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人们看到中央政府近来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同时，提出了所谓定向调控的新思路，在刚刚过去的几周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谈及定向调控，最近更是具体阐述了定向调控的三大方向。有分析认为，当局试图以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为宏观调控的两大“利器”，但定向调控要付出的主要成本，就是容忍增长适度放缓。在当前，如果不把工作重点放在果断推进改革上，定向调控的盲目性会不会增加？其效力会不会大打折扣？而所谓三大方向的定向调控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如何取得预期成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控，并因此发生了比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则改革的议程和步骤就有可能被打乱，改革就可能被大幅度延后。由此来看，当前的调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们却不能忘记，这样的调控是为了服务于改革大局。一切的刺激，或所谓多个方向的调控，都是为了经济暂时稳定的需要，其最终目的，应是为改革赢得时间。
实体经济资金链困局
致普遍担忧
《华夏时报》：“通过微调预调、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保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定向调控的三大方向”，被认为是中央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你怎么看？
刘胜军：这传递出两个信号。
一，经济需要调控是因为中央政府不希望看到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或者是希望能够管理人们对经济保持一定增速的预期。由此角度观察，或许中央政府觉得需要采取一定的刺激或调控的措施。
目前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企业的高负债，或是房地产和影子银行，都积累了较大风险，并且很多风险都到了临界点。比如我们已看到有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跑路”，一个企业倒下往往涉及数百亿债务，其债务链条影响面非常广。因此中央政府提出调控新思路也是为了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二，经济需要调控是因为人们对“4万亿”仍然记忆非常深刻，其中更多的是负面记忆，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如果通过大量的投资信贷刺激经济，虽有一定效果，其副作用却会更大。因此，希望在目前的刺激和调控格局下，尽可能避免类似“4万亿”的副作用。由此意义看，中央政府创新地提出了定向调控的思路。这类调控，当然比“4万亿”那样的简单粗放式调控，可能副作用要小很多。
但我们也应看到，在目前中国经济的格局下，任何的刺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即明知其可能有副作用，却还得用药。如果不用药，则可能出大问题，出现系统性风险。而一切的的刺激，或所谓多个方向的调控，都是为了经济暂时稳定的需要，其最终目的，应是为改革赢得时间。
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控，并因此发生了比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则改革的议程和步骤就有可能被打乱，改革就可能被大幅度延后。由此来看，当前的调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们却不能忘记，这样的调控是为了服务于改革大局。换句话说，如果只是调控而忘记了改革大局，那么这样的调控就是舍本逐末的调控。对于这个逻辑关系，我们必须有很清晰的认知。
当前改革的进展，让人们有所担忧，改革进展的速度，滞后于市场的预期。人们现在还看不太明白，改革的种种举措还需多久才能够落地。基于这种不确定性和观望的心态正在加剧。
《华夏时报》：在相关改革并未到位、金融生态依然失衡的情况下，定向降准等定向调控有无可能事倍功半？
刘胜军：现在大家都在说企业的资金链普遍比较紧张，企业的过度负债比较严重，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非因为利率高或存准率高所引起，那只是表面，深层次原因在于，整个金融体系长期以来受到的过度管制，导致了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同时，货币超发又导致了资产价格的膨胀。
这二者结合起来，诱使越来越多的资金体外循环，进入到了非生产性领域。也有些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以年率20%以上的成本从影子银行获得资金用于企业发展的投资，但这种投资缺乏可持续性，只是企业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接受高利率。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金融体系过度管制问题，则很多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那些目前过度依赖影子银行的企业，将会被资金压力所拖垮。
短期内央行降低利率肯定没有必要，因为目前官方利率实际偏低，如果利率全部放开，短期内利率可能还有上升空间。存准率有下降的空间，但对于存准率下调究竟是否能起到所谓定向、精准地将资金引入小微企业去的问题，目前还不能过度乐观。因为许多商业银行获得新的流动性之后，其完全有可能将资金用于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比如借给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或投向其他投资领域。从银行自身逐利行为上看，这种可能性不应排除。商业银行过去把资金贷给小微企业，并不代表其有了更多流动性之后，仍会继续这么做。金融体系现有机制并不能百分百地保证达到这样的效果。
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提示着人们要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但比较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在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时候，缺乏足够的定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改革具有迫切性，应该以很大的魄力加以推动，使之在最近一两年内有大的进展。否则，我对中国实体经济能否摆脱资金链困局比较悲观。
当务之急
是让利率双轨制并轨
《华夏时报》：结构性问题长远看确实比总量问题更重要，如何评估货币政策在定向调控中担纲的作用？
刘胜军：在市场经济当中，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政策。货币政策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利率。而中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尚未实现，利率尚未市场化，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双轨制。目前影子银行的利率大约是商业银行利率的3倍，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现象，这导致利率不能够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正常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中另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准备金率。从国际经验来看，准备金率不应成为主要的调控工具，其只是数量型工具而不是价格型工具。在货币政策当中，价格型工具比较有效率，数量型工具相对来说其对于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效率相对较低。目前中央政府过度依赖于准备金率这样一种数量型控制工具用于调控，这反而会带来很多扭曲。
货币政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工具是公开市场操作，这一工具在中国也并没有真正运用起来，主要原因在于，公开市场操作是希望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调节和引导利率，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利率市场化机制，所以还没有公开市场操作的运作空间。公开市场操作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吞吐当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目前其并非最大的影响因素。
