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原本属于专业范畴的化工产品PX，近期在广东茂名遭到广泛争议，而在这之前，早已存在关于PX工厂建设项目的相关争议。这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保压力正不断增大，人们对于环境污染的恐惧与日俱增。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茂名地区能否由中央财政出钱，将PX项目附近居民迁出？如果这样，可能事情就好办多了。”他同时认为，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中央财政必须建立相应的国家层面的科学公平合理的转移支付补偿机制，而不应再像过去那样按照城市地位的重要性来转移支付。
《华夏时报》：近年来有关PX的争议一直存在，其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
罗天昊：茂名建设PX项目，其实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无奈或不知如何突围的表现，也涉及产业选择的战略问题。包括PX以及很多重化工产业，所要求的投资规模都很大，收益也很可观，近十年来，各地争相开建此类项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立竿见影之效。一般认为，一个地方的主政者在其任期内若能多搞些这类项目，就能迅速做大当地经济，也能有效促进主政者自己的仕途发展。
然而近年来，一提到PX，人们就十分担忧或惧怕，很多人认为此物就意味着污染、致癌。虽然官方的解释是PX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属于国家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依据的第Ⅳ级轻度危害指标，与汽油同级，且缺乏对人体致癌性证据。但所有化工生产装置，几乎都有污染隐患和潜在的危险因素。人们最担心的是一旦发生重大泄漏事故是否会对附近居民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PX项目的选址并不是最重要问题，工程的质量才是问题关键。
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建有PX工厂，有的就建在大城市附近，有的甚至紧邻居民区，但他们有底线思维，即可将污染危害控制在多大范围？有多大的安全系数？他们通过技术手段和市场手段实现了很高的污染排放控制目标。同时还有信息透明，保证了社会对于一切污染排放信息的即时知情。
在中国，尽管中央政府制定了较高的排污标准，但实际的排污标准似乎常常低于政府制定的标准，更不用说化工生产线经常发生跑冒滴漏现象从而严重影响大气和环境质量，否则应不会有太多对PX污染的恐慌。此外，中国虽然对高污染行业经常采用杀鸡吓猴的惩治手段，但往往效果不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采取将环保业务外包的方式解决实际污染排放标准过低的问题？
《华夏时报》：是否可以理解为通过技术和市场以及信息透明就可实现解决问题的目标？
罗天昊：是的，国外建有PX工厂的国家，那里的人民为何并不恐慌？就是因为，第一，其技术过关，能够将污染控制在一定范围；第二，信息透明；第三，有较高的污染排放标准。究竟是否安全，通过向公众发布一系列可靠的指数来加以证明，我们目前却没有这些措施。居民不明真相，当然感到害怕。
因此，建还是不建，用数据说话。污染排放达标就建，不能达标就不能建。而对于当地已建成PX装置的污染排放数据，其是否达标，也应给予准确公布，就像现在每天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数一样，一清二楚，便于社会监督。这个问题不解决，恐慌和反对的声音便难以消除。
由此来看，重大项目必须走出模糊化管理老路，真正全面实现数据化管理。
《华夏时报》：在你个人看来，茂名的PX项目未来可能会采取何种方式处理？
罗天昊：过去不是项目转移就是改头换面，但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当地经济能否转型，能否有替代产业。中国未来能否尽量少上石化和PX项目？这涉及产业升级和转移的问题。现在中央政府倡导经济转型，倡导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如果能完成这一转型，问题自然得以解决。
《华夏时报》：茂名本身有石化工业基础，PX项目应与此有关，茂名或无处可转，出路或只有提高排放标准？
罗天昊：是这样。但提高排放标准也要付出很高代价，这对当地是个考验，因为牵扯到财力问题。因此，我建议尽快采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地方环保补偿的办法。
中央政府近来已多次强调这一做法的必要性。我的理解是，比如中国三江源地区，为了保护当地自然环境，不允许发展传统工业，但中央政府应给予其一定补贴，否则当地经济和公共财政将无以为继。再比如广东河源地区，那是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水源地，如果当地大规模发展传统工业，水质必然受到污染，因此，同样必须给予当地一定财政补贴。再比如位于北京西北的张家口地区不能发展重化工业，还有河北承德地区为了密云水库的水质安全，在经济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牺牲。这些地区都应获得中央财政补贴。
《华夏时报》：你是说如果中央财政给予茂名某种补贴，问题就可以解决？
罗天昊：茂名地区能否由中央财政出钱，将PX项目附近居民区迁出？如果这样，可能事情就好办多了。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中央财政必须建立相应的国家层面的科学公平合理的转移支付补偿机制，而不应再像过去那样按照城市地位的重要性来转移支付。
在地区之间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应从国家层面进行协调，对很多产业受到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建立相应补偿机制。但是，转移支付仍然是一个政府手段，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建立，甚至有时候跑偏了。比如在南水北调东段，扬州是东线的水源地，但从2006年至2013年，当地水价却连续7年上涨，而涨价名目是代缴“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本来是应该获得补偿的地方，却要为南水北调的成本买单。在未来，这种情况仍难避免。政府之手有时候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因此，还需真正让市场力量介入环保领域。在政府决心和国家庞大治污计划之外，未来的污染治理，决不可忽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摒弃运动式治污、建立真正长期有效的市场机制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