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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霾单”

马维辉 商灏 2014-3-1 21:25:00

本报记者 马维辉 商灏 北京报道

   2月27日,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北京难得一见的晴空。持续一周之久的重度雾霾终于烟消云散,但怎么散的却耐人寻味。经济学家王福重说:“感谢风,感谢雨,就是不用感谢有关部门。”

   的确是要感谢大风,但在“靠天”治污的同时,有关部门也确实在行动:从大环保部强化行政权力,到河北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周日行动”,到北京强行关停砖厂,再到多地拆高炉、关闭水泥厂……一场针对污染的战争已经打响。

   只不过,多年“先发展,再治理”的经济模式欠下的账本太厚了,以至于真的宣战了,才感到是如此痛楚。《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北京市2月21日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时,全市已有147家企业停产减产;石家庄40%的水泥产能都被拆除,有的县甚至拆得一家都不剩。

   治污是要付出代价的,经济链条上的每个环节甚至都不能幸免。北京有的停产企业,一天就要损失五六十万元的订单;河北拆除的高炉和水泥企业前期投资上千万元的设备直接变成了废铜烂铁;不仅如此,水泥厂关了,煤用得就少了,电用得少了,重型机械厂家生意少了,失业的却多了。

   本报记者近日在河北采访时听到最多的是被关停企业老板的抱怨:“我的厂子明明不在国家淘汰的序列,为什么也被拆了。”而北京关停的页岩砖厂,就在几年前甚至还是鼓励的项目。

   为什么必须承受这样的代价?知名财经评论家笔夫一语道破“天机”:中国上空持续不散的雾霾天气证明,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种严重的透支行为,从土地、空气和水到货币发放,都已经透支了未来,现在我们不得不为之前的透支买单了。

   春节过后,李克强总理在听取环保部部长汇报时,围绕雾霾问题连续追问了数十问。总理说:政府决不能回避。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走进人民大会堂时,不知道会不会是伴着雾霾;但可以确定的是,关于污染治理的话题一定会成为焦点。在2月24日民建中央两会提案新闻通气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民建中央已经公布的34件提案中,有11件的主题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大气污染治理,其中两件提案更由民建中央主席、副主席亲自带队调研完成。

“四面霾伏”

   当口罩和空气净化器成了畅销商品,当癌症村一个又一个出现时,污染成了不得不关注的话题。

   今年1月16日,春运首日河北省就遭遇了重度雾霾天气,唐津、京沪、津汕等13条高速公路封路,让千万打工者不能按时回家。

   最近2月27日结束的这一次,北京重污染预警持续超100小时,其中高级别橙色预警持续了80多个小时。2月22日下午3点,天安门广场附近的PM2.5浓度达到每立方米290微克,已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水平的11倍。

   不只是北京。2月22日,在环保部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有33个城市是重度及以上污染,其中10个城市为严重污染。环保部承认,中国约有七分之一的国土被雾霾笼罩,影响面积约143万平方公里。有诗为证:“笼罩大上海,伏击中山陵。南下海南岛,传染拉萨城。”

   记者看到,连日雾霾使得京城各大医院呼吸科门诊爆满,哮喘和肺气肿病人接诊量比平时多了三四成。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披露,全国每分钟就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其中肺癌是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

   而研究表明,大气污染恰恰与人群肺癌发病/死亡率的升高存在显著关系。一项对欧洲17个队列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PM2.5浓度每升高5μg/m3,人群肺腺癌死亡率将升高55%。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则把大气污染确认为致癌物。

   中国的大气问题已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中国的空气污染如果再不引起高度的警惕,不真正下大决心、大力度去治理,其造成的损失和代价将是惨痛的。

   据辜胜阻透露,2013年,他亲自参与调研,先后走访了河北省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并和环保部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民建中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建立京津冀地区协作联动机制强力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提案》,于近日上交全国政协。

   辜胜阻认为,必须从科学研究雾霾成因、建立京津冀周边大气污染防治协作联动体系、统筹环首都城市群建设、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扩容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构建示范引导机制六方面努力,才能建立起打破“十面霾伏”的大气污染治理机制。

沉重的治理

   污染了要治理,看到有水泥厂被拆的报道时,习惯了欢呼,往往忽略了代价。

   记者日前在石家庄采访时看到,有市民状告市环保局,要求其依法履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职责,并赔偿自己由于机动车限行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0元。

