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8月中旬有两大政经热点：习总书记多次表述的“新常态”和第四次深改组会议释放的诸多改革信息。
宏观数据透露了经济状况仍旧复杂，“7.5%左右”目标或不轻松，经济政策风向已有一些微妙变化。习近平今年多次提及“新常态”，外界解读为其背后是暂别以往超常增长。当下许多地方政府对主官的考核已不再以GDP增速为标准，环境保护与减少贫困成为其重要工作内容。最终我们究竟能否真正摆脱对GDP的崇拜？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最近在人民网发表文章提出，“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从容状态，它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强调经济发展既不能片面追求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也还要保持合理发展速度防止经济惯性下滑。张占斌认为，这种辩证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联系第四次深改组会议提到的许多重大改革信号，在新近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张占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新常态”中的辩证GDP
《华夏时报》：你最近撰文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表述中的辩证思想，认为“新常态”经济发展仍需合理速度。什么叫合理速度？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对“新常态”的理解是，地方主官的考核不需要再以GDP增速为标准了。你怎么看？
张占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表述，其一方面强调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一种新的正常状态，人们对此应有正确认识；另一方面强调中国经济要保持合理增速，而不能放任自流，完全不要GDP增速，否则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将会很大，如果经济增速下滑突破底线，将带来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目前很多省市县对地方主官的政绩考核已不再考核GDP，其实在那些生态县或特贫县等地区进行这类探索本无可厚非，但全国各省市县不能都这么干，否则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的经济增长要有7.5%左右合理区间这一目标何以完成？
当下中国经济适当的增速与维持合理就业率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对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习总书记说过不惟GDP，但从没说过不要GDP，而且还强调要保持GDP合理增长。这其中的辩证思想我们一定要有深入认识。
前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其所谓风险，归结起来实际就是稳增长的风险，经济如果不能稳增长，那就是最大的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维持7.5%左右合理区间，总体上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企业可据此安排生产、投资和技术创新。如果中国经济仍要10%以上的增长，就必须仍然依靠扩大投资，也就仍然有可能再出现类似四万亿投资那样的严重产能过剩。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趋势突破7.5%左右合理区间，中央政府将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加以制约。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因此出台了一些稳增长政策，比如所谓微刺激、定向调控等。
将经济增长维持7.5%左右合理区间，也是为改革、为调结构腾出空间。这个合理速度，符合经济的和市场的规律，也符合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律。因此它是绿色的增长、创新的增长、收入和效益的增长。我们要为完成7.5%的增长目标而努力，各省市县都要为完成这一目标而努力。
“新常态”是对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增长规律的深刻认识，其保持合理增速的辩证思想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同时也要求各地区根据自身实际调整好其经济增速。
当下的中国虽然是个经济大国，却还不是个经济强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有些学者试图通过历史比较分析以证明GDP强未必国家强，但GDP不强国家一定不强。过去积贫积弱的中国之所以受欺挨打，主因是GDP上不去，然后才是科技水平和制度建设上不去。
“新常态”下的GDP，应是科技创新的GDP,是制度文明的GDP，是体现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的GDP。兼顾这些特质的GDP可能未必能再有快速增长，但也不能增速越低越好。
“新常态”中的淡定哲学
《华夏时报》：对经济低增长有高容忍度的同时，努力让民众享受到更现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经济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环境，这作为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标准，如果是“新常态”应有之义，这一思路是否意味着许多具体领域的体制改革将会加快？
张占斌：经济正处在中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应不急躁，有定力，努力让民众享受到更现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经济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环境，通过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让民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要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将是中国制度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的确意味着许多具体领域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必须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诸项改革措施。已多次举行的深改组会议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今后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将会是空前的。
中国经济获得高质量的增长，也需要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如果一个社会充满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则经济也必然难以有健康稳定的增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法治也是保障经济合理增速的重要内容。
《华夏时报》：改革需要考虑微观执行力，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例，很多计划中的事情都没有按期执行，由此来看，减税的愿望会否难免落空？如何防止一系列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
张占斌：一系列的改革，其成效显现需要有一个过程。总体来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做支撑，财税体制改革是对国家治理基础的改革，是整个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这项改革如果未能全面展开，其他各项改革都将难以真正推动或推动之后大打折扣。
《华夏时报》：从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看，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将要经历哪些挑战，未来可能到一个怎样的速度最理想？
张占斌：目前中央政府确定的经济增速为7.5%左右，十二五规划确定要实现的经济增幅是7%左右，到2020年可能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这一增长目标，但现在距2020年还有5到6年时间，如果把经济增幅立刻降到7%，再往后能否守住7%，就可能出现问题。因此，这几年经济增幅应会在7%到7.5%之间，但肯定不会低于7%。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到2020年以后，其增长速度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大约会下降到5%或6%左右，这与中国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有关联。
