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
距离1月28日零点，也就是2021年春节返乡政策正式执行还有十来个小时，从北京丰台区回到天津家中的丁文远，健康码变成了橙色。
这并不是因为他途经了任何中高风险地区。北京此时仅有的中高风险地区位于顺义区和大兴区，早在12月初天津所有区域也都调整为低风险。而是因为，按照天津市当前的春节返乡疫情防控政策，他的家位于环城四区之一，不能依照返回城市的政策执行，而是要执行“返乡”规定，需要居家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
1月27日晚8时许，《华夏时报》记者拨通了天津12345热线咨询相关政策，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目前只有返回市内六区可以不按照“返乡”政策执行。并且他表示，这一政策已经于几日前开始执行，并非从28日才开始实施。
这意味着，如果不计入滨海新区，在天津这样一个2016年就撤销了所有县级建制的直辖市的中心城区，只有不到1/50的区域面积可以执行“城市”标准的防疫规定。尽管天津全域面积约为北京的2/3，但这部分“城市”的面积还不如北京朝阳区的一半大。
对于像丁文远一样，平时经常坐半个小时的京津城际列车往返的“北漂”天津人，回家在任何时候都十分容易，只有过年最难——如果加上北京要求返京须持抵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满7天、满14天各做一次核酸检测的规定的话，家住天津市内六区的人回家过年14天，前后至少要做4次核酸检测；而住在这六区之外的人须居家隔离14天，并前后接受至少5次核酸检测。
健康码截图
异类“北漂”
丁文远在上周末就回到了天津。本着配合政府工作的想法，他在返津之前先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报告了自己的行程。当时，社区并没有向他提出必须隔离的要求。
这符合他的预期。1月21日，天津官方媒体公布了返乡政策，明确2021年春节期间来津返津“五类”重点人员健康管理措施，包括入境人员、冷链等高风险行业来津返津返乡人员、中高风险地区来津返津人员、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来津返津人员和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从行文中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春节期间入津的整体人群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来津返津人员，一类是返乡人员。
这份通知刚刚发布时，丁文远所在的一个聚集了许多京津两地往返通勤者的微信群就热火朝天地讨论了起来。由于前一天晚上，国家卫健委已经在深夜回复中明确了“返乡人员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他们都认为自己不算第五类“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大部分人认为，由于北京仍有中高风险地区，自己应该算作第四类“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来津返津人员”，只需携带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
也有少部分人认为，自己应该和住在廊坊的“北漂”一样，算作“环京通勤人员”，因而不应受返乡政策限制。这个想法并未获得明确的政策支持，到目前为止“环京地区”仅覆盖河北的北三县、固安、涿州等地区和天津的武清区。
这或许是因为这个人群的数量没有燕郊通勤族多的缘故。2020年春运百度地区迁徙大数据显示，从农历腊月二十七到二十九是北京迁徙规模最大的三天，统计从北京迁出的人口的主要目的地，天津的排名稳定排在第五，保定、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几个城市较为靠前。
尽管人数并不多，但京津两地的通勤人员确实是“北漂”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 2007年开通的京津城际列车让北京和天津这两个相隔120公里的城市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在北京工作、在天津生活完全可以实现。不过由于高铁票价并不低廉，他们的通勤周期大多不是一日一次，而是以周为单位。也是因此，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虽然在北京租房，但并不会在北京理发、存放过季衣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需要在北京寻找“家”的感觉，因为他们知道，能够吃到正宗的煎饼果子、老豆腐或锅巴菜，有家中的父母长辈的城市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回去。
“涉农”地区
