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镜头前，谈笑风生，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灵光闪现，机锋逼人，有绅士气息，也有名士风范，香港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展示给他的观众的，似乎就是这样的印象。他看世界的方法，影响着许多人对世界的看法，他提供给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却让人们从不同角度看他，对他提出了许多疑问。
《华夏时报》记者最近在北京凤凰会馆特别专访了阮次山先生，向他提出了一些敏感的问题，并得到他很中肯的答复。刚好在座的国内首家独立军事智库、北京三略研究院的创办人王金岭也参加了这次谈话。
我不迎合任何人
《华夏时报》：据说您刚刚和家人度完假期回来，您的小孙子孙女是不是都不舍得和您分开？
阮次山：前不久和家人去了夏威夷度假，家里人多，我和太太、两个儿子和媳妇及其孩子们一共七个人，租了那里大岛上的三栋临海别墅，全家团圆八天。我们到那里第四天就遇到当地二三十年没有过的飓风，被困在那里两天半，没有电，也没有热水，飓风过后岛上满目疮痍。尽管如此，全家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很快乐。之后我前往位于圣地亚哥的家中住了一个礼拜才回到北京。
《华夏时报》：在您已到颐养天年之时，您还在不停地工作，应邀到各地演讲和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家人会不会并不支持您继续这样工作？您的工作热情来自于什么样的动力？
阮次山：也不会。我无论到哪里，太太都会跟随着我。孩子们倒是有一点抱怨，因为我跟儿子、儿媳及孙子孙女们，关系都很好，尤其跟孙子孙女们，几乎每个礼拜要通两三次电话。现在有了视频电话，他们的抱怨少了一点。我跟他们说，我若退休并住在美国对他们而言当然见面方便，但对我来讲，退休以后干吗呢？应趁我还有体力的时候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以我的余生报效祖国。因为，像我这样经历的人不多。我曾先后在中国台湾和美国念书，了解当地社会，了解美国、了解国际局势。正处于对外开放阶段的中国，需要我这样的人对各种现象提出分析、解释和预警。当然，这个地球没了我照转，可是有了我，也许会转得更好，中国社会对世界局势、对台湾问题的了解，可能会更迅速更清楚一些，否则可能要绕些弯或吃些亏才会明白。这就是我决定于有生之年不断工作、不断为社会做点贡献的原因所在。
我大学是学新闻的，也就是说，新闻是我的本行，离开了新闻这一行，会让我难以适应。曾在一位朋友开的公司里当过九个月的顾问，虽然薪水很高，可是每天面对的生活跟世界是脱节的。那时最怕的就是看到电视、广播或报纸上报道这个世界又发生了什么重大问题和事件，那会让我觉得别扭和失落。尽管那段时间，我仍保持着对新闻的敏感和热情，无论白天黑夜依然忙里偷闲地为报纸写专栏，但我还是觉得失落。钱对我而言，已不是人生的问题，也不是人生的目标。后来我还是毅然决定回到新闻老本行来。一方面，是我人生的一种理念，另一方面，从事新闻这一行尤其是在国内，会有一种使命感。
《华夏时报》：我们注意到您之前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香港或中国台湾，几乎一直任职于华人媒体，并且您在回应外界一些质疑时说，虽有美籍，但根本上还是中国人，不过，有些人说您“亲中”，是有特殊含义的，您却强调您的爱国的感情，二者是一样的吗？
阮次山：你是指有人说我“偏左”，但这顶“帽子”最初是亲台湾的右派人士给我戴的。记得被正式列为亲中亲左分子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那是中国时隔三十多年重回奥运，我那时在洛杉矶一家名为《国际日报》的新闻机构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当时的美国侨社亲右亲台湾国民党，那种状况下，中国奥运代表团到达之后无人欢迎很受冷落，于是我想举办首场欢迎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酒会。我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校长吴家伟（那时他任中国奥运代表团大使，后来他回到香港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关系很好，他也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通过他，我请到中国奥运代表团第一批抵达的成员参加酒会。这场酒会轰动了当时右派占据天下的美国侨社，甚至有台湾特务到会场来拍照取证。从那时起，我被台湾那边称为台湾教育出来的左派或亲中分子。我还是美国侨社新闻机构主管中第一个用新华社、中新社稿件的人，在那个时代，这样做需要一点勇气。
因为当时的美国侨社中台湾国民党势力还很大，香港那时也是右派的天下。记得当时台湾《中国时报》的老板余纪忠在美国办的《中国时报》美洲版，因为大量报道中国奥运代表团活动和运动员的出色成绩，而被蒋经国勒令停刊。数年之后我在台湾见到余纪忠时，听他说，当年所谓的亲中，现在台湾已到处都有。所以，当时我们被戴帽子被归类，以现在观点看，显得很幼稚。
