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在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以及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了几项措施之后，人们一度以为，为了保证各项经济改革有效推进，未来只会不断有小规模经济刺激，同时向市场传递信心，稳定改革环境。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那么，会否出现新一轮投资扩张？在中速增长时期，投资扩张作用如何体现？如何才能避免过去投资扩张弊端以保证改革顺利推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日前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阐述了他的观点。
首要问题是认清形势
《华夏时报》：我们应该怎么看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的政策主张？
刘胜军：目前首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至于如何加大投资，这可能是下一步的事情。当前仍处于对经济状况的摸底过程中。
一方面，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确实形成了巨大产能，这一产能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受限，过剩情形渐显。4万亿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过剩局面。当时搞的四大产业振兴计划特别是像新能源这一类产业，现在过剩现象更加严重。要消除这样的产能过剩，从根本上说，并非靠当下所谓投资刺激所能解决。真正消除产能过剩要靠消费。中国原来主要靠美国的消费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现在要靠中国的消费。但中国的消费如何产生？再搞新的4万亿或其他投资刺激都无济于事。要真正解决问题，只能靠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计划都非常正确，但改革推进的速度，现在看来可能比人们所预料的要慢一些，也就是改革所带来的新的红利的释放速度，慢于经济下滑的速度。
经济下滑并非不能容忍，在我们研究经济的学者看来，经济增速从9%下滑到7%甚至5%都无所谓，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看来，这其实也无所谓，但另一方面却也担心下滑太快有可能发生危机，而一旦发生危机，则各种改革将无从谈起。所以，目前维持稳定，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带来的金融风险，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其大背景是要去库存、去产能。现在实体经济的日子都不好过，除了电子商务之外，可能都找不到一个非常景气的行业。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过去靠地方政府或其他方面投资的增长驱动所带来的回报率现在越来越低，导致难以再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这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困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哪里？
此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短期的压力聚集在了一起。比如中国各级政府的反腐，对公务消费其实是个很大的挤压。反腐背景下，很多形象工程项目也受到了打压。虽然这是些短期因素，却并不能完全忽略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华夏时报》：你怎样评价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现状及其对经济下滑的影响？
刘胜军：房地产业一直受到限制，政府通过限购对其加以打压，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进行了很严厉的限制，这导致大量房地产公司最终去影子银行贷款。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很高，可能在20%甚至更高水平上，这样持续几年下来，其利息成本将非常惊人。所以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房地产企业遇到资金链问题。最近即使像杭州这样的较大城市也开始出现房地产价格调整的信号，这可能对经济带来进一步冲击。从今年第一季度数据看，房地产投资增速确实在放缓。如果说2013年房地产开发商还有些乐观的憧憬预期，到了2014年第一季度，这一信心又被打了回去。
现在我们所担心的，不是房地产价格会不会涨，而是房地产业会否出现系统性风险。在一些中小城市，房地产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
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其一旦出现问题，对于整个经济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可想而知，甚至可以说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中国金融业效率太低，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利率的双轨制：银行贷款一年期基准利率为6%，但只有大型企业才能拿到这个价格的贷款。大量的民营或中小企业去影子银行借贷，利率可能要翻两三倍。这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很多企业本来投资回报率就越来越低，还要承受不断增高的借贷成本，其或将只有死路一条。所以现在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可能正在那里挣扎。
反对投资刺激并非反对投资
《华夏时报》：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改革红利释放？
刘胜军：总体来看，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经济持续下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更多指望加快改革，找到改革的红利。
