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发文指出，高压震慑下，医药行业“风腐”问题不断变异升级，文章点名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人民医院原院长贺宪伟、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孙志龙等四位“一把手”，披露了他们收受药品回扣等隐形腐败的细节。
有人精心伪装掩盖身份，背后扮演医药回扣“操盘手”；有人在人前“清廉朴素”，私下却大肆收受药品回扣。受贿人和行贿方勾结，通过 “定制式”招投标、“规避式”委托采购、“供股式”入股分红等利益输送方式隐形变异，为贿赂行为披上“合法外衣”。
据业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四川、江西、山东等地已至少有7名医院“一把手”和重点岗位负责人陆续落马，涉及通过在药品采购、医疗器械及耗材采购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等问题。
医药产业战略顾问周树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在近年国家对医疗医药领域腐败问题持续高压打击之下，医疗领域新型腐败、隐形腐败逐渐成为新动向，对于各方隐蔽输送灰色利益方式，将成为接下来医疗反腐的重中之重。
院长成为隐形腐败的“操盘手”
令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人民医院干部职工想不到的是，平日里穿戴普通、开二手车、生活节俭的院长贺宪伟，竟会在上任不久便开始大肆收受药品回扣，并且是大兴安岭地区建区以来查处的医疗领域最大的腐败案件。
2014年6月，上任院长半年多的贺宪伟，就找到黑龙江省某医药公司董事长何某某要药品回扣，最终何某某同意自当年8月起，按呼中医院在该公司采购药品总额的15%给贺宪伟回扣。
贺宪伟收受药品回扣的方式十分隐蔽，与药商见面均选在无摄像头地点，每次联系使用不同号码，不说话不下车收钱即走，回扣均为现金，通过亲属存入外地银行。
2019年，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推行，一些药品虚高的价格泡沫被戳破。这让何某某觉得给贺宪伟15%回扣后，几乎就无利润可言了。有一次，何某某趁着与贺宪伟见面交易的机会，想与其商谈降低回扣比例，但他刚一开口，就被贺宪伟“嘘”的一声打断，随后摆摆手就开车走了。
据专案组介绍，由于受贿行贿双方均有较强防范意识，犯罪行为隐蔽性强，增加了查处难度。然而，2021年7月，当地纪委监委在查办另一起案件时，一名行贿人主动交代了向贺宪伟行贿的问题线索，由此，其精心编织的受贿网络被捅破。
经查，贺宪伟任医院院长期间，私自决定采购药商，收受药品回扣款308万余元；违规干预医院改扩建工程等项目，收受好处费67万余元，共计收受钱款375万余元。贺宪伟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随着查处力度不断加大，医疗领域“风腐”问题不断隐形变异、迭代升级，医院副院长孙志龙就是一个站在幕后的医药回扣利益链“操盘手”。
在与医药公司、医药代表联系时，孙志龙以其表弟费某名义出面；在向医生发放药品回扣时，由其亲属出面、中间人作过渡；赃款走账时，账户皆以亲朋名义开具……通过精心伪装，孙志龙先后196次非法收受药品回扣，共计1600余万元，其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对其受贿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中纪委网站文章指出，医药回扣已经形成四大隐形利益输送链条，包括“定制式”招投标、“规避式”委托采购、“供股式”入股分红、“福利式”研讨培训。如受贿人利用医学专业性强的壁垒，在医药用品、医疗仪器等招投标上，巧设“技术参数”“药效参数”等特定条件，打着“科技”“药效”幌子，加码“定制”招投标筛选规则，变相达到与“指定”医药公司长期合作、双向受益的目的。
不过，贪腐手段再隐蔽，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期通报的5起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典型案例，其中2起是发生在医疗卫生行业的以科研赞助、支付回扣形式进行的商业贿赂事件。
医保监察多管齐下反腐
从近期被曝光的多起医疗卫生系统腐败案来看，“一把手”、科主任等“关键少数”仍是防止医疗腐败的重要一环，如何监督打击他们的隐形腐败是今后的重点之一。
2022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多次通报医疗反腐、药品回扣等问题，医药代表、药企等相关人员被拎出的同时，2022年被查的卫生系统人员已经破百位，其中包括多位院长和党委书记。
2023年，各地的医疗反腐也已经打响。1月9日，四川省监察委员会接连发布两则通知，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谢某某，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某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成为今年以来，医疗领域中首个院长、副院长同日被查的案件，其中，院长谢明均已于2020年2月退休，副院长杨利被查时仍在任上。
1月10日，山东省纪委监察委员会发布消息，对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侯月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及医疗设备采购违规等问题。
1月20日，“廉洁江西”发布消息，赣州市纪委市监委对赣南医学院第三临床医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廖敏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通报称廖敏甘于被不法商人“围猎”，将医院管理权异化为攫取私利和谋求升迁的工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医疗设备、药品、耗材采购和工程承接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面对医疗腐败的新动向，今年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题为《多部门加大联合惩处力度 形成强监管震慑力综合施治遏制商业贿赂》的文章，其中指出由于商业贿赂行为高度隐秘、复杂，单纯依靠某一单位、部门的力量难以形成系统性效果，需要多方联动，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商业贿赂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破解发现难、取证难、执法难等问题，形成强监管的社会震慑力。
行贿受贿一起查，将医疗反腐与招采信用评价结合对药企产生约束力。1月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第五期《价格招采信用评价“特别严重”和“严重”失信评定结果》，对于失信的医药企业进行了通报。11家被通报医药企业的失信问题均为“回扣或不正当利益”，且主要集中在高值耗材领域，总涉案金额已近千万元。
其中四川润泽远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被评定企业“特别严重”失信，该公司销售人员夏某向原宁南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廷海、副院长廖宪明给予回扣或不正当利益，以使其经营的10多种顾客耗材获得额外的交易机会、竞争优势和销售数量，累计折合人民币290.7万元。
按照《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操作规范》，对于失信等级评定为“特别严重”的医药企业，除提醒告诫、提示风险外，应限制或中止该企业全部药品和医用耗材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
“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对参与企业招采信用评价的力度还要再加大。”周树认为，对于药企的商业贿赂，多数还是由销售代表“背锅”，而招采信用评价与集采挂钩，直接扼住了药企的“命脉”，同时也是鼓励合规经营药企，打击商业贿赂。
编辑：颜源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