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我国居民生殖力呈显著下降态势。这一情况也引起了社会普遍的担忧情绪。
2月27日，民盟中央公布了拟向全国政协提交的46件大会提案，其中一件名为《关于构建国家生殖安全体系的提案》便关注了这一问题。提案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期，适龄人群不孕不育发生率约为2%-5%，而近年来平均发生率上升到12%-15%，即每8对夫妇中就有一对罹患不孕不育。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创21世纪新低。这种人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状况，势必加剧我国人口矛盾，加重老龄化带给社会的赡养负担，使人产生“未富先老”的隐忧。生殖医学的发展为广大不育家庭带来福音，然而我国现阶段的生殖医学能力建设特别是辅助生殖技术与服务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提案认为，首先是重视不足。很多人认为不育症并不会给夫妇双方带来身体上的病痛，也不影响生产生活能力。然而在医疗实践中，不育症治疗周期长、费用高，却属于全自费医疗服务，不能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的报销范围。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即使一些城市中产阶层也有因试管婴儿返贫现象。
其次，生殖医学技术发展不均衡。生殖医学是近30年快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是一门由妇科内分泌、生殖外科、胚胎学、风湿免疫、遗传学等多学科共同组成的交叉学科，处于医学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前沿。然而，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生殖中心多数设立在妇幼保健院而非大型综合医院，很多都面临着缺乏专业的风湿免疫科支持、医学遗传学人才匮乏等问题，制约了生殖中心的学科发展。
最后，生殖医学体系配套不健全，优质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型生殖中心，出现就医难、就医贵现象。以北京为例，根据2014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全市需要辅助生殖中心21家，而目前仅有15家。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一方面导致非正规医疗机构和黑诊所滋生，严重扰乱医疗秩序，危害患者健康，增加监管难度；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学科发展的惰性，不少生殖中心满足于眼前的经济利益、行业地位，而忽略了公立医院服务大众、推动学科进步的初心。
提案认为，生殖医学能力建设关系到健康中国建设和国家人口战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必须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综合施策，构建国家生殖健康安全体系，提升我国居民生殖健康水平。
为此，提案建议：首先将生殖健康纳入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中。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中原有的“控制生育率”修改为“安全的有计划的生育和保健”，并在条件适当时全面放开生育；鼓励妇女在适合生育的年龄安全地怀孕和生育；将为育龄夫妇提供生殖健康知识和孕前孕后的生殖健康服务落实到政府行政责任中。
其次，加强生殖医学创新研究和服务能力建设。从战略高度重视生殖医学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并加大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以临床应用为导向，积极推动研究型医院建立科研创新平台，通过跨学科合作，对生殖医学领域带有前瞻性、普遍性的课题进行集中攻关。鼓励有条件开展辅助生殖业务的大型三级综合公立医院设立生殖医学中心，开展规范的生殖健康服务和辅助生殖技术服务。
最后，应加大政策支持，鼓励不育夫妇尽早通过医学途径完成生育。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大生育保险补贴力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育龄女性的生育负担，但生育保险机制不能为不育夫妇提供经济支持。可以把生殖健康服务中的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或将基本的辅助生育费用纳入生育保险范畴，或通过财政补贴降低试管婴儿费用。建立生殖服务的转诊制度，通过加强各生殖医学中心与基层的联系，推动提升基层医疗工作者早期识别生育力下降夫妇的能力，加大协助转诊至上级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力度，最大程度地避免不育夫妇走弯路、多花钱。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