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柯宇 王晓慧 北京报道
第16届残奥会开幕在即，各个项目的运动员为能够在此次残奥会中取得成绩做了充足准备，但受疫情影响，备战过程仍不同以往。
残疾人射击队教练王萍从2006年开始带队国家队，至今已15年。她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疫情对运动员备战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全封闭式管理训练的情况下，有的运动员已两年未踏入家门，增加的一年训练时间也让运动员内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倦怠，而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中还要面临伤口和体能的门槛，可以说本次残奥会对每一个运动员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手枪SH1级射击运动员杨超在经历5年的备战后，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比赛。他坦言，作为一名老将，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选手都是他的“老相识”，他真诚祝愿各国选手都能在此次残奥会中发挥出应有水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杨超看来仍是“不过时的箴言”。
疫情之下的训练压力重重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每一个残疾人运动员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但不同于健全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时，第一步要克服的永远是自己的身体障碍。“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自身身体机能的恢复，恢复差不多了，才能进入训练。这就意味着，残疾人运动员要付出比健全运动员多很多倍的努力，才能达到训练效果和目的。”王萍说道。
自2006年入选国家队执教男子步枪，王萍已经指导三届残奥会。她告诉记者：“对于一个健全的种子选手来说，训练四五年的时间，就有望在国际赛事上夺冠，但对于残疾人来讲，伤口反复复发和训练不时产生冲突，断断续续的训练拖长了夺冠时间，四五年的时间一般可以拿到奖牌，但要想在残奥会这样的赛事上夺冠，一般则需要八年左右的时间。”
射击项目最考验运动员的耐心和心理素质，这相当于在八年时间之上还要多出更多的等待，极为磨炼心智。
杨超42岁，从27岁开始练习射击至今已15年。中途也有丢失耐心的时候，但2016年里约残奥运会夺得P1男子气手枪冠军让他信心满满。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2016年夺冠时，教练打给他的祝贺电话让他鼻子一酸，此前训练时与教练一起度过的时光也随之清晰地浮现。那是一个很小的屋子，教练不时从家里带来棉被等生活用品给予照顾。那一刻，杨超看向面前这个偌大的世界级比赛场地，眼泪还是掉了下来。“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他说。
夺冠的时刻总让人欣喜和振奋，但这需要跨越很多无法想象的困难。
让王萍记忆深刻的是2012年伦敦残奥会，射击运动员张翠平在上场之前紧张地全身颤抖。“很多残疾人的应激反应和普通人不同，有时会神经错乱。”王萍默默给了张翠平一个拥抱，让她放平心态，张翠平才慢慢恢复冷静。
紧张漫长的训练本就考验着每一个运动员的心态，疫情的来临又给运动员设置了新的关卡。
杨超说，比赛是需要一点激情和冲劲的，但突然多出来的一年训练时间，打破了这一平衡，让人产生了倦怠感。
在教练王萍看来，疫情影响的远远不止是心态。全封闭的训练模式让运动员缺少出去比赛、练兵的机会，实战经验匮乏，这是更为致命的短板。但王萍也带领队员做好了准备，“保一争二”是射击队今年的金牌目标。
“奥运精神是超越国度的”
从我国连续四届蝉联残奥会金牌榜第一的成绩来看，“保一争二”的金牌目标很保守。但从我国1984年第一次参加残奥会的历史来看，短短不到四十年时间奖牌数量就位列世界第一，属实不易。
据王萍回忆，九十年代，国家射击队的运动员大多还是由一些伤残老兵，他们很多是参加过中印战争或是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军人。彼时的残疾人体育运动专业化程度不高，训练所需的枪弹数量远远不足，训练场地环境也不好，只能依靠一些扶持资金支撑。
随着政府不断加大对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补贴和扶持力度，自2006年执教以来，王萍感受到了很大变化。
“2006年之后，射击队的残疾人运动员通过当地残联或是各省残疾人体育赛事选拔而来，队伍进行了全面更新，一批新的、年轻有活力的运动员加入进来，专业化程度更高，选拔机制更健全，国家对我们也更加重视，甚至会特批我们冬训场地。”就这样，我国的射击残疾人体育赛事逐渐发展起来。也就是这一年，苟定超获瑞士世锦赛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实现了我国步枪在国际比赛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2008年北京残奥会男子步枪入账两枚铜牌，2012年伦敦残奥会男女步枪获3金2铜，2016年里约残奥会男子步枪又夺得1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训练和选拔机制让我国的残疾人射击运动成绩扶摇直上。
王萍对此颇感自豪。但同时，她也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目前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强，来自阿联酋、韩国、泰国、克罗地亚等国家的射击运动员水平都很高，他们的队员也偏向年轻化，不可小觑。”
面对此形势，杨超并不担忧，他所理解的奥运精神是超越国度的,“输赢固然重要，但很多外国运动员都是我的‘老相识’，我希望他们也都能取得满意的成绩，当然，我也会努力的。”
见习编辑：周南 主编：王晓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