐得开心。捐款人体验好了,还会口口相传,影响更多的人。这种取民心的慈善资源获取路线,比‘傍大款、吃大户’更有社会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其实,在具体的现实操作中,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也并非一味盯着大企业、大财团这类“金主爸爸”,而是力争公益资源均衡分布,且十分重视开发社会普通人群对公益的认知和参与热情。新冠疫情暴发至今,他们主动调整工作方式,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的工作模式,加大了互联网公益项目的传播和拓新,将一些重点项目进行了深入开发和展示,先后作为多个公益活动的发起主办或协办方,为行业联动和互动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后疫情时代,公益组织当如何加强与企业的交流沟通,帮助企业以正确的路径和方式投入公益慈善事业,同时也能与公众建立更为深入的互动和良好沟通,带动社会人士的可持续捐赠,更好的实现公益慈善资金的募集,推动机构生态的正向发展,确实值得深思。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思考和探索,是否可以成为公益行业在后疫情时代发展中的一种尝试,让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