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
2012年，时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收到了一封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来信，邀请他参与一群环保爱好者和志愿者组织的“一人一地一测”的PM2.5空气检测活动，共同保护广州蓝天。陈建华亲笔写下回复：谢谢你的邀请和支持，市政府已决定实施PM2.5检测及发布。爱护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写这封信的人名叫陈嘉俊，当时只是华南师范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在读研究生，正是这封信推动广州成为全国首个公开PM2.5的城市。过去十年间，他发起“拒当路霸”交通安全倡导、“星空艺术”疗愈计划等公益项目，并在家族基金会从事影响力投资。
“公益很多时候缺少的不是逻辑、知识，而是我们躬身入局地参与。”12月26日，在由华夏时报社主办的2023（第三届）华夏公益论坛上，汉正家族办公室专家顾问陈嘉俊如是说。
做公益要“放进里面”
作为一名公益理论和一线实践都很丰富的公益人，他首先提到了两个公益实践中常见的误区。一个误区是人们常常将专业问题和公益问题混为一谈。“专业问题是‘我病了’，而公益问题、社会问题是‘因为这个人得了病，所以我们歧视他’。”他指出，社会或公益问题实际上就是无法简单用钱、物资和直线一元逻辑去回应的问题。例如，他所关注的阿尔兹海默症病人及家属的艺术疗愈活动中，很多受助对象的家属因为老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必须7×24小时盯着，不能跟朋友出门，害怕患者自己走出家门走失，这就是一个伦理上的匮乏或困境。
另一个误区是将服务效用和服务价值混为一谈。例如让小孩上培训课，最终的效果是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是考试是这个服务的目的吗？也许这个小孩想的是去玩。所以，尽管一些社会服务非常有效率，但是社会服务是否等于社会价值，也是值得思考的。
从真实性科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公益就像是游泳，只有躬身入局地参与，才能得到“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哲学概念，指的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验，只存在于具有整体性和具有系统性的组织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
“很多时候我们谈公益组织的效率和规模化的时候，恰恰是磨灭了这种隐性知识。”他举例，有些机构透过融资把原来给乡村学校的支教项目变成一个在线的APP、变成一块平板，不需要支教的老师去现场，学生就可以看着电视屏幕学。看上去是提高效率了，问题就是项目品质越来越差、学生成绩提高的幅度越来越低，原因是当志愿者不再走到学校校长面前时，校长不被关注；当志愿者没有一次、两次从北京花两天时间去这个村子的时候，这些学生并不觉得其学习是重要的、人生是重要的，“你就是丢了一块板给我，我上不上不重要”。
“这种所谓‘效率低下’的东西，我觉得确确实实是人性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回应的社会问题，之所以称之为‘社会’，是因为社会里面有‘人’的部分。当我们谈真实性科学的时候，谈公益的效率和效果的时候，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信任、人和人的尊重可能也是第一位的。”陈嘉俊指出，社会可能并不一定是客观的，因此做公益一定要把自己“放进里面”，就像游泳，如果在岸上可能学100小时都不会，直到我们真正跳下水。
跨越阶层的看见
两年前，陈嘉俊做了名为《“再部落化”与“重新组队” 基于心理学与社会学范式的企业家精神研究》的行动研究，研究企业家转型做公益的挑战。其中核心的观点就是，很多企业家做公益选择的内容变了，但是做选择的决策方式没变。比如，部分企业家认为自己不能吃亏，所以会纠结“能不能不给管理费”的问题，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不知道基金会有运营成本，而是因为他天生就不愿意承担成本。“以前觉得企业家不知道公益有成本，但我这个研究揭示的恰恰是因为企业家知道做公益是有成本的，但是有一部分企业家他过去的决策方式就是把成本外移，不管是排污、还是不交社保，他就有这种不愿意承担成本的决策惯性，哪怕做公益也是一样的。所以选择内容变了，但是做选择的决策方式没有变。”
如何改变这种惯性？他认为需要“跨越阶层的看见”。一个例子是，某个企业家原来做捐赠、做乡村支教，他给校长捐钱，但是他没有加校长的微信，甚至从来都不会跟校长聊天。直到有一天，他向这位农村学校的校长去请教自己家庭教育的困境，这时他不认为这个校长是低人一等的，而是将其当作一名专业的教育工作者，那一刻平等的对话才真实发生，而不是捐钱的一刻。这种真实的对话关系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让他愿意将钱分享出去，认为“被别人占便宜”也非常开心。这种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就会产生新的自我效能，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创变行动。
在实践层面，陈嘉俊建议，企业家转型做公益，要和公益人、学者在一个场域里，在新的社会关系、社群中组织起新的行动团体。他认为，不管是为了建立自我认同、还是为了忘掉过去，又或者是新的关系有助于新的事业，几乎所有人都在新的关系上“表现更好”。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