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对于2014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学界、企业界人士吴敬琏、李扬、王石等近来发表的观点引人瞩目。他们均提到中国经济将面临非常的困难和风险，“情况非常不妙”，“非常重要的是如何防止系统性风险爆发”。“从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去杠杆并没有完成，在一定意义上还在提高。”“发达经济体稳定了，新兴经济体开始危机了。” “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呈现出多方面的突出问题。”“哪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问题认识得最深刻、改革策略最完备、改革决心最大、效果最显著，哪一个国家就会在未来占据先机。”还有一些分析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在2014年可能面临的外部金融风险问题，同样有必要给予高度警惕和充分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是渐进式的，其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冲击实际并不会很大，而是比较温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动荡可能会相对突出一些。阿根廷以及巴西、印度等其经济如果进一步下滑，对中国经济的大环境应是不利，因为那会带动国际市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前景的负面评价。他同时表示，一些规范的有效的机制应建立起来，让人们有能力应对风险的暴露，这一点非常重要。
国际环境有潜在不利因素
《华夏时报》：你怎样看中国经济在2014年可能面临的所谓外部金融风险问题？
贺力平：所谓外部金融风险，就中国而言，主要是两大问题。
一是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在全球金融市场所引起的利率上升效应及其影响；二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出现的金融动荡。这两点是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是渐进式的，其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冲击实际并不会很大，而是比较温和。比如数月之内减少100亿美元购买计划，这对整个国际资金市场而言，数量不算很大。如果美联储今后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应会对国际市场有一些影响，但其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冲击也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活跃的外资主要还不是信贷资金，也不是证券资金，而是很多直接投资。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动荡可能会相对突出一些。那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包括阿根廷以及巴西、印度等，经济都非常不稳定，如果其进一步下滑，对中国经济的大环境不利，因为那会带动国际市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前景的负面评价。
《华夏时报》：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对国际主要货币汇率的走向来看，你如何评价最近的逆转趋势？
贺力平：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等最近都对美元有大幅度下滑，这一趋势在2013年甚至在2012年底就已出现，而在2014年仍继续出现，这表明它们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市场对其很不看好。下滑更加突出的还有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货币。从近期情况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尚未出现稳定迹象，有一些外资在逃离，而且本地居民和企业也有一些严重贬值的预期，这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市场的冲击比较严重，我感觉这种情况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其中有的国家的国内通胀率非常高，已超过10%；其次，有的国家有严重的和持续的外贸逆差，也就是说，他们的货币贬值尚未对其改善贸易收支平衡显现积极作用，有可能要在半年甚至一年以后才能见到这种作用；第三，很多国家政府财政收支有大量赤字出现，这些国家政府对此感到束手无策。如果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张政策，就会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所以，对于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当前是一个比较棘手为难的局面。
汇率宽幅区间
波动可在5%以内
《华夏时报》：就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今年会否有大波动行情？
贺力平：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目前国内通胀率还比较低；第二，中国仍然有大量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第三，中国是世界上外储最多的国家，而且依然保持月月增长的势头。而有的国家，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委内瑞拉，甚至俄罗斯，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外储实际上已被用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上，也就是他们的央行通过出售外汇增加对本币的需求，以防止本币进一步贬值，但这种操作尚未能阻止其本币贬值。
而中国在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并且升值幅度比较明显，其主要原因仍是中国有大量贸易顺差。展望2014年，即使贸易顺差幅度有所减少，即使市场出现一定程度波动，央行应很有能力防止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生成。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虽有可能出现，但幅度可能比较小。央行手中规模巨大的外储过去似乎并未有大用处，现在如果当市场出现逆向预期，就正好可以用之于市场干预，从而有效地稳固人民币汇率。
《华夏时报》：现在来看，汇改的下一步可能是什么？是所谓汇率宽幅区间波动吗？
贺力平：其内涵一是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活动中所允许的每天人民币对国际主要货币波动的上下限，体现其每天的开盘价、收盘价、中间价等交易水平，我认为这可以适度扩大，目前已经扩大到了1%，这个幅度若扩大到1.5%或2%应该都可以。这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
另一内涵在非技术层面，反映了汇率在一定时期内，比如在一周、一月甚至一年之内的走势。从央行操作的角度看，其隐含的目标，比如一月之内波动不超过3%，若果真如此，累计下来，全年将是一个很高的波动率。这是一个无需发布，可以自行掌握的目标。
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从过去一些年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换算成具体数值，每年对国际主要货币的平均波动幅度在3%到5%之间或之下，这就是所谓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做法。这一做法仍可以继续坚持，也就是说不让人民币对国际主要货币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变动，无论升值或贬值的幅度，都不超过5%，这应是很能发挥稳定作用的做法。
或以巨额外储阻
本币贬值预期
《华夏时报》：你认为中国市场的外来直接投资今年不会有大规模撤退现象出现？