然而临近春运，事情开始有了变化。在丁文远回到家三四天之后，居委会通知他所在的街道“涉农”，需要居家隔离14天，每7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并将他的健康码修改为橙色。无论是超市、菜市场、商场还是地铁、公交，在这个春节里都注定与他无缘了。
同时，许多家在津南、北辰、滨海新区的天津人在咨询社区时，也收到了同样的答复。有人还反映，社区要求回去第一天就要做核酸检测，即使持有阴性证明也不行。
1月20日，卫健委发布《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后，解释了“返乡”人群的定义，但并未具体指出应该如何界定“农村”的范围，而是要求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国家政策确定农村地区范围，制定本省的实施细则。因此，除了本身就是村级建制的地区确定要按“返乡”执行外，各个城市如何界定“涉农”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
《华夏时报》记者1月28日下午获得的一张聊天记录截图显示，滨海新区将经开区、保税区、高新区、东疆港保税区、中新生态城等5个开发区和塘沽街、新港街、新村街、新北街、杭州道街、新河街、大沽街、泰达街、大港街等9个中心城区街道作为城市地区范围，返城人员应持7日核酸检测证明，并在抵滨第1、7和13日进行三次核酸检测。其他12个涉农街镇均按照农村地区范围执行。而中心城区内，仍然只有市内六区是没有涉农的“城市地区”。
如果单从建制上来看，天津中心城区确实只有城六区只有街道没有乡镇，环城四区和远郊五区都是既有街道也有乡镇。但是即使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核心建制区，也有不少既有街道又有乡镇，如北京的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通州区，上海的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如果但凡下辖乡镇就将全区划为“涉农”地区，上述地区同样要被算成“农村地区”。
在划分“农村”的范围上，重庆的思路或许值得借鉴。27日，重庆市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罗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农村地区是指乡镇、涉农街道，即乡镇和有涉农的街道就属于农村地区，具体范围由各个区县结合自身实际来划定。起码，在重庆和滨海新区的思路中，都将划定单位细化到了街道。
四大直辖市市辖区中，标注红色的为下辖仅有街道的区。（注：重庆另有12个建制县，并未列入表中）
“天津折叠”
而丁文远的家正是位于区内的一个街道中。周边既有地铁，也有学校和公园，二手房单价在1.7万-2万左右。对于防控政策的反复，他猜想，或许最初他报备时，政策在执行层面仍然是模糊的，到近期“标准”才传达了下来。
家住静海的王德诚刚刚在家族群里说“今年能买鞭炮了”，就被朋友通知了春节回家需要14天隔离+核酸的消息。“天津折叠。”他感慨，“直辖市的优越感荡然无存了，这不还是个县吗。”
“折叠”这个词化用自获得第74届雨果奖的中国女作家郝景芳，而她恰好也是天津人，出生在河西区小海地。2020年，河西区是天津城六区土地挂牌数、成交金额最高的一个区，其中小海地的两宗住宅楼面价达到2.3万/平米，土地溢价率27%，创造了近期的新高。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城六区的住宅在天津确实属于稀缺资源。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和平区最近八九年间只供应过一宗土地，南开区上次供应土地也要追溯到2019年。河东、河西区供应得略多一些，但由于位置处于中心城区，仍是“物以稀为贵”。
由于中心城区面积小、发展受限，天津近年来在环城四区、远郊五区和滨海新区等发展较快的地区供应了大量的土地。以供应较多的2019年为例，市内六区仅供应7幅土地，环城四区为73幅，远郊五区为59幅，滨海新区为51幅。许多人从城市中心破旧不堪的棚户区搬出来，住进了老天津人口中的“四郊五县”里窗明几净的新房。
然而，这些以现代都市、未来城市为标杆打造的新城区，却在疫情防控的政策下被打回了原形。它们仍然只是郝景芳笔下被折叠的空间，彼此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分明界限。
在1月27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就地过年的政策是分级分类的，各地方在政策执行的时候，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甚至有的地方还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尽管此前一直做着回家的打算，王德诚还是早就在北京的合租房里准备了6箱矿泉水、500多块钱的肉，以防无法回津过年。“我就是有这种预感。”他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丁文远、王德诚为化名）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