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经历2009年至今的高速发展，中国已出现了一大批以建设现代化智库为导向、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的智囊机构。中国智库的总数从2008年全球第12位跃居第2位，实现了量的飞跃，但创新力与影响力却依然与西方智库存在很大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特别是中国智库新媒体的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受到普遍质疑。当今国外智库发展中，智库新媒体已成为交互平台，其影响覆盖五大洲，而中国智库新媒体的世界影响几乎为零。
10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各类智库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新机遇。
在此背景下，《华夏时报》特别邀请国内智库研究领域知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就中国智库发展与影响力提升等一系列问题做深入分析。王莉丽副教授多年从事智库理论研究并积极参与推动中国的智库建设与实践工作，集研究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三种角色于一身，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中国古代智库的发展
得益于制度保障和人才基础
《华夏时报》：中国社会有重视谋士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智囊繁荣的现象，您认为当代中国智库的发展可以从历史中吸取什么？
王莉丽：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刻影响着这个民族的现状和未来。尤其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更是知兴替、明得失的有益借鉴。在智库建设与发展中，中国既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更要借鉴中国历史上的智库发展经验。
现代智库研究起源于西方，尤以欧美学者为代表，中国学界对智库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智库研究才成为重要的显学和研究热点。对于智库的起源，欧美学者有不同认识，但主要是美国起源和英国起源两种观点。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智囊的悠久传统，中国现代意义上智库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但事实上，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智库发展决不仅仅是存在智囊传统这么简单。智库的历史起源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早已经萌芽，无论是现代意义上的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曾经盛极一时。
中国古代智库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自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一个阶层出现，以及养士之风的兴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幕府和师爷的繁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纵观历史，中国古代智库的发展与繁荣得益于制度保障和人才基础。所谓制度基础就是古代的决策咨询制度和以察举制、科举制为核心的人才选拔制度，人才基础就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其“士志于道”的文化精神。从社会学的角度，科举制在知识与政治之间构建了一个桥梁，促进了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从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现代所言的旋转门的功能。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智库与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是有区别的。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是一种有组织的政策研究机构，自身有很强的独立性，并不需要完全依附于政府而生存。在古代智库的发展中，作为核心群体的士大夫所秉持的“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价值观念，以及统治阶层对决策咨询独立价值认识的局限性，都限制了智库的发展。
中国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是智力资本
《华夏时报》：目前，中国智库在数量上应该说与西方国家智库不相上下，但是质量和影响力依然相差甚远。您认为当前中国智库发展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应当如何提升质量和影响力？
王莉丽：近几年中国智库的发展非常迅速，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智库。但是，问题也很明显，比如不同类型智库之间发展不平衡，缺乏竞争机制与互补机制；智库泛化现象严重；智库公共外交意识与能力不足；智库的网络舆论影响力缺乏；思想创新能力不足；近年来，出现了少数新兴智库过度媒体化、商业化现象等等。
从经济学的视角，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智力资本。而智库的智力资本又由人才资本、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三大要素构成。要真正实现中国智库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需要从提升中国智库的智力资本入手。
第一，人才资本。智库是知识密集型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是进行思想创新。因此，人才是第一要素。智库的人力资本由领导人才和研究人才两方面构成。领导人才是指要有具备智库管理和运营能力，并且具有全球意识和公关意识的领导者。在西方，这种智库领导者被称为政策实业家。有了领导人才，智库的发展就有了掌舵人。智库的思想创新主要是由研究人才完成的。智库研究人才首先必须具备深厚的研究功底，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其次，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面对媒体和公众进行思想的传播。智库研究人才还要了解现实政治的需求，要有“士志于道”的担当与精神。中国的学者很多，但是依然很缺乏这种智库人才。
第二，制度资本。没有好的制度，智库数量再多，投入资金再大，也很难实现研究质量的提升和政策影响力的实现。目前，中国智库的发展，需要从三个层面提升制度保障。第一个层面，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对政策咨询的需求要形成制度；第二个层面，智库的运营中，要吸取和学习欧美国家的现代管理制度；第三个层面，对于人才的吸收和培养也要有制度保障。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提供了通道和制度保障。
