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普林斯（Ted E. Prince）
佩斯领导力研究院创始人兼总裁
我们身边的征兆随处可见。欧洲经济在衰退，美国也是，就连一些“金砖国家”亦是如此。就某些方面来看，巴西像是生了病的欧洲。印度也表现得病恹恹的。
发达资本主义是否会反过来对支撑它的经济产生致命一击？当它缓步前行时，这种资本主义状态是否会扼杀商业智慧？原本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为是否会不可避免地转变为最终摧毁经济发展的力量？
我们都在欧元区困境之下
如今我们已目睹了不少能够证实这一命题的论据。显而易见，当发达经济体继续向前发展时，就会开展劳动力改革，工会将随之发展壮大，继而又创造出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等经济利益，最终拖累该国经济破产。
这就是当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其他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情形的真实写照。在美国，这一发展趋势也已相当显著。这折射出一个事实：在与商业智慧的较量中，公平观念始终占了上风。
在上述发达国家，工会已经认识到，由于他们手中持有的投票权能够决定究竟哪位政治领袖能上台执政，他们可以借此获得一些对国家来说非经济层面的利益。同时，作为感谢助自己得以走马上任一臂之力的回报，被选上台的领导人将会扩大工会的经济权益，尽管领导人心知肚明这些“扩大的权益”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国家濒临破产的困境。但彼时他们早已下台，因此也不必担心要为当下的挥霍承担任何责任。
与私营部门的工作者比起来，这一现象同样对公共部门的工作者来说在政治上更有利。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务员总是能比私营部门的工作者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绝大多数国家，公务员已逐渐成为一个颇受青睐的社会阶层。这也导致这些国家的下一代都无力承担沉重的养老金负担。
在发达国家，政府还试图挽救这样一些银行和投资机构，他们常年亏损，并由于自身的愚蠢决策而几近破产。发达国家救助着这些难逃破产命运的公司，从而帮了领导者们一个大忙，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折射出自身商业头脑的匮乏。
更多的律师=更多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立法者拥有法学学位。要知道，律师们的商业头脑可从不为人称道。更何况，他们所接受的训练通常就是如何操控整个体系，即使这会令整个系统功能失调。他们的目标在于以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寻求出一个零和甚至是负和的解决方案，这仅仅是为换取某一方的胜利。
并且，大部分律师从未供职于私营部门或亲自运营过一家涉及实际生产的公司。这些身为监管机构骨干力量的律师，将其自身角色定位为保护失败者而非帮助公司及企业家们创造财富。他们秉执的理念也更偏向于公平而非增长。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中财金领袖的角色也变得愈发过分地重要。他们拥有高等商业和金融专业学位。他们的专长便是用衍生品和金融工程之类的东西去操控整个体系，这使他们和其他人以为经济增长正在发生，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在粉饰失败的经济行为方面，他们往往才是个专家。这些领导者已经用商业和金融专业及各种花招取代了商业智慧。
官员让事情变得更糟
政府领导人已经学会在政府内部采纳这些失败的财金行为。他们还学会了如何掩饰过度负债，这样一来，民众就不会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发现这个事实。
即使他们真的负担着巨额债务，通常情况下政府领导人、官员和普通民众也会自欺欺人，认为这种债务实际上是一笔投资，不日将为他们创造更大的财富。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债务的总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永远无力偿还。
在发达经济体中，此种想法甚至已自上而下地传播到了地方政府，所以即使是小规模的政府组织也过度积累了他们永远无法还得清的债务。现在，这种情形甚至在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里也很常见。
商业智慧无差别减少
在发达经济体中，那些商业智慧低下又不负责任的政府领导人、政府官员、工会、银行业和金融领袖加在一起，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商业智慧高且实打实创造财富的优秀领导者们。后者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已被坚信“公平比财富创造更重要”的前者制造的债务和巨额花销吞噬。
因此，通常情况下发达经济体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阶段：由少数具有高商业智慧的人创造的财富正在被低商业智慧的多数人挥霍。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部门来说，这一趋势意味着，这个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那么，商业智慧减少的趋势仅仅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中？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
发展中经济体总是在模仿发达经济体。他们学习了包括高级金融工具在内的一些最坏的做法，例如掩盖本国失衡的经济行为的衍生品。唯一可以挽回颜面的是，他们要花更多时间去积累像发达经济体那般庞大的债务。
但在发展中经济体，不好的财政行为会因腐败而放大。这些国家财富增长受阻并非由于商业头脑匮乏，而是因为腐败往往令政治手腕强但商业头脑弱的人获得领导人的地位，从而采取一系列引发经济和财政问题的不好行为。
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便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很不幸，我们发现，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商业智慧的减少正在发生。
MBAs=更多不良资产
商业智慧下降最重要的一个传导机制就是高等商业教育。目前，商业教育的“圣杯”便是MBA，尤其是那些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常春藤联盟”大学提供的MBA课程。
这些高等院校教授的金融知识，已导致美国经济陷入泥潭并引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然而世界上所有大学都在教授同样的金融和商业知识，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雇佣了MBA毕业生去应用这些知识。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正是这些先进的金融和经济知识导致商业头脑退化、财政状况恶化。美联储就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预测准确度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美联储的预测事实上毫无价值可言，它们甚至比美国那些私人经济学家差许多。
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条结论，更高等的财金教育导致了更低的商业智慧。这一发现已被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所证实，它表明，跟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相比，受过金融专业教育的人们所持有的认知偏见通常会导致更为严重的财政错误。
马克思的远见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卡尔·马克思预言发达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他断言，由于固有的贫富悬殊，无产阶级定将推翻资产阶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节正在上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几乎全部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不平等都在扩大。
现在看来，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的幕后推手便是金融及政府领导者们江河日下的商业智慧。在发达国家，这一幕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那些拥有更少的商业智慧的人更受青睐，他们大有可能成为最终的领导者。
在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现象的发生更多的是由于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这一痼疾正在借由商业教育和有利于金融工程的研究等途径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
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非主流的。金融理性和商业知识被视为是描述社会进步的最好理论。
但就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所有国家累积的大量债务及其背后的不理性因素，仍有其它解释。行为金融学与商业智慧的减少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尽管这是一个不太令人舒服的答案，且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与现代经济思想家们拒绝的答案。
或许马克思真的是正确的。
本报实习记者 程萍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