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中石化“混合所有制”的探索步伐刚刚迈出，“两桶油”系统的腐败案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从已披露的信息看，公有制异化成了官有制，甚至异化成了权贵制，是导致“两桶油”系统乃至其他国企出现病症的主要原因。国企加快改革已是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而能否突破官有制的既有束缚，关系着国企改革的成败。中石化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改革的最新样本。改革能否打破官有制和权贵制的惯性？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还须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
中石化改革还未达标
《华夏时报》：中石化刚迈出国企探索“混合所有制”步伐，可以视为拉开了国企改革的新序幕吗？
周放生：国企改革的十年停滞，已经引起社会严重不满。所以，我认为这是迟来的一步，也是三中全会之后应该迈出的一步，是人们所期盼和高兴看到的一步。之后，我们应会看到有更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举措出现，这也应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中石化是开了一个好头，但第一，尚未到位；第二，外界不必过度解读；第三，应有更多跟进的改革，并达到三中全会要求。
《华夏时报》：你曾表示国企改革的关键是产权制度改革。中石化改革能深入到产权改革这一层面吗？
周放生：目前人们对于混合所有制的理解，尚比较局限于表层。我认为，三中全会文件中有相关的两句话十分重要：1.“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现在一般解读只关注前一句，不太关注后一句。这两句话虽然在三中全会文件中分属不同章节，实际上却有严密的逻辑关联：前一句指出了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后一句明确了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
非公有资本控股的两种模式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的准确定义是什么？
周放生：所谓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有两种模式：一是所有非公有资本成分所占控股比例大于公有资本，即大于51%，但公有资本成分可能还是单一大股东；二是所有非公有资本成分所占控股比例大于公有资本，但非公有资本成分是单一大股东，公有资本是参股股东。而第二种混合所有制资本结构，我认为是三中全会文件中所要求实现的资本结构。这是竞争性行业国企市场化所要求的混合所有制。
国资委讲的目前央企混合所有制已达到52%，但这不包括央企的母公司，只涉及央企二级公司以下企业。央企改革的关键是母公司实现混合所有制，并要实现三中全会所要求的混合所有制目标。
《华夏时报》：为什么是中石化首开先河？若三大油企垄断经营的顽固局面开始改观，会否引发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连锁效应？
周放生：包括中石化在内的三大油企，属于石油石化行业，其产业定位在全世界都是竞争性行业。但在中国，石油石化行业却是行政垄断行业，如果要其回归原本定位，我曾主张合理的逻辑应分四步走。第一步，先开放产权，先开放中下游产权；第二步，经过研究论证之后再开放市场，先开放中下游市场。中石化成品油公司的此次改制逻辑，与我设想的一致；第三步，才是开放上游产权；第四步，有限开放上游市场。
现在中石化只是走出了第一步中的一小步。而其引入非公有资本，未来存在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即引入谁？应该会有一个公开、透明、规范的竞争规则和程序，而不能暗箱操作。
很多人担心国企改制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对此问题，我的看法是，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已比较健全，只要按照现行公布的法律法规执行，就可防止国有资产可能出现的大的流失，但小的流失则可能难以避免，我们毕竟要为改制付出一定成本。不改制却会造成更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中石化腐败案足以说明问题，它是体制性流失的典型案例。
改革热点将持续5至10年
《华夏时报》：你刚才提到引入非公有资本引入谁的问题，那么我们想象一下中石化改制如果引入社会资本，那将出现怎样的生产力创新解放的情景？
周放生：应会有一些进入这个行业的具体要求，比如有些可能是战略投资者，有些可能是财务投资者，我相信都会有相应的公开透明的引入规则。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国企改革有可能成为今年“两会”的主题之一，并由此成为贯穿2014年全年的投资主题。你的判断是什么？这一次国企改革，会好于预期吗？
周放生：国企改革应会成为一个持续的热点，如果没有被意外拦截，这个热点将至少持续5-10 年。国企需要改革的块头非常之大，据公开的数字显示，全国国有资产已有20多万亿的规模，改起来，按规范运作，应需要一段较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复杂的观念和利益的博弈。
《华夏时报》：国企去官有化、权贵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会带来怎样崭新活跃的社会经济局面？
周放生：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最核心精神，就是国企的市场化，其最根本的作用是，它将提振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激发人们创新的信心，从而减少资金外流，使得大量的民营资本将因此得以安心投入国内实业，投入创新型企业。
每一步都有阻碍
《华夏时报》：国企全民化为何会蜕变为官有化、权贵化？这一现状有多么严重？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周放生：某些国企蜕变为官有化、权贵化，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私有化，而且是一种不付成本不担风险的私有化。从中石油腐败案所代表的国企腐败大案，人们看到了某些国企的掌权者如何通过现有体制输送利益，私分国有资产。这是一种极端的社会不公现象，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华夏时报》：是否可以期待国企改革去官有化、权贵化的决心和力度将不断增强？
周放生：现在我们只能期盼着改革的力度不断增强。但我们也要看到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巨大阻碍。
人们期待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有更积极的推进，这种反应很正常。但同时人们也在观望，因为具体的政策界限还未出台，改革所允许达到的边界并不清晰。如果能够按照三中全会要求的混合所有制资本结构明确为具体的政策，真正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自然成形。期望国资委来提出这样的改革内容，可能比较难，因为毕竟是利益中人。所以，需要更高层来做决策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