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存在差距，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应该还有巨大潜力，维持10年到20年的中高速增长并非不可能。
《华夏时报》：保持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涉及哪些问题？
张占斌：第一，坚持区间管理，注重定向调控。第二，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第三，加大公共投资，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第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华夏时报》：在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似乎仍然很大的背景下，走向“新常态”的经济政策重点可能有怎样的改变？经济可能出现哪些新亮点、新热点？
张占斌：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这是总的经济指导政策方针，更简单而言，就是稳中求进。因此，稳增长是下半年甚至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最重要方向。稳增长不是强刺激，而是有利于结构调整，有利于长远发展的稳增长，政府投资将会主要投向中西部铁路建设、水利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地下管网改造及交通建设等。稳增长的同时，那些产业企业的落后产能将被淘汰，还有许多中国制造将被引向国际市场，所以政府高层出国访问时，总不忘推销中国的高铁、核电、装备制造等，我们屡屡看到国际舆论称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是中国最大的推销员。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已被高层视为极其重要的事情。
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总值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总值，中国的服务业产值在不断增加，反映出中国创业就业能力在不断增强。中国的技术革命与商业新业态结合，电子商务或网上消费，健康、养老、旅游产业等，都可能是今后经济发展新热点，这些都在改变和改造着中国。
“新常态”中的改革信号
《华夏时报》：有人说，“新常态”透出了重大改革信号，你怎么看？
张占斌：我们都注意到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三个规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在经济方面的引导和调控，正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的。认识和处理好这三个规律，对于正确看待发展速度，推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走向“新常态”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将更加尊重这三个规律，即经济增长能快则快，该慢则慢，并努力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此同时积极为民众创造更多福利。
在认识和处理好市场规律方面，首先要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当前政府改革的一个重点是不断缩减政府定价范围，扩大市场定价范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其次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近两年中央政府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有效结合，推动财政结构性减税，特别注重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支持，定向下调服务于“三农”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从供给端助推经济发展。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鼓励相互进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原本挡在民资面前的隐形门正被逐渐推开。
在认识和处理好自然规律方面，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发展之中去。中共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特别重视，发表了很多讲话。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现在世界上生态环境好的国家，许多是工业化、城镇化水平高的国家。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认真总结自己的成功做法，找准发展路径，努力实现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互动双赢。
在认识和处理好社会规律方面，包容性发展相比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多地强调“人”的发展，注意对“人“的积极性的提高，更好地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社会成员普遍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包容性发展还有赖于重视改善民生，兜住民生底线，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包容性发展有利于发展空间的增加。改革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施展空间和回旋空间为条件。这种成长空间，是多方面的。在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赖于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各方面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绷得紧紧的，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那是不利于健康推进改革的。
《华夏时报》：近来一系列的反外资垄断举措，从反思经济命脉的国家控制率角度看，是否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是否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
张占斌：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大，肯定不能允许外资对该国许多重要行业保持高水平垄断格局，我们必须防范存在这种格局的可能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而绝不能对这种风险熟视无睹。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以促进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但也要注意防止某些行业产业被外资所垄断和控制。在过去30多年对外开放基础上，中国下一步的对外开放必须提高质量，提高开放的精准度，这意味着有些领域将继续扩大开放，有些领域则可能会调整开放程度，目的是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最优质的效果。这是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华夏时报》：联系第四次深改组会议提到的许多重大改革信号，你认为习近平“新常态”最重要的内涵还有哪些？
张占斌：实际上，许多正在深入推进的改革，都与“新常态”关系密切，如果没有这些深入推进的改革，“新常态”就将难以保持下去，则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难以实现。“新常态”最重要的内涵，应可理解为，通过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华夏时报》：第四次深改组会议提到许多重大改革信号，这是否表明“新常态”下，许多改革要加速推进？
张占斌：种种迹象表明，深改组在频频开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在频频开会，这些会议都反复强调要加快推进改革，人们由此可以看出最高领导层对于改革的认识和责任担当意志与勇气之强烈，看出重大改革将加速深入的信号之强烈，看出通过深入改革进一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愿望之强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防止经济下滑的风险，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从容不迫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