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
几年前，一位朋友和我聊起经济学界的八卦时，颇为神秘地和我说：“你听说了吗，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刚刚从哈佛辞职，回法国老家去了。”随后他不无感叹地说：“哎，著名的学者就是那么淡泊名利。哈佛这么好的教职，这么高的待遇，他也能舍得放弃。”听着朋友的碎碎念，我和他说了一句：“其实，哈佛那点儿待遇，对阿吉翁真算不了什么，人家可是妥妥的富二代啊。这次回法国，应该是为了去继承家业的……”朋友听罢，将信将疑，自己上网搜索了一圈，发现菲利普·阿吉翁的母亲就是奢侈品品牌寇依（Chloé）的创始人、刚刚去世的著名时尚设计师阿比·阿吉翁（Abby Aghion）时，不禁喃喃道：“要是我有这么好的家世背景，还做什么学术啊！”说罢，我们二人相视大笑。
转眼之间，几年时间已匆匆而过。实践证明，那些对学术有真爱的人，即使继承了万贯家财也不会如我辈俗人一般放弃对于真知的追求。在回到法国的几年中，阿吉翁不仅在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还将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总结成了一部书。这部书就是最近刚刚出版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Upheaval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从“熊彼特增长”到“熊彼特范式”
在学界，阿吉翁是作为熊彼特的阐释者而出名的。作为与凯恩斯比肩的理论巨人，熊彼特曾经为经济学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思想。他关于“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破坏”等问题的论述，至今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由于熊彼特的理论过于精深，很难被模型化，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叫好不叫座”，也就是说，尽管时常被人们提及，但很少被学者们严肃地对待。直到1992年，阿吉翁和合作者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一起建立了“熊彼特增长模型”（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熊彼特的思想才真正开始受到主流宏观经济学界的重视。
在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论文发表之前，经济学界一直在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究竟来自何方？根据当时最著名的“索洛模型”（Solow Model），当经济处于非均衡的状态时，人均资本的积累可以不断拉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当经济逐渐接近均衡时，人均资本的增长会不断放缓，直至停止。在这个时候，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就只剩下技术进步这个因素。简而言之，从长期看，只有技术进步才能保证经济的持久发展。不过，在索洛模型当中，技术的进步速度本身就是一个预先假定的量，是一个“黑箱”。很显然，这种用“黑箱”来解释增长的做法，是很难让学者们满意的。为了打开这个“黑箱”，学者们就开始致力于探讨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试图将这个过程“内生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内生化”解释方案。例如，我们熟悉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就尝试从研发、“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等角度来理解技术进步，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则侧重于从技术互补、技术传播的角度看待技术进步。
而阿吉翁和豪伊特给出的方案，则是把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引入了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技术是经济生产中最重要的中间产品，没有了技术，生产就无法进行。而这些技术，则是由企业家提供的。一旦某个企业家拥有了领先的技术，那么他就拥有了市场力量，因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而为了获得这些超额利润，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就有动力把资源不断投入到研发当中。这些研发当然是有风险的，但一旦成功，新的技术就可以取代老的技术成为主流。与此同时，原本居于垄断地位，可以坐收高额利润的在位者就会被打倒，新的胜利者将会取代他的地位。就这样，整个经济就实现了“创造性破坏”：旧的技术，以及与旧技术相关的一切就此毁灭，而新的技术，以及与新技术相关的一切则由此而兴起。
上述的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举成为了“内生增长”理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阿吉翁在学术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不过，平心而论，这篇论文虽然给出了一个分析增长问题的全新框架，但或许是限于论文的篇幅，文中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没有来得及展开论述。比如，在模型中，新技术的创造过程被简单地假定为一个随机过程，研发是否能够成功，完全取决于一个概率。但在现实中，这个概率究竟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又如，模型预言了新技术的产生会造成旧技术的替代，但是作为旧技术代表的在位企业家难道就会这样坐以待毙吗？如果他们不愿意自己退出历史舞台，情况又会如何？另外，从社会全局的角度看，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福利后果，又会产生怎样的问题？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又应该在增长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有着十分现实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也是非常需要回答的。对于阿吉翁而言，逐一回答上面的这些问题，让其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框架更为丰富、更具有现实意义，就成了他此后数十年里学术奋斗的主要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就是他历经几十年努力，对上述问题交出的一份答卷。
