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
2019年7月，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峰会上，迪拜市长达伍德·哈吉里在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里向观众讲述了这座“黄金之城”令人难以想象的酷热：冬季气温15-30℃，7月份已是盛夏季节，平均气温在40℃以上，最高甚至超过50℃，湿度也高达9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20年发布的《未来五年全球气温预测评估》，过去五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而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还将继续升高。即使上升1℃，也将给生活在阿联酋等本已极端高温湿热地区的居民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尽管这种非常极端的气候变化仅发生在个别国家或地区，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却不是单靠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办到的，需要全球协同合作，尤其是经济大国、能源生产消费大国的参与。
近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2021年4月14日至17日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
作为克里也是首位访问中国的拜登政府官员，克里此行是否能给中美气候合作带来“破冰”效应广受外界关注。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张希良在4月16日生态环境部举办的媒体大讲堂活动中表示，总体来看，中美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作用还是非常大的，起码在过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老将归来
说起克里，很多人都会想起他抱着孙女代表美国签署《巴黎协定》的一幕。2016年4月22日，据现场的新华社记者回忆，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克里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签字，签字后还亲吻了孙女伊莎贝尔。
实际上，无论是2004年竞选美国总统还是2013年起担任美国国务卿时，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始终是克里身上的“符号”，对碳排放可能造成的大范围饥荒、自然灾害、流行疾病以及人类迁移十分警惕。2004年竞选总统时，他主张从油气行业征收200亿美元税收以发展更清洁的能源，并支持实行更严格的机动车燃料效率标准。2009年5月，他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就是为了参加了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推动中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他和此次谈判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也曾打过不少交道。2015年12月，《巴黎协定》的谈判中，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都是那场为期12天的会议中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巴黎协定》最终落槌的推动者。
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在2017年6月就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当时，克里抱孙女签协议的照片再度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他自己还转发了，并评论道：“数十亿的孩子们将承受这个决定的后果，为他们想想吧，拜托了。”
2020年11月，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宣布任命克里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并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拜登表示，气候问题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在就任总统后也第一时间重返《巴黎协定》。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对于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而言，《巴黎协定》无疑十分重要。纵观过去20多年的气候谈判，张希良认为之所以谈判难度较大，原因就是“自上而下”。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利益诉求不同，但都希望获得更多的排放空间，在减排份额分配上难以达成共识。
无论是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还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都是自上而下地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不同历史责任进行了规定或倡议。但在实践中，基于“碳排放就是发展权”的认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仍然在这一问题上不断进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博弈。
而《巴黎协定》改变了这一思路，提出“自下而上”的新气候治理体系，即各国将以自主贡献而非责任分摊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尽管有舆论认为，从各方目前提交的自愿减排计划来看，采取这一方式会面临无法实现本世纪末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的全球目标的风险，却也有明确的优势——各国较为容易达到共识，且能尽快开展行动。
因此，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张希良指出，这一“3060目标”的提出，实际上也是落实《巴黎协定》的一个部分，因为按照这一协定要求，每个成员国应该在2020年底前提交各自国家的自主贡献方案。
“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真正做到了习主席说的‘从参与者、贡献者变成引领者’。”回顾多年中国的气候谈判历程，张希良感叹。
大国博弈与合作
而中国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始落实“3060目标”的要求。3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控制化石能源总量，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各个行业当中，“五电”、“两网”、“三桶油”都为碳达峰、碳中和定下了各自的发展规划，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装机量、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债券等等。此外，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于2月1日正式启动，有望在6月开始交易，首批2225家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纳入市场，后期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也有望跟进。
而美国在回归《巴黎协定》后也步履不停。3月初，他访问了欧洲的英国、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和法国，4月前往亚洲访问。中国是他亚洲行的第四站，此前他访问了印度、阿联酋和孟加拉国，随后将去往韩国。
在离开印度前，克里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和中国进行气候合作的看法：“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与中国合作。拜登总统说过，我们（中美）会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不能成为这些分歧的俘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王鹏撰文指出，中美果能开展气候环境合作，对两国人民、国际社会、全球生态环境显然都是重大利好。就气候环境来讨论气候环境，尽可能地排除其他议题的负面影响，这恐怕是当前状态下推动中美互利合作的最可行办法。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