我们反对投资刺激，并非反对投资。投资本身未必是个坏事，关键是要看投资从何而来、向何处去。上一次的4万亿包括地方政府的信贷，其实主要都给了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它们运用资金的效率非常低，而且它对下一年度的投资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这样的一种投资带给经济很大的破坏。
很多人觉得现在似乎没有投资机会，其实并非如此，关键是有些投资机会被体制的垄断所压制。比如在电信行业、石油行业、金融行业，都有巨大投资空间或效率改进空间。只要效率能够改进，就有人愿意投资。比如电信行业，其如果再拍卖5张牌照，则腾讯之类的公司肯定非常有兴趣，包括华为都有可能要去获得一张牌照。而以这类公司的创新能力，中国移动这类公司无论规模有多大都可能会被打得稀里哗啦。但问题是，现在能不能够把这样的可通过创新带来投资机会的窗口打开。现在看来，阻力比较大。
过去搞鼓励民企发展的三十六条或新三十六条，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消除这种垄断，但这种愿望过去一直都没有实现，接下来能做到吗？
《华夏时报》：投资扩张稳定经济作用应通过哪些途径得以实现？
刘胜军：过去经济是靠规模不断膨胀以掩盖问题，一些企业即使不赚钱，只要规模不断做大就能借到新的贷款，现金流就能维持下去。但现在，就像我刚才所谈到经营环境出现的问题，企业融资难成为普遍现象，这更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一旦大家都形成了比较悲观的预期之后，各方面风险就会进一步显现，比如一旦我们所说的债务风险开始显露，企业就更不愿投资，银行就更不愿贷款，经济必然要承受更大的下行压力。
2008年搞4万亿投资刺激是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比如当年珠三角有数千万农民工因工厂没有订单而面临返乡压力，这是当时一个很大的短期冲击，将影响到社会安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与当年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是现在大家讨论怎样刺激或稳定经济时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我们要理性看待刺激。李总理也说过不搞强刺激，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要任由经济自由落体。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改革推进很快，很多垄断行业放开，很多民企得以进入投资，但实际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慢。如果经济改革进行得很慢，又不采取一些其他办法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有可能出现较大的风险。也就是说，现在搞投资也好，搞刺激也好，目的不是为了GDP，而是为了避免系统性风险。这一出发点和立足点非常重要。把精力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没有太多新意，对于解决目前产能过剩和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没有太大帮助，也许只是会让GDP数字看上去稍微好看一点，却不能缓解目前实体经济的困局。
减税是最有效的刺激
《华夏时报》：真正有效的刺激措施有哪些？
刘胜军：真正要搞的刺激，其实很简单：第一，要大量地减税。目前中央政府财政实力非常雄厚，完全有实力减税。减税不仅可为市场带来刺激作用，也可为市场提振信心。同时，减税就是割肉，显示了改革诚意。比如每年6500亿个人所得税还收它干吗，把它全免了得了，如果国务院宣布从某天起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三年或五年，甚至暂停到2020年，那是中央宣布的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候，到那时经济好了，社会比较和谐了，条件较为成熟了，再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一个税种的征收所得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实在太小，每年财政浪费的钱可能都不止6500亿。三公经费整顿等省下来的钱赶紧让利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有钱有信心去消费，这对于整个经济的信心格局或消费能力是非常大的改变。不仅对个人可以减免税，对企业也同样可以减免税。
第二，在投资方面，现在要鼓励的投资，主要不是国企的投资，而应是民企的投资。但民企投资现在面临两个困局。一个是他们并没有钱。现在国企没有钱，民企更缺钱。所以，虽说要开放80个港口项目，民企却并没有钱投入。即使真的有钱，也没有人去玩机场、港口等这类项目投资，因为没什么吸引力。
所以，为了解决问题，金融要加快放宽或自由化，包括利率市场化、IPO市场化或注册制、允许设立更多民营银行等，都要加快步伐，否则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都要被金融管制拖垮。
民企除了缺钱，更重要的当然是缺机会，他们不知道或看不清楚要往哪里去投资。比如现在搞的所谓混合所有制，到底拿出来的是什么样的项目，究竟让不让出控股权，透明度怎样等等都不清楚。从目前企业家们反映出的情况看，大家对此比较没有信心，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现在最大的投资机遇，就在打破垄断。反垄断法自2008年生效以来，到目前竟然并未真正反过一起国企的垄断，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中国最大的垄断就是央企的垄断，为了拯救中国的经济，如果能够下决心打破央企的垄断，那将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如果哪一天中国宣布将所有央企都真正向民企开放，而且立即开放，则中国股市将立即暴涨。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信心，看到了未来整个经济的效率将有巨大提升。所以这是接下来怎样去刺激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而非再简单重复四万亿。如果再搞一个小规模的四万亿，那确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