贺力平：大规模撤退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直接投资有一个所谓沉没成本的概念，即前期投资要发挥效益，需要投资者坚守市场，如果撤走，意味着前期投资将有很大程度上的损失，这构成了外来直接投资不愿撤走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是，一些试探性的前期投资一旦发现市场有所变化，就可能不再扩大投资，甚至中止一部分前期投资。
联合国贸发组织刚刚发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外来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约1800亿美元左右。其次就是中国，1300多亿美元。2014年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额可能未必能坚守住13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但也应会在这个数字左右。
《华夏时报》：从美元、欧元、日元的变化趋势看，金融部门对于解决外储投资难题有何好选项？
贺力平：如果外汇市场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有一些企业、机构或个人要购买外汇，卖出人民币，央行就可以按既定汇率水平敞开卖出手中外汇，这就相当于将官方持有的外储变成了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储。顺应市场的这种波动，央行手中的外储总规模就可以减少一些，从而减轻央行的外储负担。这应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顺理成章。虽然额度未必会太大，但有几千亿就足矣。比较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他们能用之于市场干预的外储不超过千亿，效果也不够好。中国如果出手动用几千亿外储，我相信这对于中国全部外储而言，虽只是十分之一的概念，但效果却可能非常好。
现金流状况
不会有实质性改善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2007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演变到今天，发达经济体国家正在采取的金融政策是宽货币、紧信用、低利率，而中国当前采取的金融政策是宽货币、高利率、贷款难、贷款贵，这种现象是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深层次问题亟须解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金融风险看上去有不断加重的趋势？
贺力平：就国内而言，央行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目标，那就是13%或14%的货币增长控制目标。这是从GDP的实际增长率加上可允许的通胀率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货币化等几个因素合成的目标。2010年以后，中国未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信贷增长上，要维持一定的货币增长目标，很多情况下伴随着对信贷增长的控制。比如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强调对风险的控制，这意味着传统口径的信贷就不可能大幅度扩张。信贷增长速度一般比货币增长速度稍稍多1至2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信贷并不能放松，因为其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比如风险、资本金的要求等等，这都有一系列新的监管措施。
所以，人们看到，中国银行界的表内信贷扩张速度的确受到限制，但表外业务，包括通过委托贷款、基金产品等等，即所谓影子银行的那部分业务，都在大幅度快速扩张。而这部分业务也伴随着风险。所以，现在针对国内这一情况的最新思路调整，就是控制表外业务的风险，尤其是要控制住信托和基金的风险。这样一来就有了大金融的概念，即央行定期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这一概念实际表明了当前整个金融体系中蕴含着的风险，已不是传统的货币指标或信贷指标所能及时准确反映。
在国外，宽货币、紧信用，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都是这样，但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与货币政策之间，现在出现了脱节的情况，其原因很明显，主要是微观机制问题。金融机构要满足监管者对资本金、流动性、风险等方面的要求，而不可能只要以低成本获得资金就可以无顾忌地放贷出去。所以，信贷的收缩问题在欧美、在日本都还未解决。紧信贷是由于对风险的认识所派生出来的一个信贷行为的调整。
《华夏时报》：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说，国家开发银行开始要求部分国际客户推迟提取早前约定的信贷额度，凸显中国金融体系紧张正在冲击海外。你怎么看这一消息与新兴市场货币流入放缓的关联关系？
贺力平：我感觉，国内资金市场的确存在流动性不像以前那么充足的现象，金融机构对于现金流的重视程度升高，所以，可能在资金的交易、兑付等问题上，需要有一些新的举措。
总体上，现金流状况相对于去年可能不会有实质性改善。
做好应对风险暴露准备
《华夏时报》：中国金融市场的震荡会否持续或加重，外部因素作用有多少？监管当局该如何应对？
贺力平：中国金融市场的震荡主要不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而主要是由局部性的风险引起。今年初我们已经看到有信托产品由于自身投资或资金管理问题出现了接近违约的情况，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出现，这也是一种调整。但大的震荡出现的可能性比较低，大型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当然，监管者还是要做好充分准备，应该有一些应对的预案。
当前最重要的是，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债务重组机制，包括信托、基金，甚至还有地产、中小型金融机构等。虽有可能发生一些局部性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必引起市场恐慌，而是需要借此机会加快市场化建设。一些规范的有效的机制应建立起来，让人们有能力应对风险的暴露，这一点非常重要。
《华夏时报》：据称索罗斯和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勒都曾在上月初发出警告，认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之现状，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美国没有什么不同。你怎么看？
贺力平：他们会看到某些问题，在对某些因素的看法上，大家都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有这些问题出现以后，现有体制是否有能力应对？如果不做好准备，不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
现在还有人认为，当初雷曼兄弟公司的问题爆发之后，政府去救助它，就不会有这次金融危机了。实际上，更正确的看法是，美国政府当时不救助雷曼公司是正确的。让这颗炸弹引爆的确带来了很大冲击，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一场金融海啸，但是毕竟，从事后角度说，让它爆发比不让它爆发好。毕竟整个体系有一些应对的办法，比如美国财政部当时的7500亿美元应对计划。
中国目前应对地方债、信托债危机也要有一些准备，如果出现问题，不是关闭全国金融市场，而是利用这一市场，有一些规范化的、有效率的程序启动，以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风险问题。所以，做好了准备就不怕风险的暴露。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相关政策该如何应对市场这种剧烈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贺力平：政策应该是在坚持市场化导向的基础之上加快调整。一方面要搞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另一方面从风险防范和风险暴露应对措施上，也要推进市场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