   那么,环保部门到底在忙什么?2月11日,在环保部新闻发布会上,副部长翟青表示,2013年,环保部的重点工作就是大气污染治理,主要是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细化出了近期需要完成的22项政策措施,并将其中80项任务分解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34个部门,还与全国31个省(区、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环保部制订方案,地方政府才是落实主体。而在各地中,河北省又是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

   2013年11月24日,随着一声巨响,唐山兴业工贸有限公司40多米的烟囱轰然倒下,扬起了十多米高的灰尘。这是河北省“周日行动”的动作之一。当天,唐山、邯郸、承德3市的19座高炉被集中拆除,减少产能680万吨。

   2月17日,石家庄第二次启动水泥企业集中拆除行动。至此,石家庄减少水泥产能1850万吨,约占全市总产能的40%,比原定计划提前3年完成“淘汰水泥过剩产能1500万吨”的目标任务。

   政府轰轰烈烈大搞拆除,企业则有另一本账要算。石家庄被拆除水泥企业平山县西柏坡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郄健雄表示,他的企业总投资大约4000万元,爆破前已经到位首批补偿款500万元,加上价值1000多万元的土地资产,算下来大约还有2000多万元的缺口。

   按照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的说法,这两次集中拆除的35家水泥企业,都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均不在国家淘汰序列。拆除工作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0.8亿元,涉及职工3780人,减少产值近61亿元、财政收入3亿元。

   没了收入来源的工人们也不希望厂子被拆,据他们介绍,经过2008年以后的多次治理,污染最厉害的小磨机都已经被淘汰了;厂子投入资金购买了除尘设备,大的20万-30万元,小的几万元,设备直接被拆了,非常可惜。

   除了被拆除工厂本身的损失,作为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钢铁、水泥企业的环保行动也影响到了上下游能源、电力、消费等行业的生存状况。

   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和平板玻璃都是用电量较大的行业,随着全面淘汰过剩产能行动的开展,加之宏观经济整体下行,电力行业的增长也告别了“两位数时代”。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永干告诉本报记者,往年到了夏季用电高峰,供电压力很大,往往不得不“拉闸限电”;而现在,这方面的压力则小得多,停电的情况也减少了。

   电厂发电量减少,则进一步导致煤炭的销售量降低。鄂尔多斯某煤矿工作人员杨超向本报记者表示,从年初到现在,煤炭价格已经下跌了15%,仍旧无人问津,该市很多煤矿现在都关停了。

   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2013年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高达经济总量的3.8%。2012年中国GDP总量为519322亿元,以此计算治污成本每年约两万亿元。

偿还“历史账”

   在记者采访中,有企业主表达了自己的不解,明明是达标排放的企业,不在国家淘汰的序列,为什么厂子也要拆?很多设备,设计使用寿命是20年,如今刚刚用了几年就拆了,难道不是浪费?

   今天的纠结其实是在为历史还账。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实施后,正是由于政府的鼓励,许多落后的工厂烟囱被立了起来。现在,每拆除一座高炉,都是在为过去支付成本。

   以钢铁行业为例,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向本报记者表示,实际上2008年时就已经处于快速增长的末期了,疲态初显。不过,由于2009年出台的刺激政策,给本已步入下坡路的行业打了一剂强心针,扭曲了市场信号。当时看效果挺好,其实只是延缓了矛盾的爆发,最终反而加重了产能过剩情况。

   水泥行业也一样,2008年,规模以上水泥企业全年水泥产量为13.88亿吨,同比上一年增长5.2%,增速已经有所放缓。但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实施后,全年水泥产量立刻反弹至16.29亿吨,同比增速则达到17.9%,随后两年也分别保持了15.5%和16.1%的高增长。直到2012年,增速才回落到7.4%。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本报记者,钢铁、水泥等行业的环保标准其实早就有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早已确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发展GDP的偏好,更加倾向于招商引资,使得环评过程成为走过场,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归根结底,这是过去的发展模式所致。在原来地方政府唯GDP论的考核方式下,钢铁行业投资大、产值高、现金流多,一家钢厂的销售额顶得上十几家食品厂,能解决数千名工人的就业问题,自然会成为地方政府的首选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现在的问题是,还要像之前粗暴发展经济那样粗暴地还吗?辜胜阻称,治理大气污染是个生态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实质却是经济问题,其难点在于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这主要靠政府的力量,同时也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从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全局出发,在政策层面给予大力引导和支持,加强各省市间的协作联动机制建设。

   方向很明确,只不过,实施路径仍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