在这部新作中，阿吉翁尝试着提出了一个“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并用它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在书的一开始，他就概括了这个范式的三个重要理念：（1）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2）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3）经济发展是“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在随后的章节当中，他就以这个范式作为切入，对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
以“熊彼特范式”来审视发展问题
由于书中涉及的问题数量很多，要一一加以介绍很难。这里仅举两例，用来说明一下阿吉翁等人是如何用“熊彼特范式”分析问题的。
一个例子是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竞争会怎样影响创新，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传统上，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一种答案认为，竞争和创新是正相关的关系，市场上的竞争越高，竞争就越活跃。这种观点的渊源可以追述到肯尼斯·阿罗，因而在文献中，它也经常被称为“阿罗效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竞争和创新是反向的关系。其理由也很直观，因为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因而只有那些在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才有可能保证资源的持续投入。一般认为，这一观点来自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因此在文献中，它通常也被称为“熊彼特假说”。
那么，这两个观点究竟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在阿吉翁看来，它们都只是陈述了故事的一个方面。从“创造性破坏”范式的角度看，竞争对于创新的影响是有两面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上的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技术水平。对于那些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而言，市场上的竞争加剧会更加刺激它们创新的热情；而对于那些技术远离前沿的企业，更激烈的竞争会打击它们的积极性，让它们更没有动力进行创新，这就好像一个班里面有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坏的学生。如果有一天班里面转来了几个成绩优异的学生，那么他们的到来将会促进原本成绩好的学生更努力学习，而原本成绩差的学生则会因此而更加愿意“躺平”。阿吉翁将竞争对两类企业创新动力的影响分别称为“激励效应”和“打击效应”。在他看来，如果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本来就很低，那就意味着市场已经被少数在前一轮“创造性破坏”过程中胜出的企业所占据，它们将可以获得高额的市场利润。如果市场上的竞争增加了，这些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润，而更愿意进行研发，实现创新。此时，“激励效应”就占了主导地位。相反，如果市场上的竞争本来已经比较激烈，那么市场上的企业本来就已经无利可图。此时，如果竞争程度继续提高，那么“打击效应”就会占据主导，更多的企业将会在竞争中选择安心“躺平”。综合以上观点，阿吉翁认为，竞争和创新之间更可能是一种倒U型关系：在竞争程度达到一定临界值前，它是可以促进创新的；但如果竞争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那么它就会阻碍创新的发展。
阿吉翁的上述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很多现实中的政策。举例来说，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产业政策。我们知道，前几年，我国曾发生过一次关于产业政策的大论战，论战的双方围绕是否应该有产业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种非此即彼的论争，其实是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产业政策的作用的。事实上，产业政策的关键问题不是应不应该要，而是在于应该怎样具体执行。根据“熊彼特增长范式”，如果产业政策采用的是那种传统的奖励赢家的方式，那么它多半是不利于创新的，这就像我们只给班上的尖子生补课，除了能够让一小部分尖子生能够得到提升外，大部分普通学生会因为没有奔头而更容易放弃学习。但如果产业政策是横向的、普惠的，那么它就更有可能会起到促进创新的作用，这就好像给班上的后进生补了课，让他们和尖子生的差距不再那么明显了，那么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也会提升。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节能减排的。现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了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关于如何达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有很多不同的路径。一种观点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改进策略，先把能源结构从煤炭、石油等重污染为主导转变成为以天然气等中间能源为主导，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推进无污染的新能源；另一种观点则比较激进，认为应当直接跳过中间能源的阶段，直接实现新能源的一步到位。在这两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似乎更为稳妥，阻力也相对较少。但阿吉翁从“熊彼特范式”出发认为，这个看似稳妥的方案或许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他的理由很简单，技术带来创造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破坏效应，而这种破坏带来的成本是很高的。当进行能源结构进行调整的时候，围绕能源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利益再分配。例如，如果天然气取代石油成为了主要能源，那么一大批石油工人就要失业，而天然气行业则会创造出大量的岗位需求。假如能源结构的调整是分阶段进行的，那么这种利益的再分配就要进行多次，每一次都会产生很大的成本；而如果这种调整是毕其功于一役的，那么这种调整也就只有一次，相应的成本也就更小。在最终将能源结构转向新能源的时候，政策就不会被中间能源的利益相关者干扰或者绑架。虽然阿吉翁的这个思路略有过分激进之嫌，但不得不说，它确实也为我们思考“双碳”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
在书中，类似这种从“熊彼特范式”来分析政策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赘述。我相信，如果读者对于经济发展和现实的经济政策感兴趣，就一定可以从阅读本书中收获很多。
（作者为《比较》研究部主管）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