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灏
在中央政府准备加大国企市场化改革力度和促进对外投资的背景下，南、北车集团即将合并以联手打击海外竞争对手的消息引发朝野种种议论质疑之声，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猜测这两家大型国企在海外相互压价的恶性竞争是导致此次被合并的直接原因。
无论真相如何，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企业一段时期以来在海外投资中遭遇的诸多问题，正引起高层关切，也促使学界展开不断深入的探究和分析。与此同时，国内第一本相关论述《中国投资海外——质疑、事实和分析》新近刚好出版问世。
2014：中国对外投资元年？
该书由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梅博士执笔著述。
对于该书的出版，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评价说，今年是中国对外投资元年，对外净投资会发生，今后中国对外净投资会越来越多，不仅企业对外投资会增长，个人对外投资也会出现，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鼓励对外投资，这是个大趋势，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所以这本对中国海外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书生逢其时。樊纲还说，在中国对外投资中，发达国家设置障碍，中国投资者自身也有引起障碍的一些特殊问题，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是该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该书作者王梅曾在世界银行任职20多年，之后在高盛从事过研究分析工作，王梅在国民经济研究所主持的这项研究，除了她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也基于其过去的一些工作经验。
中信出版社副总编兼《经济导刊》副社长季红认为该书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她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并形成一种面对全球市场的初步能力的时候，开放加转变战略走出去就成为重要战略。中国的资本和企业需要走出去，形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当前国际市场已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占领，中国企业要通过艰苦的努力，付出更大代价挤进去，才能取得一席之地。过去几年来，发达国家从政府到跨国公司，仰仗各方面的优势，用各种方式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行阻挠，从规则的约束到媒体舆论的钳制。该书对此列举了很多实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特殊困难。
中信集团就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中信自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是内地对外开放试点和窗口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成为了中国引进来走出去的先行者，对中国投资海外有深刻的经验和实践，并对其中面临的实际困难深有体会，2012年中信收购里昂证券所遇到的阻碍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季红认为，西方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当竞争中立的概念被搬到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竞争时，特别是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竞争时，其公平性、合理性和实施的可能性就会面临严重挑战。王梅这本书提出，没有中立的国际竞争，她对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动因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以事实为依据，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担心和质疑。有助于国际社会正面理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本书的特点是以国际视野，通过基于事实的理性分析，讲述中国道理。
那些无声的大多数
中国企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获取技术、品牌、市场、资源和效率， 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对自己有利的资源。
这是中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然而，和本世纪初中国经济飞速崛起时国际舆论充斥着“中国威胁论”一样，海外监管机构和社会舆论对中国海外投资有很多质疑和非难。一些主要东道国对中国投资的审批要求在趋紧， 一些正在制定中的、新的区域性投资规则也将使中国投资遭遇更大挑战。
除了公开被拒的投资外，还有很多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在与国外监管机构作非正式沟通时，就由于对方对中国投资的疑虑和戒心而受阻，默默地撤回。前商务部长陈德铭曾提道，中国想到美国投资的每3块钱，只有1块钱被批准。这些超过60%的失败投资，是不为人注意的、无声的大多数。它们不曾进入媒体的视线，因而不为人所知。但是如此高的被拒率关系到每个前往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命运，也应引起政府、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海外的监管框架日趋渐紧的背景下。
王梅在书中将海外的质疑和非议归纳为三类：首先，对投资动机的质疑。比如，很多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媒体和学者担心中国投资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是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其次，对投资方式的质疑。比如，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在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具备了美国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从而扩大了它们的市场份额。这种投资方式扰乱了公平竞争。最后，对投资实践的质疑。比如，海外媒体和公众经常指责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在海外经营时破坏环境，没有社区精神等等。
王梅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让一些人不习惯和产生疑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一个新事物。传统的观点认为对外投资是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中国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还具有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转型经济的各种特征。这些不同的特征使世界在了解中国投资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但是有些质疑也是竞争对手为达到投资保护的目的而刻意制造的，是故意的事实忽略(willful ignorance)。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质疑都常常在监管层对中国投资的负面决定中体现出来。因此，系统的，基于事实的，针对海外质疑的思辨和分析，对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王梅在书中着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方式和实践，依据理论、数据和案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并得出了有关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动机、投资方式、投资实践等方面许多值得关注的重要结论。
王梅曾受邀到挪威和澳大利亚就这个话题与当地政界、学界和商界交流。她得到的反馈是非常正面的。听众的反映是他们需要听到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人把中国海外投资的逻辑和道理讲给他们听。因为西方的观点太一边倒了。一个美国智库的报告也强调，“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师必须加倍努力以使美国的领导人和公众更了解中国。”
王梅强调，资本过海，思想要随行。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时，它们的投资动机、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都应当被主动地和系统地传达给投资东道国。这些交流还应当是立体的和多层次的，不仅在企业层面，还要在政府和学者层面。
（作者为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