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出席博鳌论坛期间指出，中央政府不会再搞“强刺激”，很多人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却又担忧变相的刺激，比如不是“强刺激”而是微刺激。放眼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刺激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究竟该不该采取微刺激政策？其利弊何在？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短期看，刺激有效果。但长期看，靠金融扩张、财政扩张实现追求高增长的目标，并非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之路。还是要考虑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的问题。
《华夏时报》：对官方公布的一季度宏观数据，你怎么看？
张宇燕：对于一季度的宏观数据，我并不觉得奇怪。特别是PPI增速一直为负，说明经济增长后劲依然不足，投资者积极性依然不高。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讲到了GDP7.5%的目标增长速度高一点或低一点都可以接受，因此，现在公布的7.4%的增速本是意料之中。
观察宏观目标，不能仅看经济增速，还应同时分析物价水平和失业率。目前物价水平还算令人满意。当增速下降之时，人们最关心的是就业率。如果就业率出现问题，恐怕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目前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但新增大学毕业生数量在增长，这是政府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短期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与出口。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无论进出口，下降幅度都比较大，都超出预期。因此，现在增长的发动机只剩下投资。对于投资的两个方面，信用扩张和财政支持人们又开始谈论。李克强总理说不会搞强刺激，但是不是要搞一个弱刺激或微刺激，我认为大的背景就在这里。
一旦失业率上升，物价水平下降，政府可能在信贷扩张方面将要采取一些措施。但这其中有一些掣肘。目前中国的企业经营状况存在很大问题，主要表现在其债务负担沉重。这表明投资回报率低，效益不佳，产能过剩。中国企业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130%，这是很高的比重，因为全球平均比重只有70%到80%。中国如此之高的企业负债率，表明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根本不需要，另一方面是产品价格过高。如果价格降低，就要求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以，生产过剩的背后原因，是生产率低，企业债务很高。要解决这个问题，长期看，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通过政策和体制变化，来促进要素合理配置、促进技术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刺激与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但短期看还是要依靠扩张信用，而是否扩张信用，要看就业率。
关于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带出去一部分过剩产能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带出产能有几种形式。有的是将产业链部分或全部带出去；更多的是建设新厂，其本身未必能带出产能。而企业走出去所最需要的金融服务，应当首先走出去。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可以提供很多支持。比如在信贷和财政补贴上，包括贴息贷款等可以采取一些鼓励政策。但企业走出去主要还是要靠企业自己，以避免国际上的不公平竞争的指责。
《华夏时报》：从国际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刺激政策对中国的刺激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宇燕：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都实施了非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包括实行超低的利率，并购买国债，强行向经济注入流动性。这使得大量资金进入发展中国家，推动了这些国家经济过热。对中国来说，尽管有资本管制，热钱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此外，直接投资的势头一直持续至今。因此，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外资的不断流入密切相关。在贸易方面，由于各国复苏乏力，需求下降，使得外贸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
整体上看，如果没有外资进入，中国经济状况可能更糟，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又并不是很大。当美国减少量化宽松甚至在明年升息，将会使得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出现更大量的外资出逃现象。中国比较而言仍是最有活力的市场之一，不会出现明显的资本外逃现象。
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微微下行的趋势，虽然大宗商品价格总是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变化的趋势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经济。
《华夏时报》：国务院常务会议不久前推出了发展经济三措施，包括扩大小企业减税额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加快中西部铁路建设。这被一些人解读为“微刺激”的信号，变相的刺激。你怎么看？
张宇燕：减税实际是为了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中小企业发展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贷款难，这不光在中国是如此，美欧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对于中小企业贷款下降的幅度也很大，至今仍影响就业和复苏。
中国中小企业为什么贷款难？通过调研我了解到，并非银行不愿给其贷款，而是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因无法提供正规的经营记录，从而无法获得有效的贷款担保。中小企业一旦有了正规的经营记录就要交税，但中小企业为了逃税就只得在非正规的市场进行业务操作，所以其无法从担保公司那里获得贷款担保。因此，为中小企业减税，就会促使中小企业签订正规的经营合同，使其容易获得贷款担保，进而容易获得贷款，也容易建立起良好的信用记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将促使整个经济活起来。长期来看，中小企业不规避税收也将使税基增大。
减税算不算微刺激？它似乎应是早该做的事情。我预期还有为中小企业减税的空间。
棚户区改造可以被理解为政府扩大支出，但这件事也属于政府该做的事。而在经济下行苗头出现之时做这件事，则是恰逢其时。
加快中西部铁路建设，这当然也要财政扩大支出，但如果更多引入市场因素来做这件事就会更好，这需要一些想象力和制度创新。
这三件事都是政府该做的事，而不是属于那种看上去非常规的政策，但其确实对经济有刺激。
《华夏时报》：有人担心这样力度有限的政策最终是否有效，会否演变为“穿新鞋走老路”，甚至被地方政府滥用，从而制约中央政府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等深化改革的进程。
张宇燕：这个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不能中央政府一说微刺激，地方政府就开始加码。要特别注意监管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问题，要强化现有规则的执行。而影子银行的风险，也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必须强调的是，短期看，刺激有效果。但长期看，靠金融扩张、财政扩张实现追求高增长的目标，这并非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之路。还是要考虑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的问题。
而刚才提到的企业走出去问题，还有两个含义。一是走到国外去，一是走到国内其他地方去。广东的企业转移到广西，结合当地实际将资源加以重新配置，整体生产效率就得以提高。因此，应建立国内统一的市场，而不要有地方的歧视性政策，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特别期待上海自贸区的成功，它的先行先试和可复制，特别是它的负面清单制度，法无禁止皆可为，可以说它是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一种制度。什么不能干，剩下的全都可以干，这种思维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变革，非常重要。这也与中欧、中美正在谈判的几个重要协定有关联。
《华夏时报》：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呼吁中国应该实施“理性的刺激”。什么是理性的刺激？
张宇燕：我理解的所谓理性刺激是，可以做一点刺激，但一定要理性，而不要头脑发热。头脑发热就可能对于经济下滑的趋势反应过度，就会立刻投入很多。头脑发热也可能看不到下滑的风险，不刺激或刺激不够，这也不行。但理性刺激更多的涵义应在于不要刺激过度。
《华夏时报》：未来推动增长的正确方向究竟是什么？
张宇燕：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长期增长的源泉涉及三个核心方面。第一，资源配置效率，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在国内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市场，把人、资金等要素流动的障碍全部清除，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要素流动，这非常重要，这被称之为斯密增长。第二，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技术进步，对内增加研发投入，对外吸收先进技术，即所谓熊彼特增长。第三，是奥尔森增长，就是保护产权，尊重契约、政府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这个界线划好了，将让市场形成稳定的预期。这就要求有一个扩大市场和强化市场型的政府。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就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这三个因素具备了，长期增长就有了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