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202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4 周年，中国转型以来的经济表现堪称人类奇迹。
1978 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仅为 156 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 490 美元）的 1/3。与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人口中有 82% 生活在农村地区， 84% 的人生活在每天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中国还是一个内向型经济体，贸易仅占其 GDP 的 9.7%。虽起于微末，但中国在 1978-2018年实现了年均 9.4% 的GDP增长率和年均14.8% 的贸易增长率。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成为实际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 年再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经有7亿多人脱贫，占这一时期全球减贫人口的 70% 以上。此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遭受本土金融危机影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2019 年，中国人均GDP 达到1.03万美元并极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过1.27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上述预测顺利实现，在二战后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大陆将成为继韩国和中国台湾之后第三个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跃迁的经济体。
在我的新书《中国与西方》中，我将探讨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启动转型后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为什么在1978年之前中国不可能有类似的表现，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其他转型经济体所发生的崩溃和停滞，中国为其成功付出了何种代价，以及需要吸取哪些教训。
为什么中国在 1978 年之后增长如此迅猛
现有产业的持续技术创新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出现是生产力和收入持续提高以及任何经济体（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的基础。
然而，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在高收入国家，技术和产业已经处于全球技术前沿。想要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它们必须发明新的技术和产业来推动这些前沿领域的发展。发明需要巨大的资本支出，而且带有很大风险。19世纪末以来，高收入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徘徊在2%左右。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的技术和产业处于全球技术和产业前沿范围内。它们可以从高收入国家获取或模仿相关技术和产业，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比高收入国家具有更低的成本和风险。这种可能性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或“落后得益”。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实现更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从而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较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增长。
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有13个经济体找到了各自的方法来实现后发优势的潜力，并在25年或更长时间内实现年均7%或更高的GDP增长率（世界银行2008）。在高收入国家，人均产出和人口数量提高，会使该地区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3%。7%或更高的增长率是高收入国家的两倍多。如果这一增速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相关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明显缩小。1978年转型开始后，中国就跻身这13个经济体行列。
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前未能实现动态增长
早在1978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前，中国就已经拥有后发优势，但为什么中国未能在1978年之前从这种潜力中受益并实现强劲增长呢？这是因为中国在1949年后走了些弯路。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革命领袖一样，一直激励着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领袖的就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迅速赶上先进国家的梦想。
有人认为，缺乏作为军事和经济基础的大规模、先进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是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开始建设国家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优先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和先进工业。从1953年开始，中国制订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加快建设现代先进产业，目标是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但当时中国是一个底子非常薄弱的农业经济体，在现代先进产业中没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中的中国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自主发展。
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中国政府需要通过给予这些部门的企业垄断权并通过各种价格扭曲，包括压低利率、高估汇率和降低投入品价格等，对其进行补贴，从而保护优先行业。价格扭曲造成了短缺，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来调动资源并将资源直接分配给那些优先行业中无法自主发展的企业。
这些干预措施使中国得以迅速建立现代先进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试爆核弹，并在70年代发射卫星。但当时资源配置失当，激励措施遭到扭曲，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也受到压制。其结果就是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入拉动，人民生活困苦。
中国如何避免转型崩溃
二战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同一个现代化梦想的鼓舞和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的指导，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和政府干预措施，来加快先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纷纷遭遇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困境。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转型。中国实现了国家稳定和充满活力的增长，而其他国家却遭受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和危机频发的困扰（Easterly，2001）。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转型策略的差异有关。
首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遵循了受新自由主义启发，以推动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己任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战略的立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失利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当。基于这一观点，该战略建议，为了改善经济表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立即消除所有扭曲并结束政府干预，以使市场发挥作用。然而，这些国家的所有扭曲的目的都是保护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政府立即消除这些扭曲，这些大型产业势必遭遇破产，大量工人将失去工作，而这将会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没有社会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就遭遇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况。结果，在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改革之后，许多国家为了保住工作岗位而重新引入补贴和保护措施。
此外，这些大型产业大多是基本需求或国防相关的行业。即使在私有化之后，政府仍需继续对其进行补贴，以维持其运营。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出于社会稳定、基本需求还是国防的原因，在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之后，这些国家的政府重新引入了新的补贴和扭曲措施。这些扭曲比已遭取消的显性补贴和保护措施更不合时宜，甚至效率更低。