1987年我母亲过世，台湾那边不让我回去，后来我找到台湾相关部门的人，告诉他，如果不让我回去奔丧，会发生国际纠纷。因为他也知道我当时在美国的社会地位，那时是里根执政时期，白宫的办公厅主任以及一些美国参众议员都是我的好友。经过朋友的斡旋，才得以回到台湾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么多年来，台湾有些人仍然认为我是亲中的，但我进出台湾已无问题，因为我拿到了美国国籍。前几年我在北京访问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时，因为他说了一句“台湾不是独立国家”，导致台湾股市大跌，这件事使得我有大约八个月时间不能去台湾……
《华夏时报》：但中国大陆舆论也有关于您是左派的看法。
阮次山：我听到过一些这样的说法，这让我很吃惊也很失望。为什么我在大陆亲中也被认为是左派？难道我一定要反中吗？
《华夏时报》：在大陆，亲中一般被认为就是亲共的意思，人们觉得分析国际局势的立场观点有时迎合或顺应了当局的立场观点。
阮次山：其实有些人是一知半解。我记得一次在北大演讲，有学生对我提出同样的问题，问我在做评论的时候是否需要迎合或讨好当局。我回答他说，我除了我的孙女之外，我阮某人不讨好任何人。
翻开我过去的演讲或评论就可以看到，我不迎合任何人。当然大陆有独特的政治气氛，而我的习惯是，如果我觉得不适合说的话，我不说，可是我绝对不会去迎合谁。
想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华夏时报》：您的“亲中”立场，您对当局立场的娴熟把握，与凤凰卫视总体立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阮次山：举个例子，对于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事件，小学生的反应和大学教授的反应显然是不同的。有一次我去南京大学演讲时，有个学生问我怎么看大陆的贪腐现象，我对他说，不要用愤青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大陆的确有严重的贪腐问题，可是应该做个反向思维：任何的医疗、医药的发明，不会是为了治一百年以后的病，当有健康人群突发重大疾病之时，可能会集全世界力量来应对这一疾病，这将使得人类的医疗技术水平因此而前进了一步。同样，贪腐发生了，就必须想办法，制定规章法律加以治疗。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有今天这样严重的贪腐问题吗？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动辄上千万的贪腐案件，反过来也证明了社会在不断进步，而贪腐只是其副产品。不要以为贪腐是十恶不赦，当中国大陆从社会主义进入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有一种动力。而若没有民企在这个时候注入活力，就难以往前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方面社会在不断进步，另一方面贪腐也在不断滋生。美国没有贪腐吗？美国同样有贪腐。如果从愤青的角度看贪腐，每一个贪官都要杀头，但杀完贪官，社会就能进步了吗？我跟别人不同之处在于，我看问题会看到问题的好几个方面。
《华夏时报》：“高层路线”和“国民使命感”，与您的政治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
阮次山：我要纠正一下，我的评论，不是走“高层路线”，而是走“精英路线”，我个人能力有限，我只想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我过去和现在的所有评论，都是想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如果我的观点和我的评论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全中国，那根本不可能做到。我的使命感是，我影响了有影响力的人以后，经由他们，去影响其他的人群，去改变那些官员、商人的观点，告诉他们一条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路径，这样才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我不是迎合他们。我的评论是试图影响这些人的观点和看法，我绝不调侃他们，也绝不故意挖苦他们。我过去在香港的时候，常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听得见你的想法，第一，你就不要去挖苦他，就不要没事盯着他。第二，你要让他信服你，而要让他信服你，你骂他挖苦他都没用。
在这一点上，大陆很多评论界人的处理办法不太一样。他们饱受大陆特殊环境的影响，如果骂你，就希望能把你骂死，你做什么都不对。所以，为什么他们常常感到我用的语言跟他们不太一样，因为我用的语言，对方能够接受，这跟找出他们的喜好不一样。我是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而不是骂他们，否则就白忙活了。
这十几年在大陆，常常受到各种挑战。这种挑战有的来自大学里，有的来自网络。有的人问我，既然你是美国人，凭什么还来这里说爱国？我举了一个例子回答他：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时，他向雅加达1600万华人发表演讲说，对待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我们就像对待嫁出去的女儿一样，我们鼓励她效忠有爱于夫家，可是我们也要提醒她在国内有个娘家。所以，我像千千万万个嫁出去的中华儿女，回国以后我提倡爱国，这有什么不对吗？
这么多年来，除非是那些第一次见到我的人，此外已经没有人再在这方面挑战我，他们甚至说我是无可救药的爱国主义者。
