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习近平7月在武汉强调要“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被认为向金融领域提出了新要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当前总的来说，还需推动金融部门的改革。比如前一段时间开始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的市场化，这些从长远来讲，都是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为企业部门提供服务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金融部门自身的改革开放步伐不能停顿。
金融问题制约经济发展
《华夏时报》：最近中央领导人分析研究宏观经济形势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判断和目标，而在当前很复杂的经济环境下，金融部门是否面临艰难挑战？
贺力平：金融部门的确面对很多挑战。
实际上，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部门就需要考虑如何支持实体经济中的问题。因为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金融衍生品一方面助长了资产部门的膨胀或资产泡沫，另一方面，金融部门自身也膨胀了。这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是，经济下行过程中，不少中小企业反映融资难，这与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服务在一些方面还不到位有关系，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华夏时报》：所谓的实体经济的“钱荒”和所谓的虚拟经济的“钱多”是否最让金融部门感到头疼，却至今拿不出一个有效应对的政策举措？
贺力平：所谓的“钱荒”不应被用来概括整个经济层面的问题。6月份发生的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飙升，是货币市场的一个事件，反映的是流动性问题，并不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状况，也不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从一般性的宏观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经济不应被认为是缺钱。最根本的一个相关指标就是储蓄率的高居不下。而中国银行体系所得到的各种资金，流动都比较正常。此外，中国证券业也不能简单地说差钱与否。
就中国企业部门而言，其对于资金的需求比较旺盛，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比较高，许多企业对于经济前景仍然有较好预期。同时，许多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再融资需求都很强烈。在经济形势下行阶段中，有些没有产生收益的投资，其资金来源后来发生变化，也需要通过后续追加新的融资来加以完成，这一需求也比较大。
因此，中国经济的投融资需求都比较旺盛，尽管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但二者之间能否在每个节点上很好地匹配？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就可能导致资金供不应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总体上差钱。
所谓的虚拟经济主要是指一些投机性的金融活动，比如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获利行为等，这些金融活动的确吸收了大量资金。但也要客观地看到，比如在股票市场，最近两年价位一直比较低，至少个人投资者的热情要比过去冷却很多。在外汇市场，多是大企业或金融机构参与买卖，占据了一定的资金。
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吸引了最大量的资金。从许多发达经济体过去的经验来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加以治理而不能任其膨胀。资产泡沫不可持续，而且其一旦破裂，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对待这个问题，政策的态度现在看不应该是允许其继续膨胀。同时要应对房价走势一旦逆转，可能牵连出的有关金融机构、企业，甚至个人的债务破裂的问题。做好风险应对，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并不是将所谓的虚拟经济的资金掐死，就会逼迫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那些关门倒闭的金融衍生品，其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那些曾经参与其中的单纯投资者一旦遇到经济动荡，会感到非常恐慌和变得非常保守，会急剧收缩资金，而不会将资金投向不熟悉的领域。这将导致整个经济仍然下滑。
投资回报有明显下降
《华夏时报》：你是否认为当前存在着实体经济的低投资回报根本无法覆盖资金的高成本水平的状况？
贺力平：就大的方面而言，中国过去十多年的投资增长率一直比较高。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道理：每一个生产要素，其边际回报率是递减的。假定技术不变，若增加劳动力的使用，则之后的劳动生产率就会越来越低；若增加资本，则资本的边际效率也会越来越低。虽然过去十多年中国肯定有很多的技术进步，但问题在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与投资增长的速度二者相比是什么情况？可能很多人都会同意，仍然是投资增长快。既然投资增长快于技术进步，其回报率是否就会相应下降？
另外，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我们说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发展，人口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提高、出生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构成比重也开始下降，而且新增劳动力数量也开始减少，这意味着过去的所谓人口红利实际上正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仍然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工资水平就会相应上升，再加上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调整，工资成本客观而言是上升了，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投资回报。所以，总体上看，投资回报比前几年有明显下降。
但这个下降趋势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将面临危机，而是因行业不同而有区别表现。在那些完全竞争甚至是过度竞争的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问题，其产品价格难以上升，但其生产成本实际上却在上升，其利润率因此必然下降。现在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是一个需要持续面对的很严重的问题。
但在另外一些行业，企业品牌和产品受到市场欢迎，其产品价格上升的速度快于成本上升的速度，这些企业的投资回报是正常的，而且还可能会上升。
《华夏时报》：如何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来解决目前实体经济活力不足的严重倾向？