目前定向调控的主要依托手段，当然是货币政策。所谓调控，应该是宏观调控，而非微观干预。在宏观调控中，一般而言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对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全局性影响。但目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还是比较多地依赖数量型而非价格型调节杠杆，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华夏时报》：下半年有无降准或降息的可能？
刘胜军：有进一步降准的空间，主要原因是目前准备金率确实太高。另外，商业银行在前些年资产负债表有过度扩张现象，过高存准率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很大挑战，而且中国的商业银行其市场程度尚未完全到位，很多商业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短期化行为，比如短债长投或期限错配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银行对于流动性就会更加敏感和脆弱，一旦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出现风险爆发的问题。去年我们已经看到发生了多次银行业的流动性危机，这其实就是一种警告。
所以在目前格局下，由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实体经济融资难，要缓解融资难，除了推进金融改革，短期内见效最快的动作就是降低存准率。如果下半年经济出现进一步的风险因素，存准率还会下调，下调到15%到16%，这是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水平。当然在存准率下调过程中，如何防止货币过度投放带来新一轮问题，这需要谨慎把握。
至于说降低利率，我个人持反对态度。
目前中国的银行利率比较被低估，而影子银行利率又太高，这意味着官方利率应该上调，因为银行体系的资金现在太便宜。如果采取降息，带来的后果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可以从商业银行里贷更多的款，这种便宜的资金小微企业其实依然贷不到，对于缓解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会带来太大帮助。反之，如果商业银行加息，让更多不合理项目拿不到贷款，银行就可以把钱贷给那些更需要资金的小微企业。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假设，现实中，短期内加息比较困难。主要因为企业对利率还不敏感，很多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对于利率并未建立一种敏感的市场机制，也就是银行加息了要借，降息了更要借。所以，利率杠杆短期内尚难发挥有效作用。
现在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快速通过利率市场化，让商业银行的利率和影子银行的利率并轨，这是当务之急。
政府要对继续
减少审批权有清醒认识
《华夏时报》：结构性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有效作用？有人以为政府比市场掌握更多信息、更有前瞻性，因此政府政策契合市场化逻辑。这种观点是否有可能越来越占主流地位？比如对于最近林毅夫与张维迎就市场需不需要政府协调的问题展开论辩，你怎么看？
刘胜军：主张加强政府作用的观点，有两个论据都不成立。第一个论据是，政府有更多的信息，这显然违背事实。特别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高度分散，创新日新月异，消费者行为也快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政府，即使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充分掌握信息。有可能今天是赢家，明天却可能出局。今天某个产业是朝阳产业，两年之后，它就可能变成夕阳产业。因此最好的机制就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而非让政府人为规划的机制。
林毅夫有个说法是，中国经济过去35年的高速增长证明政府做的事情大部分是对的。我认为这段话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经济过去35年能够高速增长，主要原因是相信了市场的力量，不断发挥了市场的活力。最典型的例证是，35年前，中国几乎没有民营企业，到了今天，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占据GDP的80%左右，这就是市场的力量。那么，民营企业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吗？显然不是，而是市场、是企业家精神来推动和创造出来的。这是我们对于中国经济过去35年高速增长一定要有的清晰认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正是对中国经济过去35年高速增长因素的科学总结。
未来的改革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核心，其实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减少审批权。所以我们看到李克强总理上任之后，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于上述本来在理论上就已经比较清楚的问题，一些学者再度挑起论战，这对政策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我相信决策层对此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能够认识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华夏时报》：对于所谓定向调控的三大方向可能取得的效果，你如何评估？
刘胜军：其中的很多内容，应该不属于调控，而都是改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结构性改革，或者叫做进一步的市场化。这些目标，我们当然都完全赞同，关键是如何能做到。比如如何让市场发挥更好的作用，政府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其中要有更清晰的定义。
比如，政府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政府所需要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其实就是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目前国企和民企之间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平等，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反垄断问题。国企在很多领域还存在行政性垄断，这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反垄断不反行政性垄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性错误。
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为实体经济减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出实质性的诚意，来进行大幅度的减税。其实如果能够真正进行大幅度的减税，则降准等工具都暂时不需要了，所有经济风险都会因此而得以解决，经济下滑的压力也能因此得以解决。
背景资料
定向调控三大方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3日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和企业座谈会，明确并具体阐述了定向调控三大方向：
一，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继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化行政审批，为企业松绑，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做到放管结合，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努力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快完善投融资体制，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加强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等重大工程建设，扩大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的服务供给。
三，支持实体经济做强。深入落实对农业、小微企业、服务业降税减负和定向降准等措施，金融资源要向实体经济倾斜，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