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报记者 文梅 见习记者 杨德泽 北京报道
公益资金的募集是影响公益事业发展的一大因素。虽然近几年公益组织的注册数量和募捐总额呈持续增长，但整体来看，社会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似乎在悄然消退，公益组织募款也呈现出两极化趋势。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为包括基金会在内的诸多公益组织募款增添了许多变数。
疫情最为肆虐之时，所有公益人的神经似乎都被不断刷新跳动的两类数据牵扯着——确诊病例和捐赠金额。根据界面新闻此前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企业捐赠报告》，自新冠疫情暴发到2月底，社会各界的捐赠总额达到200.53亿元 ，其中企业捐赠额度达到187.10亿元，占总捐赠额的93.30%。结合历年的捐款总额来看，总金额在短时间内获得“应激性增长”，企业捐赠在其中占比大大增加，而往年只占到六成左右。
但是在疫情带来的“刺激性捐款”结束之后，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也将必然体现于公益事业。就此，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企业筹资总监高俊旭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虽然公益募款因疫情影响正在变得日渐艰难，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企业相信，基金会是有能力做好公益服务的”。
疫情之下 公益组织面临“至暗时刻”
2020年9月20日，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了抗疫以来公益捐赠总额，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后，全国通过各级慈善组织累计捐赠抗疫资金达396.27 亿元，累计捐赠抗疫急需物资 10.9 亿件，对比《新冠肺炎疫情企业捐赠报告》可以看出：疫情最严重时期，企业单月捐赠额已经占到了捐赠总额的一半以上，由此不少人提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疫情刺激主导了社会捐赠，公益慈善资源也因此被过度“透支”？
另据中国发展简报5月27日发布的《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表明，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区域的执行型公益组织，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中西部地区比起经济发达地区的执行型公益组织，日子尤其显得难熬。当然也有部分省份在筹款等环节优于同期水平，总之，冷暖自知，喜忧参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大灾年份的捐款往往有‘透支’特征，此次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也会影响到明年的企业捐赠。”他预测2020年的捐款总量可能会不降反升，疫情对公益行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从2021年开始凸显。据悉，2008年汶川地震时，社会各界捐赠总额达到了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其中，救灾捐赠占比超过七成。2009年，社会捐赠总量524亿元，较2008年下降近50%。
2020年无疑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疫情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高盛集团发布的预测，新冠疫情全球性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要比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四倍。从目前募款数据来看，公益界虽然还算乐观，但是在疫情带来的“刺激性捐款”结束之后，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也将必然体现于公益事业。
比如，国际知名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已经关闭其在世界各地的18个办事处，同时裁员近三分之一。美国慈善捐助基金会（CAF America）近期的调查也显示，73%的公益机构指出今年捐赠收入已出现下降，半数预期明年捐赠收入跌幅超20%。同受疫情影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国内不在少数的公益组织必然也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了。
三大募款“秘笈”助力 正向推动公益生态
由此，因疫情影响导致的经济下行、企业捐赠缩减等诸多不利因素搁置于前的情况下，公益组织该如何募集更多善款，保证机构良性循环和发展——这是国内公益机构当下普遍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相比不少公益组织压力山大、叫苦不迭的现状，成立于2009年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似乎颇有些反其道而行之——疫情发生至今，基金会不仅没有陷入被动，反而呈现“愈战愈勇”之势。
高俊旭表示：“作为客户来讲，企业会考量每家公益机构的专业度、对公益的认知度，以及项目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相应公益目标的达成率，在类似指标的基础上，力求实现他们的一些传播诉求。”
高俊旭认为，基金会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我们在探究企业捐赠时，主要是看基金会对企业公益诉求的完成度，到底基金会的响应程度能达到多少？这是基金会对企业劝募最主要的指标。”
从中华救助基金会发布的年度工作报告来看，其企业捐赠一直处在增长之中，2018年企业捐赠只有一半， 2019年已经达到了64%。截至十月底，中华救助已经完成了2020年预算3亿的募捐目标。
据高俊旭介绍，诚信和透明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募款的根本。“其次，是我们的专业、高效与服务。我们在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对于项目报告其实还是很看重的，毕竟最后成果的展示代表了捐赠的效果。”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中华救助基金会在简化审批流程方面做到了尽可能的简约高效。高俊旭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积极对接，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从捐赠方提出申报到评估完毕、双方签署协议、制定整体规划和全年任务等，每一个环节都是快速反应。
“劝募的另一特点就是专业度。其实每一个基金会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对应领域里越来越专业。要在当下7000多家基金会当中体现出自己的专业度并不容易，因而，我们在不断地提高专业化，包括资金管理、项目执行、以及投资理财等各个工作层面，争取留住优秀契合的专业人才，推动基金会的良性发展。”
“第三，我们的机构文化已经根植在每个工作人员心中，包括基金会理事层面的价值认同。解决社会问题是我们最主要的发展目标，以该目标为基础，中华社会救助对社会事件和行业需求的反应程度非常快，认知准确，动作迅捷，由此推动了整个工作流程的节奏，带来了机构的良性发展。这也是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开展公益项目、机动安排和运作临时新增项目，且能够取得预期成效的核心因素。”
“在社会进步大趋势下，公益也需要围绕社会发展规律往前走，未来可能是互联网的，也可能产生人工智能、共享经济、区块链等多元格局。公益人要与时俱进，加强学习，结合基金会宗旨和使命，在筹款和项目规划、项目设计和项目执行各个方面勇于创新，不断提高和完善各项综合能力，通过市场化的综合能力帮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公众的公益启蒙。”高俊旭说。
不久前，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9全年企业捐赠款物931.47亿元，占捐赠总量的61.71%。不难看出，企业公益正在成为国内公益事业愈加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企业捐赠体量的增减是否可以全盘掌握国内公益组织的“生杀大权”？在2020年8月召开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思想峰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提出了不同看法：“除了政府之外，公益组织往往盯着有资源的公益大户，包括基金会、慈善总会和公司捐赠人。这些都没错。但无论是基金会还是草根NGO，唯有赢得个人捐赠支持，才能赢得市场，赢得未来。因为素不相识的自然人给公益项目捐款，他们只认项目好，捐得值，捐得开心。捐款人体验好了，还会口口相传，影响更多的人。这种取民心的慈善资源获取路线，比‘傍大款、吃大户’更有社会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其实，在具体的现实操作中，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也并非一味盯着大企业、大财团这类“金主爸爸”，而是力争公益资源均衡分布，且十分重视开发社会普通人群对公益的认知和参与热情。新冠疫情暴发至今，他们主动调整工作方式，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的工作模式，加大了互联网公益项目的传播和拓新，将一些重点项目进行了深入开发和展示，先后作为多个公益活动的发起主办或协办方，为行业联动和互动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后疫情时代，公益组织当如何加强与企业的交流沟通，帮助企业以正确的路径和方式投入公益慈善事业，同时也能与公众建立更为深入的互动和良好沟通，带动社会人士的可持续捐赠，更好的实现公益慈善资金的募集，推动机构生态的正向发展，确实值得深思。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思考和探索，是否可以成为公益行业在后疫情时代发展中的一种尝试，让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