贺力平：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企业的行为要增加理性；行业的指导，要减少盲目投资，增强对市场变动的预见性。而且，所有的企业都应积极努力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加自己产品的特色，而不是盲目跟风。
以汽车行业为例，前几年很多企业进入这一行业，不过也要想一想，虽然中国的汽车市场很大，但却不能指望这个市场无限大，也要看到消费者的不同现实需求，比如低价格、安全性、舒适度等等。如果生产商都去追求低价格，市场很快就会饱和。
金融支持多样化
是基本方向
《华夏时报》：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的提高是否直接关系到微观基础的活力或市场活力的重建？
贺力平：金融部门在很大程度上牵制着企业部门的决策。所有微观主体做决策，其投资、生产、销售都跟着市场转，但金融部门施加了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关于回报的限制。金融部门自身对效率的要求，可以说是对整个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设置了一个门槛，要求企业必须满足其对于贷款、融资的服务条件。金融部门对自身风险的控制和对于效益标准的坚持，就促使着整个微观主体的决策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机制。
但金融部门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其对于市场的认识，实际上不如那些做企业的人士，二者事实上存在着知识上和信息上的差别。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由很多因素来决定。大家可能都要了解第三方的独立判断，都要掌握宏观的、行业的、地区的等等一些专门的知识。而且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还要有必要的信息的流畅沟通。二者是相互牵制又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关系。
《华夏时报》：长期以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和运作机制是否还存在问题？
贺力平：中小或小微企业如何获得金融支持，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除了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支持必须是多样化的，因此金融机构也必须多样化，否则就难以应对日益多样化的复杂的国民经济和企业。金融部门的改革就是促使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和金融支持的多样化，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
《华夏时报》：在这个基础上，是否还要建立一个具有创新求进精神的金融体系以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作为重要的努力目标？
贺力平：就银行而言，很明显，很多银行已经意识到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正在不断改进。比如很多大银行都专门在自己的总部设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机构或部门，为的是推动自己的很多分支机构从事这种专业化的工作。但银行在面对那些大量的规模很小的并不为银行所熟悉的企业客户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做？银行当然不能放弃贷款的安全与回报的原则，这首先要求获得准确的信息以便对贷款对象有清晰的认识。但这些信息在哪里？并不能完全依靠那些中小企业来提供，因为信息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这其中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许多方法之一是，银行与贷款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账户管理关系，让银行通过掌握贷款对象支付信息了解其基本层面的状况，以做出如何给予其贷款的正确决策。
也就是说，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便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银行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事情要做。
金融机构不能丢掉市场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面对潜在风险，银行在加强征信管理的基础上，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创新能力？
贺力平：征信管理目前是由中央银行来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它相当于一个公共产品，其最大受益方，首先是金融机构。但征信系统只是一个基础的公共产品，它并不能够反映某个企业的资产数量和质量以及其正常的营业收支状况和特征。比如我刚才所说的“银行与贷款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账户管理关系，让银行通过掌握贷款对象支付信息了解其基本层面的状况，以做出如何给予其贷款的正确决策。”这是征信系统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征信系统是必要的，但不是万能的。
企业资产证券化是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它是国外金融机构为克服自身资金短缺问题而发明的一种推动市场流动性的工具，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比较间接。
《华夏时报》：在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还要做哪些重要的事情？
贺力平：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决策，还是应该分别做出，也就是说，二者应是一种平行的关系。财政政策的基本目的首先是保证政府体系的正常运行；其次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帮助实现社会公平；第三是根据一定时期宏观经济需要推出一些特别的措施，比如刺激性的措施。而货币政策的功能则与财政政策的功能有差别。货币政策首先要通过保持物价的稳定，让整个社会经济在一个比较公平透明稳定的环境之下运行；其次，货币政策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密切相关；第三，货币政策关系国际收支与汇率。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同侧重点，因此相互之间既要协调，也要独立运行，独立承担责任。
《华夏时报》：对于我们本次采访的主题，除了上面谈到的这些，你还有什么政策建议？
贺力平：从金融部门的角度看，当前总的来说，还需推动金融部门的改革。比如前一段时间开始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的市场化，这些从长远来讲，都是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为企业部门提供服务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金融部门自身的改革开放步伐不能停顿。
另外，在过去，对于利率的控制，实际上不利于对企业提供灵活多样的服务，它会排斥掉一些企业，也意味着金融机构丢掉了部分市场。这部分市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中小企业。放开利率之后，很多金融机构就会进入这一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利率市场化的最后结果，是让信贷市场变得比较活跃和多样化，使企业能够得到贷款或融资服务，这个效益很显著也很具有实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