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上海报道
史学家们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事件，而1991年春节以后以周瑞金为首的三人写作班子“皇甫平”接连发表畅谈改革的4篇文章，恰好为南巡讲话作了铺垫，周瑞金和“皇甫平”也随之成为改革思潮的代名词。南巡讲话20年后，在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到广东考察前后，周瑞金多次公开发表观点表示，改革到了又一个攻坚期。
由此来看，刚刚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坐标和历史坐标意义？《华夏时报》记者为此特别专赴沪上访问周先生。周先生对记者深入阐述了他的一系列思考并表示，如果说改革之初的口号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今天，在改革的第四个十年，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有一个类似的口号，那就是“行动是检验决心的唯一标准”。
一、关于新政治坐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
《华夏时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在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在你所认为的改革又一个攻坚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何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本次会议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周瑞金：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5年了，这35年在我看来基本可划分为三个十年的进程。
第一个十年，1979年到1989年。这是中国改革的启动期——在总结了十年文革沉痛教训以后，老一辈革命家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改革上下同心、意气奋发、最富活力，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的时期。这场改革从农村起步再推向城市，之后以南方四个城市的开放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并确定了改革的主要目标，即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的目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二个十年，1992年到2002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共党内开始统一认识，即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历史关头，要不要进一步推动改革？最终清晰的目标确定：中国改革重点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取得的成绩，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这十年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是1994年朱镕基总理大刀阔斧推动市场化几个关键改革：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银行体系划分为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中央银行）、外贸体制改革（外贸向民间放开）、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以及国务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过一系列改革，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百分之九以上的增长，并顶住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第三个十年，2002年到2012年。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是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时期，第二个十年是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第三个十年就是改革开放进入“社会转型期陷阱”（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阶段，中国加入WTO，经济发展突飞猛进，GDP总量增长4倍。经济增长的奇迹使得中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要素市场的改革之后，证券市场出现、资本市场形成、土地和劳动力也都进入市场，这些实际上都是很大的理论突破，从而也反过来加速了社会转型。但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数千万工人下岗再就业、数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两亿数农民工不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流动，从而带来深刻的社会矛盾，贫富差距加大。虽然社会状况保持基本稳定，但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使得社会问题暴露较多。所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主张，同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表明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视，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建设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中国的全面改革经过了35年到现在，开始进入第四个十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个起点上，中国正面临社会转型期的转型陷阱，社会矛盾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地价、低工资、低人权的三高三低的经济增长方式走到尽头，需要有根本性转变。而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涉及到体制性腐败，直接关系到政府体制改革。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引起阶层利益固化，严重影响社会和谐。此外，社会充满追求享乐的浮躁情绪，人文精神丧失，道德要求和社会公德水平下降。这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特别是与公权力相对立的情绪。当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之后，百姓与官员之间便矛盾突出，社会紧张度也因此而大为增加。这些都是摆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再加上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自身大国地位提高的同时，也遭到周边国家以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猜疑、抵制、摩擦，并产生了一些矛盾纠纷，从政治到经济到军事，中国受到的国际压力大大增加。
《华夏时报》：概括来说，你认为其历史坐标和政治坐标分别是什么？
周瑞金：总之，在三个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这些新矛盾新问题都最艰难最坚硬，如何化解这些最艰难最坚硬的矛盾和问题？在改革的第四个十年如何继续前进？这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处的新的历史坐标。
