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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兰小欢 2021-9-2 13:26:36

兰小欢

在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三个方面:第一,我国十几亿人在40 年间摆脱了贫困,大大缩小了全世界70 亿人之间的不平等;第二,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虽然收入差距在拉大,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在快速上升,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那么高;第三,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盾。

收入差距

中国的崛起极大地降低了全球不平等。按照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定义(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9 美元),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亿下降为2015年的7亿,减少了12亿。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同期的世界总人口还增加了约30亿。但如果不算中国,全球同期贫困人口只减少了不到3亿人。而在1981年至2008 年的近30年间,中国以外的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基本没有变化。可以说,全球的减贫成绩主要来自中国。

中国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全球收入分布的格局。1990年,全球共有53亿人,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约四成生活在我国,而最富的20% 里几乎没有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到了2016年,全球人口将近74亿,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只有约15% 是中国人,而最富的另一半人中约22% 是中国人。我国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约为19%,因此在全球穷人中中国人占比偏低,在中高收入组别中中国人占比偏高。按国别分,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中我国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我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而扩大。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这是一个0 到1 之间的数字,数值越高说明收入差距越大。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3,2017年上升到了0.47。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2019年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48%,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占有全部收入的4%。

虽然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因为经济整体在飞速增长,所以几乎所有人的绝对收入都在快速增加。经济增长的果实是普惠的。1988年至2018年,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都增加了8—10 倍。无论是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还是高收入人群,收入都在快速增加。以城镇居民为例,虽然收入最高的20% 其实际收入30 年间增长了约13 倍,但收入最低的40% 和居中的40% 的收入也分别增长了6倍和9倍。

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各种新机会的不断涌现, 虽然不一定会降低收入差距,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贫富差距在代际间传递。如果每代人的收入都远远高于上一代人,那人们就会更看重自己的劳动收入,继承自父母的财富相对就不太重要。对大多数“70后”来说,生活主要靠自己打拼,因为父母当年收入很低,储蓄也不多。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变化,也要求“70 后”必须掌握新的技能、离开家乡在新的地方工作,父母的技能和在家乡的人脉关系,帮助有限。

但对“80后”和“90后”来说,父母的财富和资源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就大了。原因之一是财富差距在其父母一代中就扩大了,财产性收入占收入的比重也扩大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房产。在一二线城 市,房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收入涨幅。房产等有形财产与人力资本不同。人力资本无法在代际之间不打折扣地传承,但房产和存款却可以。聪明人的孩子不见得更聪明,“学霸”的孩子也不见得就能成为 “学霸”。即使不考虑后天教育中的不确定性,仅仅是从遗传角度讲,父母一代特别突出的特征(如身高和智商等)也可能在下一代中有所减弱。因为这种“均值回归”现象,人力资本很难百分之百地遗传。但有形资产的传承则不受这种限制,若没有遗产税,100 万元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 万元,100 平方米的房子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 平方米。

累积的财富差距一般远大于每年的收入差距,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如前文所述,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收入数据:2019年收入最高的20%的人占有全部收入的48%,而最低的20%的人只占4%。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2019年净资产最高的20%的家庭占有居民全部净资产的65%,而最低的20%只占有2%。在经济发达、资产增值更快的沿海省份,父母累积的财产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比在内地省份更大。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会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拼爹”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话,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便会下降,不安定因素会增加。

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

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会也无法承受过大的差距所带来的剧烈冲突,因此必须把不平等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速,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不妨想象正在排队的两队人,富人队伍前进得比穷人快,但穷人队伍也在不停前进,所以排队的穷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耐心。但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的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困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骚动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198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中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约13倍,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分别增长了6倍和9倍。在“经济蛋糕”膨胀的过程中,虽然高收入群体切走了更大一块,但所有人分到的蛋糕都比以前大多了,因此暂时可以容忍贫富差距拉大。美国情况则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穷人(收入最低的50%)的实际收入完全没有增长,中产(收入居中的40%)的收入近40年的累积增幅不过区区35%,而富人(收入最高的10%)的收入却增长了2.5倍。因此社会越来越无法容忍贫富差距。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穷人财富大幅缩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越来越严重。

另一个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因素是人群的相似性。改革开放前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经历都比较相似,或者在农村的集体生产队干活,或者在城镇的单位上班。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先富起来可能会给另一些人带来希望:“既然大家都差不多,那我也可以,也有机会。”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下海”发了财,而其他人在羡慕之余也有些不屑:“他们哪里比我强?我要去的话我也行,只不过我不想罢了。”但如果贫富差距中参杂了人种、肤色、种姓等因素,那人们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些因素无法靠努力改变,所以穷人就更容易愤怒和绝望。最近这些年,美国种族冲突加剧,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黑人的贫困。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不及白人的六成,且这种差距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一个出身贫困(父母家庭收入属于最低的20%)的白人,“逆袭”成为富人(同代家庭收入最高的20%)的概率是10.6%,而继续贫困下去的概率是29%。但对一个出身贫困的黑人来说,“逆袭”的概率只有区区2.5%,但继续贫困的概率却高达37%。

家庭观念也会影响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在家庭观念强的地方,如果子女发展得好、有出息,自己的生活就算是有了保障,对贫富差距容忍度也会比较高,毕竟下一代还能赶上。而影响子女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增长的大环境。我国的“70后”和“80后”中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超过父辈。若父母属于收入最低的40%人群,子女收入超过父母的概率接近九成;即便父母属于收入居中的40%人群,子女超越的概率也有七成。这种情况很像美国的“战后黄金一代”。美国的“40后”和“50后”收入超越父母的概率很接近我国的“70后”和“80后”。但到了美国的“80后”,这概率就低多了:如果父母是穷人(收入最低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还不到六成;若父母是中产(收入居中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仅四成。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中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宣称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呈现出“倒U形”模式。这条在20世纪50年代声名大噪的曲线,其实不过是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前后那段特殊时期中的特例。一旦把时间拉长、样本扩大,数据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倒U形”,而是贫富差距不断起起伏伏的“波浪形”。造成这些起落的因素很多,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

结语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4 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阶段是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作用。上述三个阶段背后的共同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1994 年之前,工业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可以迅速切入本地市场,满足本地需求,而农村土地改革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可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乡镇企业崛起创造了条件。到了90 年代中后期,工业品出口开始加速。2001 年,中国加入WTO 和国际竞争体系之后,工业企业必须扩大规模,充分利用规模效应来增强竞争力,同时需要靠近港口以降低出口运输成本。因此制造业开始加速向沿海地区集聚,大量农民工也随之迁徙。如今我国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升级要求制造业企业不断转型,充分利用包括金融、科技、物流等要素在内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所以各项产业仍然集聚在沿海或一些中心大城市。这种集聚促进了当地服务业飞速发展,吸纳了从农村以及中小城市转移出来的新增劳动力。这些新一代移民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很多“农二代”已经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更希望定居在城市。所以城市化需要转型,以人为本,为人们提供必要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

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地价和房价飞涨,也让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些累积的债务为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增加了很大风险。最近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而所谓“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那么这些风险究竟是什么?如何影响经济?又推行了哪些具体的改革措施?这是我们下一部分的主题。

(本文摘编自《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作者兰小欢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