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明确提出，昆明暴恐事件清晰表明中国反恐立法刻不容缓，并建议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将反恐立法列为特别事项予以重点安排。与此同时，有学界人士推测，以反恐为重点的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将在今年两会得到进一步完善，这显示出最高决策层对国家安全的社会治理思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政策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正在进入风险社会，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有所防范，我们必须要有防恐反恐的准备和应对之策，必须要有相关立法。他同时表示，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突出国家性，而不能突出民族性。
强调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价值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不久之前发生的昆明暴恐事件，有哪些因素？
竹立家：我个人认为，这当中受到国际的影响、风险文明的影响比较大。风险文明包括文化冲突、道德衰落、政治或民族纠纷等等，其影响由于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到来，会逐步渗透或传播到国内一些团体或某些民族的部分人群中去。
此外，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是一个因素。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地区差别比较明显，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要消除对社会不满的暴力恐怖威胁，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杠杆。虽然我们一直在进行财政上的支持和开展一些扶贫行动，但力度还不够。
与此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也很重要。所谓社会的文明水平，是指社会的全体公民都有文明意识、责任意识、国家意识。这需要通过各种宣传教育和制度安排等加以强调。特别在制度安排方面，要让所有公民都能体会到同一的平等、法治、民主和人权。
过去，我们过于强调民族之间的划分和界限。现在，应该强调的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在发展政策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在政策理念上，应该更清晰地强调共同价值，强调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价值。在这方面，我们应特别注意，不要有民族之分、族群之分。否则，越是强调民族之分、族群之分，则裂痕将会越大。
因此，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突出国家性，而不能突出民族性。
《华夏时报》：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威信如何真正得以提高？
竹立家：无论少数民族地区或其他地区，提高政府威信的根本之处在于，权力的纯洁化，公共权力要具有公共性。过去一年中央所采取的八项规定、反四风举措、反腐败行动，以及群众路线教育，都是正确的方向。公共权力只有纯洁化了，只有公正廉明，不贪不腐，才会有公信力，才会赢得全体公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反腐仍是第一要务。
《华夏时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的切入点是什么？
竹立家：比如，利益结构紧张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为落后。这其中除了一些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在政策性因素上，今后应尽量加深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缩小差别，实现利益均衡。
在文化冲突上，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有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在这个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消除文化冲突，建立共同文化，需要进行很多努力。形成一个多元和谐的文化共同体，这是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仍是以正面建设为主，比如我刚才所说的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提升和建立公平、科学的文化以及多元价值，实现价值共享等等。当然，对于分裂主义势力，对于少数宗教极端势力，必须严打，这毫无疑问。他们企图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事端，这基本上也是一种幻想，尤其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华民族空前强大的时代，其基本不会构成什么大的风险和威胁。其只是当代文明风险或当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传到了中国，使得一些极端分子异想天开、蠢蠢欲动，这也很正常。对此我们要有正确认识。
只要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目标比较正确，其不会对我们整个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造成什么影响。
防恐反恐当有立法
《华夏时报》：暴恐事件增多发出了一个怎样的社会风险信号？
竹立家：首先，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正在进入一个转型期，也就是正在进入一个风险文明时代，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在增强，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例如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文化冲突、道德衰落、政治纠纷、经济联系等。这几个方面正在越来越清楚和明显地把人类文明带入一个风险文明时代，因此，人类应对这一风险的能力必须要相应提高，也因此必须对这一风险有正确认识。
其次，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转型期，也面临着一些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这是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现实，即利益结构紧张。我曾阐述过一个观点：中国正进入社会结构性紧张的阶段，而风险社会的根源就是社会结构性紧张。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利益结构紧张、制度结构紧张、文化结构紧张、价值结构紧张。由于文明风险和社会风险，使得中国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
昆明事件虽然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但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个案。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民族。虽起源于中原，但自战国之后，我们就已是一个东西南北多民族融合、渗透、共生的民族。现在出现一些极端宗教势力企图分裂中国，但这实际是一种幻想，我们不必过于担忧。中国在清末最弱的时候，都没有被分裂，在现今国力强大的时候，个别极端宗教势力，绝对是少数人，他们的企图根本是痴心妄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不过暴恐事件提醒我们，随着中国社会结构性紧张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社会安全、社会秩序将是未来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或主要问题。我赞成对一些扰乱危害社会秩序、社会和谐、社会文明发展的恶性事件、暴力恐怖事件，尽快纳入立法防范的程序，以使我们在应对风险社会突发性的社会危机的时候，有法可依，进退有据。
《华夏时报》：虽然当前防范更加严密，仍有许多人担心风险进一步蔓延，你怎么看？
竹立家：我个人认为，新一届中央政府在一年多来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交出了一份比较漂亮的成绩单，这于凝聚全国人民对发展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于社会各阶层的团结合作，具有正能量。因此我不认为少数宗教极端势力造成的暴力恐怖事件会有蔓延趋势。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正处社会转型期或探索期。新的文明究竟应是一种什么形式，或应以什么样的价值形式出现，别说我们中国人不清楚，别的国家的人也不清楚，大家都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改革，也是在为新的发展，寻找一条正确道路。
在这样复杂的文明形式和风险文明中，中国如何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也需要探讨。所以，尽管秩序和安全是目前风险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内容。我们首先要认清现实，而后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有的放矢，选择采取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政策。
威胁中国的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主要活动地区：德国慕尼黑为主的欧洲、土耳其为主的中亚以及美国
●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
主要活动地区：美国、德国
●西藏青年大会
主要活动地区：印度达兰萨拉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主要活动地区：巴基斯坦的部落区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
主要活动地区：土耳其、南亚
●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
主要活动地区：德国慕尼黑
（综合媒体公开报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