而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责任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引导中国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完善？与前三个十年相比，这一制度建设问题也更尖锐地摆在面前。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制度是更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1992年，他又提出，要用30年时间，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各方面形成比较完整和定型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现代化。我想，这实际上提出的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政治坐标的问题。
二、关于历史任务：
推进和深化五位一体改革
《华夏时报》：在新的历史阶段，改革的历史任务是什么？
周瑞金：概括地说，关键还是推进和深化五位一体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六个方面的内容除了提到五位一体改革之外，还提到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改革，这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整个国际安全形势是相适应的。但总的历史任务，是强调五位一体改革的整体推进和相互配套并有重点突破。
《华夏时报》：这样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中国的面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周瑞金：将要发生的变化表现在：第一，中国的经济走上以技术创新推动发展的集约型道路，经济更有效益，经济的质量有显著改观，中国不但是制造业大国，还是制造技术强国；第二，更加保障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得人民在价值观上真正感觉到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通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培育出良好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使得社会有序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第三，通过政治的民主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形成了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得以有效化解，社会和谐程度提高；第四，通过生态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得国家环境面貌大为改善。
《华夏时报》：改革何以再次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法宝？
周瑞金：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历史新起点，面对历史新矛盾，重新强烈吹响改革的号角，重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却也需要借鉴前30年的改革基本经验。
前30年共同的基本特点有三个：
第一，以开放倒逼改革。
在第一个十年，是以四个经济特区的开发，来推动全国的整体改革。真正的改革元年是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当时，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上书中央，要求设立经济特区。1980年，中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这对于推动全国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个十年，依然是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全国之财力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促进全国改革开放。当时是提出“造几个社会主义的香港”的口号来开发开放浦东的，比原来四个特区那样的贸易加工区特征更进一步，即要素市场的开放：土地可以批租，外资银行可以进入，保税区内豁免关税、境外人员自由进出。这些主要在于体现了中国进入市场体制改革的新阶段，从而倒逼全国建立市场经济、推动要素市场化。之后，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都建立起来了。
第三个十年，更是以开放倒逼改革。中国加入WTO，有了更大范围的开放，废除了1500多条法律法规，打破各种贸易壁垒，进一步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
进入第四个十年，新领导层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用的就是以新的更大范围进一步开放倒逼改革这条经验。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比浦东的开放更上一层楼，是整个贸易与服务的开放，按自由港规则的开放。而中国加入WTO之后，主要是贸易的开放。
第二，以解放思想开路，以组织调整为保证。
第一个十年，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了教条主义特别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思想，由此才得以走出新路。而进行组织调整，是个重要保证。若没有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主导，就没有第一个十年的改革开放。
第二个十年也是如此，邓小平南方讲话将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从改革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中共十四大开启了老一代领导集体向新一代领导集体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交接班模式。与此同时，党政军财四大权力开始集中于新的领导核心，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市场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三个十年，中国加入WTO，人们曾很担心中国的农业会被挤垮，思想意识形态也会深受冲击，但实际上中国却因加入WTO而获得经济大发展的平台。
进入第四个十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并提出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并以此开路，推动改革。
第三，改革存在理论上的争论是正常的，通过自由争论推动理论创新，从而取得改革共识，就能进一步调动改革的力量，形成推动改革的强大力量。
第一个十年，发生过1982-1984年关于商品经济的大争论，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形成理论创新，向传统计划经济发起冲击。小平同志称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个十年是1989-1991年关于姓社姓资的思想解放大讨论，邓小平1992年春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推动了理论创新，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
第三个十年在2004年-2006年发生市场化改革对不对的大争论。2006年，我写了一篇名为《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当时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来上海调查研究，充分肯定了我这篇文章的观点，即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解决。接着，2006年3月6日举行全国两会之时，胡锦涛总书记到上海代表团，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停滞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并强调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加强改革开放的协调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成果要让广大民众分享。所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治理创新成为这一阶段的理论创新。