我觉得，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上层有那么多人看我的节目，那是因为他们可以从我这里找到他们看不到、想不到的东西，因为他们毕竟都在大陆长大和受教育。
在大陆的环境之下，我帮他们分析外面的事情。前两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访华，大陆很多人连赖斯是干什么的都不晓得，于是我就在节目里对赖斯做了分析。她的正式职位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般称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她扮演的这个角色，以前是什么都管，但又什么权力都没有。在政府的行政机构里，除了她办公室里的三四十号人以外，她无权去搞东搞西，因为她只是总统私人助理。
可是这位私人助理如果像基辛格那样的才华万丈，总统倚以重任，她就有权。这个权力来自其在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总统也会以自己的行政权力要求政府部门任何公文都要经过这位助理的处理。大陆有些官员说，赖斯的权力凌驾于国务卿之上。这是胡扯。赖斯还没有这种权威，以前基辛格有。现在的国务卿克里是位重量级的参议员，赖斯的权力根本不可能凌驾于他之上。诸如此类的分析为什么大陆的高层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了解其中的真相。
《华夏时报》：您所提到的这真相，有关当局不会在赖斯来华之前做周密的调研分析吗？
阮次山：未必……
《华夏时报》：您现在看世界的看法和角度，最能影响到的，是哪些人？
阮次山：还跟过去一样，政府各阶层官员，他们很愿意听我的分析，因为我的分析他们在大陆别的地方看不到。有一次我去中央党校做讲座，在那些学员们住处，我看到每个房间里的学员都在收看我的节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我这里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深入的、从别处无法得到的看法。而无论过去和现在，这些官员想知道的东西都没什么分别。
《华夏时报》：精英阶层对于您的评论意见也有不赞同的吗？
阮次山：也许有，因为每个人都有其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这种状况无可厚非。如果他们不赞同我的意见，说明他们有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可是我担心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一知半解。
愿看到中国的分量更重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您今年5月曾以“世界乱局中的中国角色”为题，在重庆发表过演讲，为什么是在重庆做这个演讲？
阮次山：我最近在大陆很多城市演讲，几乎每一次都谈到这个题目，观众也喜欢我谈论这个话题。而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这个话题的内容都不一样。比如半个月前，我谈到了在乌克兰冲突中中国到底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问题，而半年前，我谈论的是在叙利亚冲突中我们中国到底能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
《华夏时报》：同样是在今年5月，在福州，您做了《中国在沿海所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为什么？
阮次山：这也是基于当时的形势，后来我再去那里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热点问题。中国的东海、南海等沿海问题，正在不断发展。最近一两年，人们关注最多的还是钓鱼岛问题、南海的问题。
我记得我讲安倍的问题时，曾希望大家要共同了解到，安倍是日本的政客，我们不要关心安倍比日本人关心他还多，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他。有人说安倍不得日本人心，但安倍前些日子声望已提升到67%以上，是日本近代以来声望最高的首相。所以，我们不应以自己的想象去评断安倍。对中国人而言，安倍是个莫名其妙的日本政客。那么，我们究竟如何面对这个莫名其妙的政客，为什么日本人喜欢他？
对日本，我们应反躬自省，我们是不是对日本的态度还不够明确？我们对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深恶痛绝，但我们为什么不宣布今后日本有头有脸的政客也好，学术界也好，都不许到靖国神社参拜，否则无论他今后担任什么职务，也无论议员成了阁员、首相，都将被中国列为永不受欢迎的人，永不许进入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或不敢明确作此宣布？
过去加拿大在特鲁多总理时代，美国人认为特鲁多亲共，他在台上的时候，由于加拿大紧邻美国，美国人还不敢对他怎样，但他下台以后，美国人拒绝他入境，美国人曾公开讲明了他们的这一立场。我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
《华夏时报》：您曾强调，中美两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发展新型“重要”国家关系，两种措辞，对中国而言，后者更客观理性一些，但你也曾强调说，中国人应该有大国国民的意识、情感和自信。“大国”和“重要国家”，这两个概念在特殊语境之下，其内涵有何异同？