在私有化之前，企业管理人员是国家雇员，如果遭遇困难，他们会请求政府给予保护和补贴。如果政府提供协助，企业管理人员最多可以增加在职消费。然而，那时候将钱揣入自己的口袋里是腐败行为，会受到惩罚。私有化后，大型企业的业主也会要求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各类补贴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他们自己的财富，并且他们还会受到激励，继而要求更高的补贴和援助。结果，改革首先引起混乱，之后经济发展停滞、危机频发。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努力保持了稳定、动态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是中国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政府为现有部门提供了临时保护和各类补贴以维持稳定。但是，中国政府也放宽和推动了人们进入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规模传统产业，这恰恰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保持一致。过去，政府采取了歧视和压制这些部门的做法。为了使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竞争力，中国还需要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转型开始时，中国的基础设施极其薄弱。虽然有心改善全国的基础设施，但中国政府缺乏将之付诸实施的财政资源，因此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用以在有限数量的区域内改善基础设施。由于保护现有产业需要实施扭曲措施，中国的营商环境非常糟糕。然而，在经济特区和其他经济区，政府消除了所有这些扭曲。此外，政府还为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其他激励措施。因此，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迅速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国在过去40年中保持稳定，实现了强劲增长。随着中国不断壮大和资本的不断积累，比较优势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升级过程中，中国可以从后发优势中受益。
中国为它的成功付出了多少代价？
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转型期的经济表现非同寻常，但中国也为其成功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环境恶化和食品安全问题招致公众不满，而且这也是快速工业化和缺乏适当监管的后果。此外，转型期间的主要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腐败和收入差距的加剧。1978年以前，中国的官僚体制比较规范、廉洁，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2016年中国在176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79位；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和多位学者的研究，2000年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高于国际警戒线（Li and Sicular，2014）。这些问题与中国务实的双轨制转型战略有关。
一方面，政府对资本密集型老行业中没有生存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了临时性保护和补贴，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则放开和推动新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这些产业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可以实现动态增长。对于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和运营的最重要成本之一就是资本成本。在1978年开始转型之前，政府运用财政拨款来支付投资款和营运资金，因此国有企业不必承担任何资本成本；转型后，财政拨款由银行贷款取代。中国政府设立了四大国有银行和一个股票市场，用以满足大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了补贴国有企业，利率和资本成本都遭到人为压低。
转型开始时，中国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有性质。随着双轨制转型，私营企业开始不断壮大，其中一些企业规模大到可以申请银行贷款或在股票市场上市。由于利率和资本成本遭到人为压低，谁可以从银行借款或在股市上市，谁就能获得变相补贴。这些补贴是以个人家庭在银行或股票市场上的低回报为代价的。那些提供资金的人比他们资助的大公司的所有者更穷。穷人对富人公司运营的补贴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此外，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的准入会产生寻租空间，导致掌握市场准入审批权限的官员受贿和腐败。
同样，在1979年之前，大型国有矿业公司运营自然资源开采业务时无须支付特许经营费，并会以极低的价格向其他国有企业提供产出。中国政府于1983年允许私营企业进入采矿业，并于1993年放开对产出价格的控制。特许经营费和产出税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措施也是为了补偿国有矿业企业雇用冗余工人和支付退休工人养老金的社会政策负担（Lin andTan，1999）。新成立的私营矿业公司不存在此类负担，获得特许经营权让它们的所有者一夜暴富，这也成为收入不平等和腐败的根源之一。
此外，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和电信业，都由国有企业经营。政府逐步放开了这些行业的准入。这些垄断租金也是不平等和腐败的根源。
为解决腐败问题，中国推动了反腐斗争。然而，腐败蔓延的根源是双轨制转型扭曲产生的租金，这一措施保护和补贴了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资本稀缺，经过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中国的比较优势也随之形成。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从挑战中国的比较优势转向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保持一致。其结果就是，这些行业的公司提高了生存能力，只要它们拥有良好的管理，就能在国内和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对受援企业的补贴和保护的性质从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纯粹的租金。
消除所有剩余的扭曲和保护措施，完成向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消除腐败和收入差距的根源，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事实上，这也正是 2013 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初衷。
中国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什么？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何启示？本章的分析表明，首先，如果每个发展中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发展其经济，它们都有可能在30年或更长时期内实现动态和持续增长，并有可能消除贫困和致富。借助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推动，各国可以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有竞争力的行业可以保持盈利，积累资本，参与产业升级，挖掘潜在的后发优势，使其经济增速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如同过去40年中国经历的情况一样，在几十年中保持着7%或更高的增长率。尽管每个国家都有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但需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才能充分挖掘潜力。
其次，大多数国家从以前的干预活动中继承了许多扭曲措施。这些扭曲措施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当和寻租。消除这些扭曲措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扭曲的存在必定有其原因，而且从经济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除非先消除扭曲措施存在的原因，否则试图消除扭曲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弊大于利。因此，一个着手改革的国家应该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务实地采用暂时性和过渡性保护手段。
谨慎放开新部门的准入，放开国家的比较优势，放开政府推动这些部门增长发展的活动，可以使其实现动态增长并保持稳定，同时为消除扭曲做好准备。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价值的建议就是：根据一个国家不断演化的比较优势，采取循序渐进的务实方法。
同时，转型本身也需要保持务实态度。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但这应该是一个由政府管理的过程，同时关注各行各业的需求，为它们提供商机。
本章的分析表明，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它们的经历发展出新的思想和理论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步骤。近年来，针对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弱点，我向诸位推荐新结构经济学，这是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大获成功的秘诀在于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并用，形成了市场和国家功能的有机融合、互补，二者相得益彰。一个国家归纳出来的理论能否适用于另一个国家，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先决条件的相似性。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能为发展中国家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挑战提供有益的见解。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本文摘自《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 应对》）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