今天，在第四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也遇到了对改革攻坚的各种争论，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在各种思想争论纷纭中形成了新的理论创新，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了五位一体改革60条，在全党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三、关于未来：“行动是检验决心的唯一标准”
《华夏时报》：许多分析认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和福利均等，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内容的三大亮点。您怎么看？
周瑞金：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是在深化改革当中，把制度的创新、完善和建立作为重点，这将以往偏重于具体政策的改革，提升到了偏重于制度的改革和建立，而且阐明了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与发展的关系，即制度的改革和建立是发展的保证。发展靠转型，但若没有制度的改革和建立，就无法转型。所以，这次以制度建设作为深化改革的目标，将对发展真正起到推动作用。
《决定》对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提出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明确透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方向，要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向以宪治国、以法治国，加上过去提出的以德治国，综合形成一个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第二个亮点就是市场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理论创新，总结了市场经济改革20年来的基本经验，解决了今天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以宏观调控名义介入市场，造成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同时又使得经济的结构不能够很好地调整等要害所在，那就是没有充分让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要素的价格，投资的布局都是政府提出要求，就必然造成产能过剩，造成低地价伤害农民，造成基层政权腐败和矛盾的激化。
第三个亮点，是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这是对建国以来一直推行的城乡二元化体制的突破，说明今后所有政策在推出之后都要有利于城乡，而不要冷落了农民和农村。有了这个一体化发展，才会有土地的流转，才会有农民的财产权。让农地使用权货币化并进入市场，这是土地制度的很重要改革。
混合型所有制，公有和非公有融合，形成新的所有制形式，这也是一个新亮点。
成立两个新的机构，大家认为是新亮点。我认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是针对中国大国崛起中面临的复杂安全形势，以对外为主，内外兼顾。中国国家安全的整体战略部署，很需要有统一的机构来制定。对于成立改革统一领导小组，这个更有权威性组织机构的成立，表明中央有决心协调总体改革的推进和落实。
《华夏时报》：当下重启改革虽是社会共识，但面临观念和既得利益双重阻力。未来将如何加以突破？
周瑞金：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十八大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是击鼓传花的班子，也不是安于现状的班子，而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班子。所以，关键还是看行动。
《华夏时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显示出新领导层打算加快改革的意图，但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强调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两者能否达到平衡？
周瑞金：实际上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主体地位，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作用在削弱，我们只能够说，央企还在主导国有经济的命脉。现在私有经济的就业人数已经占全部经济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因为土地要素依然全部公有。
《华夏时报》：您曾撰文《新“南方谈话”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表达了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期待与希望。据说您正在编写一本有关改革开放的书。您在这本书里将要怎样评判即将开始的新的改革？
周瑞金：我这本书只是前一两年所写文章的集成，对十八大以后的中国改革有所触及。十八大以后中国的改革趋势，从《决定》中，我们可看出端倪。
《华夏时报》：结合历史，您怎么看待“阶层固化”这一现象？
周瑞金：阶层固化的确存在，但面对现状，改革究竟将向何处去，这一点，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到了冲破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改革。但他没有谈到如何突破阻挠的有力措施。阶层固化的现象，解决起来很难。社会经济的政策，目前已经形成了路径的依赖，经过35年的改革，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邓小平南巡以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使得土地、资本等要素走向市场，其中的得利者，完全利用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得利，出现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的结合，造成今天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今天的社会壁垒。要打破这个社会壁垒，谈何容易？所以，一定要在五位一体的深化改革推进下去之后，再看看能否逐步地突破。
《华夏时报》：《决定》作为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行动纲领，这份试图平衡各种政治需求的文件，意将中国引向一个清晰的未来，用什么统领这一轮庞大复杂的改革方案？
周瑞金：如果说改革之初的口号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今天，在改革的第四个十年，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认为要有一个类似的口号，那就是“行动是检验决心的唯一标准”。
文件中写了那么多的愿景、决心、举措，都要靠实际行动来实现。有句耳熟能详的话，叫“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七个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文件真正能得到全面落实的，究竟有多少？回头看，真正起作用大的，切实的，还只有第十一届、十二届、十四届三个三中全会。其他三中全会讨论的议题不为不重要，决定文件写得不谓不好，但改革行动落实得都不怎么样。这说明，形成一个好的改革决定文件不容易，但真正切实行动起来落实，更难，更见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