阮次山：在这个问题上，我过去曾纠正过一些人的措辞。你看美国，从来不说自己是大国，因为在国际社会这样说属于“吃相难看”。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自己是大国呢？美国为了迎合中国的说法而换了一个字，Important country(重要国家)。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说自己跟美国的关系是大国之间的关系，但何必呢，在外交上，这样说有欠考虑。我建议有关当局学习一下美国，不要用Big country(大国)，而用Important country。
但我提倡大国民教育，讲的是要鼓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心士气，那就是记得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泱泱大国，但在外交上，我们不好这么说。
《华夏时报》：中国大陆的中央政权顺利完成交接之后，世界各国以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示了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里程，这意味着中共治下的中国将进一步巩固其在世界新兴崛起力量中心的地位。随着国际政经格局之变继续深化，中国和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但美国受困于多重内外因素，其全球战略步入“选择性介入”的阶段。由此来看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变化和相互关系，其是否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深的一个最明显的表征？
阮次山：我们在国际外交上一定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在国际舞台上有个现象我们要仔细研究：在哪里介入，就在哪里有话语权。美国之所以有今天，是从1947年冷战开始或更早的一战以后到现在，它不断在国际上扮演主导的角色，这个主导角色包括，该援助时它援助，该介入时它介入，所以它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已经非常深厚。到了我们中国这里，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还不习惯介入，因为中国人的文化与西方不同，喜欢隔岸观火，我们也已经习惯于隔岸观火，习惯于付出，不习惯于尽责任。举个例子来说，乌克兰问题上，中国需不需要介入？当我提出很多有必要介入的理由之后，很多退休外交官在网上发表谈话指责我说，如果中国介入，别国会听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你从来不介入，所以人家不听你的。我表示这是我们介入的最好时机，名正言顺。我们所在乎的是俄罗斯与美国的感受，乌克兰170亿美元债务马上就要到期，而中国有钱，我们若贷款100亿或200亿美元给乌克兰新政府，只要求乌克兰以军工产品偿付贷款，这必然缓解乌克兰的财政紧张问题，因为乌克兰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就是乌政府财政吃紧。对中国的这一举动，俄罗斯不敢指责，美国只会感激。而在国际社会，无论做任何动作都会得罪人，但正如我刚才所一再强调的，我们在国际社会上不能用买办的方式行事。在国际社会上，没有敌人就没有朋友，不可能面面俱到。
所以，我们中国的外交要重新思考。第一，中国是大国。第二，要学会怎么做大国。第三，要学会在外交上不能有买办的观点。在外交上，我们要学会利用各种方式尽一个做大国的责任。在任何国际场合，中国的外交官站在那里的时候，如果有人愿意上前理你，那是因为中国对于解决国际事务有一定分量。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对于解决中东问题，中国派出了特使游走各国。又有些老外交官说，游走没用。但这是因为过去不游走，所以没用。如果常常到各地协助解决问题，中国的分量就会逐渐增加。
期待中国成为世界领袖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究竟要给世人以什么样的政治形象？中国未来在世界政经格局中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阮次山：我觉得不是他希望给世人以什么样的形象，而是他能给世人以什么样的形象。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所处的环境比任何时候都好，有很多机遇，而这机遇有时候和人做生意一样，当机遇在那里的时候，若没本钱，生意就没法做。中国现在是有机遇也有本钱，而且，别忘了我们的对手的本钱和影响力正在没落，他们想做什么却做不了。所以这次赖斯来中国提出，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时候，希望中国提供帮助。但对这个问题中国应该怎样考虑？阿拉伯地区伊斯兰世界过去曾经反共，因此中国现在的考虑有好几方面。中国大陆有数量庞大的伊斯兰人口，我们是否要参与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打击伊斯兰国与对于疆独采取的行动有什么区隔和瓜葛？在美国多番打击伊斯兰国之后，中国是否要参与？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何在？