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中上演的一系列政治大戏例如战争、政变和选举等等背景下，全球经济状况依然与过去几年一样，一直深受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的影响。2013年年中，美联储放出“缩减”量化宽松的风声，一度引发市场动荡。2013年年底，当美联储再次放出“缩减”量化宽松风声时，市场在短暂混乱后即恢复镇定与平静。进入2014年，美联储能否合理有序地“缩减”量化宽松，或见分晓。而其进展节奏，将如何决定世界经济命运和国际政治？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走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深入阐述了他的观点。
有利于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华夏时报》：通过美联储宣布将把每月购债规模缩减100亿美元的举动，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尽管离真正的“退出”及至美联储货币政策完全转向，尚需时日，很多人却担心“退出”的负面影响或经资本流动、资产价格、货币汇率等多个渠道传至世界各国，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最易遭到麻烦，你怎么看？
贺力平：美联储渐进“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战略思路已经非常清楚。
首先是数量上的减购，规模上力度上比较小比较温和。第一次减购100亿美元，相对于原来850亿美元，是个占其四分之一都不到的较小数字。这实际上是考虑到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内乃至整个世界经济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所做出的决策。即使未来几个月美国国内经济形势或有所好转，有些经济指标向着好的方向显露，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政策措施依然会是渐进式的。
其次，是有时间间隔，而不会很密集。
相比较于等到2014年下半年美国国内经济指标全面好转之后再大规模“缩减”量化宽松，渐进退出的政策思路，对于外部经济或美国国内经济的冲击作用比较小。
中国经济总体上在2013年出现了下行，但从2013年下半年以后，基本稳定于中高水平上，这是一个相对好的趋势，中国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因为这种增长具有很多的不可持续性。所以，如果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其对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和稳定主要是有积极作用。中国经济不会因为外部原因而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如果有一些资金外流，很可能是国内的一些因素比如地方债务问题、房地产部门的问题等等，而与外部经济环境没有多少直接关联。
因此，对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中国国内并不需要有什么特别值得担忧的地方。相反，其积极作用却应更加重视。因为，“退出”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表明美国国内经济在复苏，而且复苏的势头越来越显著，这肯定会带动进口需求，其受益者主要应该是中国。
有利于
遏制全球通胀爬升
《华夏时报》：2014年，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政策的节奏，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或政治？
贺力平：2013年国际地缘政治主要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冲突加剧，这种冲突有国际因素纠葛在其中。解读这种冲突的演变趋势，不能单纯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而要更深入地看到冲突地区内部及其民族间业已存在的矛盾。但这些冲突有没有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总体上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势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其根本目的主要还是为了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过去，它是极度宽松，这是因为美国国内遭受到金融危机，大家极度悲观。所以，极度宽松是为了经济的复苏，减低失业率，给大家带来一点通胀的预期。如果不极度宽松，美国经济下滑的程度可能更严重，这对世界经济拖累的作用也会更加严重，全球政治经济的形势将因此而更加不稳定。未来，在实体经济已经自主好转的背景之下，如果不采取退出政策，通胀的势头将上升，我们将看到包括粮食、石油等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种状况是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难以承受的。
埃及的动乱，阿根廷的社会动荡，都有粮价或通胀爬升的问题在其中。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俄罗斯、南非等地，都已出现了显著的通胀，如果这里面多少都有一些国际因素的话，那么，美联储采取“缩减”量化宽松的政策，应该说是有利于遏制全球范围内的通胀爬升。这一政策如果等到经济复苏得很好的时候再推行，可能就迟了，因为那时全球通胀形势可能会更加严重。
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较高通胀的主因，来自国内。因为这些经济体过去为了刺激本国经济所采取的扩张政策的力度，比美联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经济体很多问题还在于其国内的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做到位，有很多脆弱性。因为有这种脆弱性，所以美联储货币政策有微小的调整，首先是在外汇市场、接着是金融市场上，引起巨大波澜。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一种看法认为，所有的问题根源都在美联储，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冤枉了美联储。
美元汇率今年应不会下降