如果有威胁，中国自己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加以对付？是否需要与美国合作？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将是今后十年美国外交的主轴，我判断，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可能干不了伊斯兰国。因为奥巴马的外交团队太弱了。所以，现在是中国的机会，如何掌握这个机会？对美国而言，在这个时候，它希望中国参与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却没提出什么条件，这是因为中国手中有筹码。我怀疑，过些时候，美国可能还会希望中国参与解决乌克兰冲突的行动。所以，面对太多的机会、太多的筹码，加上我们又有非常强大的实力，今后一二十年内，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提升两三个台阶。这就看我们在外交上怎么运用这些优势。我们已从学习增强我们的实力的阶段，进入到实际增强我们实力的阶段。
《华夏时报》：将要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有关依法治国的重要议程，其核心内容将如何影响到中共和中国未来的发展，国际社会与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对这些问题极为关注，并有各种讨论的声音。您怎么看？
阮次山：这依法治国在国外不是问题，本来就应该依法治国。在中国大陆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过去并不是依法治国，而是司法依附于行政。但现在司法体制已开始改革，试图减少各地行政对司法的干预。这样做对于执政者而言，是个很大的解脱，解脱于民间的反感情绪。
依法治国，依谁的法？如果这个法是执政者说了算的话，迟早会出现问题。如果执政者在治国过程中有平衡的力量，就可以去掉一些历史的包袱。但有一点必须要考虑，这个世界不是绝对的一刀切，司法完全照过去法家那样的一刀切做法未必行得通，而是要有与时俱进的改变，也要有及时纠错的机制。所以，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要做很多的调整。比如合议庭现在要逐渐做到不再受行政命令的干涉等等。
《华夏时报》：就广泛深远的意义而言，“依法治国”如果在社会各领域都真正落到了实处，其于世界政经格局变化有何影响？
阮次山：如果中国哪一天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那一天就成为了世界的领袖，崭新世界格局开始出现。
现在西方仍然认为与中国有隔阂，中国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意识形态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绝对的划分，否则美国怎会向中国借钱。如果哪一天中国成为依法治国的国家，成为在这方面与他们没有太大制度差别的国家，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领导地位将不可同日而语，至少他们没办法再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批评中国。
但从历史上来看，中国要做这样的转型，需要多少年？付出怎样的代价？是不是要照搬西方国家的思维与现状？中国模式何在？很显然，西方认为，其资本主义模式举世皆准，但即便如此，其功效也不一样，所以，中国要有自己的一套，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要基于中国自己国家的概念，面向未来，中国大陆要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抄袭西方。所以，我们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我过去提倡爱国主义，那不是盲目的爱国主义，而是说作为中国人，要清晰明白自己的方向。
《华夏时报》：您的思想来源和思想方法有何特别之处？
阮次山：我不觉得有何特别之处，但我读过的东西很多，经历也很多，所以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信手拈来，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唯一的固定模式是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问题。而在国际上，越是爱国就越受人尊重。
清末以后中国是个被全世界欺负的国家，很多中国人也习惯了这种欺负，产生了很多汉奸，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汉奸。到了现代，我们看西方社会，他们对国民爱国主义的培养教育比我们重视和高明许多。在这种背景之下，用中国人的立场和观点看世界，你会受到尊重。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人家怎会尊重你？游走各国之时，我与很多外国专家聊天时，绝对不会故作公正地以所谓举世皆准的标准看问题。我常常问我的听众，中国在什么时候最需要和平？是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强大的铁拳。
所以，在目前的阶段，中国不要奢望和平，和平是靠拳头争取来的。不要以为和平是理所当然的，在中国有目前这种实力的时候，鼓吹中国要走中间路线，要有举世皆准的和平，那纯粹是胡扯和做梦。我们中国的和平是中国方式的和平，而不是美国方式或欧洲方式的和平。但中国方式的和平从哪来？
《华夏时报》：您现在做节目依然是每次都要做大量的案头阅读等准备工作吗？
阮次山：是的，但唯一所不同的是，访问各国政要的“风云对话”节目，我已经不做了，因为那要时常去世界各地行走，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太大的负担。每一天的“新闻今日谈”我还是要做的，所以我的生活规律其实是跟世界的大事绑在一起。我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工作。
《华夏时报》：上镜几分钟之前你在做什么？
阮次山：那时我会确定今天要谈的题目，并分出细节，然后交给跟我搭档的主持人。因为他们要知道谈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谈这些，并为此做些准备。上镜之前，我还要安静一会，理一理思路。很多人说我镜头前很少看纸张，其实内容都在我头脑中装着。
《华夏时报》：与您搭档的漂亮女主持人为何都在节目里显得有些紧张？
阮次山：倒也不是紧张，她们跟我搭档时，实际是在很认真地听课，因为如果一不小心听，往下就可能不知该怎么回应我，每一次节目都是她们的一堂新课，是新的体验，所以跟我搭档一阵子的女主持人，都会有知识的累积，她们在跟别人谈话时，就会表现得有所不同。现在跟我搭档的小女生刚做了不到半年，我知道她的确有些紧张，我常常在做节目之前就给她上一个小课，告诉她今天会谈什么，主要是什么道理等等都稍微讲一下。
我的新搭档梁英前几天回家生孩子了，她是前年的中华小姐第一名，她开始做节目时很紧张，渐渐地现在她已经能够融入节目了。我休假时，她与别人搭档，都已经可以独立提问题了。
外交要有新思维
王金岭：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面对西方世界从经济孤立到政治孤立，俄罗斯一直急于在对外贸易上推进“去美元化”，而中国如今已成为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自然也就希望中国能够支持其“去美元化”的大计。那么，中国呢也很给力，在今年的5月21日，中俄两国签署了人民币和卢布直接结算协议，在“去美元化”这个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再接下来，国际社会能否产生“去美元化”的蝴蝶效应？
阮次山：会的，但太快的话会对我们不利。
中国与俄贸易有三分之一已经用双方货币结算。在中国与伊朗贸易中，伊朗希望不用美元，只用人民币。因为美国制裁俄国和伊朗的最重要方面就是金融制裁。所以，现在一步一步，俄国、伊朗，甚至泰国都希望用人民币结算。这样做的好处是把人民币变成硬通货。可是我们的货币管理体系、方法、措施能否跟得上？说白了我们没有操纵货币的那种手段。现在还不到时候，那是个庞大的需要渊源的一种手段。
而如果这样做，就要开放人民币市场，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否经得起国际投行的炒作、投机运作的风险？然后还有美国的报复，现在全世界某些国家，像美国，其理论上是处于破产状态，但其为什么还能撑持下去，就因为美元长期以来是国际计价单位，改变这一局面，我认为至少需要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现在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中国需要有一套整体的方针与谋略。俄罗斯和伊朗当然希望加速这个进程。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如果中国的银行体系仍是基本国有，国际金融界就会有些担心人民币易受政府操纵而显得币值不够实在。
王金岭：看来人民币变成硬通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阮次山：是的。
王金岭：目前南海问题比东海问题显得更复杂一些，尤其是南海问题被蓄意的国际化、多边化和扩大化了，假如中间不幸和某国真的擦枪走火，那会出现什么样的蝴蝶效应呢？
阮次山：南海本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我们只要稍微强硬一点，整个南海就是我们的后院。过去我们在南海不作为，现在我们作为之后，等到美国发现再想阻止干预已经来不及了。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军方的科技水平确实厉害。最近传说越南要在南海部署50艘基洛级潜艇，我认为即便它部署100艘基洛级潜艇都没用。
王金岭：现在缅甸与日本的关系走得有些近，为什么？
阮次山：那没用的，缅甸前几年之所以突然迁都到内比都，是因为缅甸对中国有说不出的情结，而我们在缅甸很多事情上给钱援助不是，不给钱援助也不是，于是只要他们提出，我们就给。因此缅甸和日本走近没什么用。日本安倍外交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错误，我常常说，我们不要给日本首相见中国领导人的机会，哪那么容易。日本这次给斯里兰卡大约四五千亿日元的援助，以换取斯里兰卡退出安理会非常任主席职位的竞选，这个职位任期五年。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可以忽略中国吗？而且联合国宪章规定，更改非常任理事国会员国要经过三分之二会员国同意，而中国是常任理事国，没中国的同意，日本的目标能实现吗？日本试图凌驾于国际影响力之上，其一直对中国不服气，但，我们何必在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