《华夏时报》：你怎样看2014年美元前景？
贺力平：关于2014年的美元前景，有几个因素要看到。美联储开始退出宽松政策，货币供应量增速会减缓；2014年下半年，美联邦基金利率也可能有所上调。这些都是支持美元汇率上升的直接因素。但美元汇率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美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情况，还要看与美相关其他经济体的相对的经济情况。
比如美元与欧元汇率，它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同时也取决于欧元区的经济状况。美国经济正在好转，欧元区经济状况事实上也在好转。欧元区许多主权债务危机国现已逐渐走出危机。整个欧元区曾经持续两年的衰退或负增长，会否在2014年出现强劲反弹？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如果欧元区在2014年下半年出现强劲反弹，欧洲央行就会提升欧元的利率水平，这样一来，欧元对美元很可能也会升值，因此美元对欧元就不会升值。
另外，日本经济现状也有很多正面消息传来，其工业生产、出口增长及其通胀指标都在好转。所以，也不排除日本经济在2014年会相对于2013年有显著提升。这样一来，日元对美元过去两年间发生的大幅度贬值，不排除可能出现反弹。
所以，我们需要综合地看美元前景。当然，美元对若干新兴市场货币在2014年会继续上升，其中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南非等经济体。也可能包括重要的发达经济体比如对英国的英镑，出现反弹。因为英国的经济虽然总体走势可以，但英国国内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苏格兰即将投票表决是否独立，万一苏格兰大多数人投票支持独立，这对英国经济将是一个负面消息，英镑对美元就可能贬值。
总体上看，美元汇率在2014年会从国内层面得到一些支持上升的因素，但其是否会上升，还要取决于美国国外许多状况。美元汇率在2014年会下降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但能否上升和上升多少，这取决于很多不确定因素。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并不会出现大量外资向美国市场回流的趋势？
贺力平：的确如此，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外资向美国市场回流，这是因为美国国内股市现在行情很好，债券的收益率也开始发生变动。也就是说，事实上还是有很多资金持有者看好美国金融市场，处于上升周期的美国金融市场会吸引一些资金。但美元汇率是否就真的会针对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出现暴涨？这其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当人们说有大量国际资金流向美国金融市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主要还是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也就是说，美元对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有可能出现显著的升值。
人民币汇率
或受债务危机影响
《华夏时报》：那么，人民币汇率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贺力平：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有些是我们已知的，还有些是尚不能确定的。
从已知因素来看，支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主要因素有三：第一，中国仍有大量外贸顺差。2013年全年外贸顺差超过2800亿美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它会继续支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第二，中国外汇储备仍在增长；第三，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较高，它高于中国周边所有经济体金融市场，也高于美国金融市场，这种较高的资金收益率，对于国际资金仍有一定吸引力。
但也有许多未知因素，目前尚难看清。单从利率来看，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为何很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高杠杆”，也就是说目前一些企业部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其负债率已经很高，需要进行债务再融资的时候，必须进行拆借，并愿为此支付较高利率。从严格的经济理论上说，这是债务危机的前兆。不过只要债务危机不破，支持高利率的因素就还存在。但万一在某些局部地区债务危机痕迹显露，就有可能引起市场对风险的重新评价，这时即使利率很高，也不能再吸引资金。所以，中国国内政府部门债务、房地产部门债务，以及一些企业债务，都是一些不确定的风险性因素，其对整体的资金流动有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作用究竟会怎样表现，现在还难以判断。
已知因素是正面因素，而未知因素可能是负面因素。所以，很难对未来人民币汇率做出准确判断或预测。
《华夏时报》：中国市场的这种不确定性问题可能会在2014年哪个时段爆发？
贺力平：这很难预料，其与整体的经济增长走势密切相关。如果经济能继续保持在7.5%左右，债务“高杠杆”问题可能会推迟爆发，也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
中国央行
应适当降低准备金率
《华夏时报》：中国货币政策在2014年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贺力平：目前货币政策姿态比较稳健，仍采取适度的原则，即总量上货币政策保持增长率和基本的政策性指导利率水平相对适宜。但由于国内货币市场有一些新变化，不时出现流动性紧张的状况，货币政策应针对此类问题积极应对，而不要让货币市场上流动性成为妨碍整个金融市场或宏观经济稳定的因素。对此问题，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包括制度性、结构性调整措施在内的办法加以应对。
《华夏时报》：可能出台什么样的政策举措？
贺力平：我不敢对此贸然猜想，但从国际比较来看，至少，整个中国银行体系的准备金率仍然比较高，适当降低准备金率，让央行更多使用其他一些调节工具，可能是相对较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