第三，关系资本。所谓关系资本主要是指智库的影响力传播媒介和网络。欧美智库的影响力之所以巨大，与它们在关系资本上的投入是分不开的。中国智库近几年对关系资本已经非常重视，甚至出现了过度重视信息传播的现象。但是在智库的关系资本中，对新媒体的传播能力和网络构建却非常薄弱，尤其是新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构建。
如果中国智库在这三大方面能够有所作为，其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指日可待。当然，这也并非一蹴而就，智库的发展成熟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智库急需提升新媒体
传播能力和影响力
《华夏时报》：您刚才提到关于中国智库的新媒体影响力，目前中国智库在这方面与欧美国家智库差距有多大，我们如何提升？
王莉丽：坦白说，中国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与我们的欧美同行相比差距非常之大。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数据统计的。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对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的运用。有西方学者这样评价：“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
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不但发布最新政策主张和学者观点，影响媒介和政治议程，引领社会舆论，而且不断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受众需求的改变调整新媒体传播策略。根据数据统计，他们的网站有约50%的访问量来自非美国地区，遍及欧洲、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力。据布鲁金斯学会2013年报显示，美国地区的访问量超过1000000。2013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推出了仿照《纽约时报》的“雪崩”(snowfall)模式制作的数字化专题，目的在于激发对重要议题的讨论和辩论。第一期推出后，网页停留时间提高了125%，其中72%的访问者为新用户。
中国智库需要在整体上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要建设好自己的机构网站，运用互联网思维，具备全球视野，把智库的网站打造成传播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媒介。另外，要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结合受众需求，不断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鉴于新媒体影响力的全球性和扩散性，以此，也可以作为一个提高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口。
推动中国智库的“旋转门”
《华夏时报》：您在2011年曾经出版《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一书，您如何评价”旋转门“这一机制，对美国政治而言是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王莉丽：美国智库“旋转门”机制形成的基础是：独特的政治文化、开放的政治体制和全方位的独立性。政治文化创造了思想基础。政治体制提供了旋转空间。独立性保证了持续运转。美国智库的独立性包括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这种独立性保证了智库可以产生具有创新性的思想，培养优秀的人才，进而使得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能够持续运转。
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得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而且也使得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长远来看，这种机制使得美国智库的影响力直接渗入到美国政治决策的核心，成为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华夏时报》：从当下中国社会的政经背景看，中国智库的所谓“旋转门”是否可以推动？
王莉丽：虽然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产生的土壤是其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旋转门”就不能产生。从历史经验中看，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在知识与政治之间构建了一个桥梁，其功能相当于我们所谈的现代意义上的旋转门。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不仅仅为古代的士直接参与政治治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还具有沟通社会上下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以及文化整合的重要社会功能。作为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科举制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循环流动之中。科举制废除之后，传统的士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社群与阶层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知识分子社群，从思想、文化上承继了传统的士精神，但在政治上却不再占据权势地位。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但是仍然没有制度性的设计以保证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参与和影响。
现代智库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重新开启中国古代科举制所带动的知识与政治之间，道统与政统之间的这种流动和旋转。
对中国而言，目前“旋转门”已经开启，但最多只有半扇门。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我们要推动智库与政府现任官员之间形成人才流动机制。如果中国智库的“旋转门”正常运转起来，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这个距离就可以弥合。这将有利于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有效，也将有利于中国的人才流动，进而促进社会稳定。
中国智库必将成为
大国崛起的智力之源
《华夏时报》：近几年，似乎所有高校、研究机构都能摇身一变成为智库。有些机构根本没有搞清楚智库的定位，就改头换面成了智库。你怎样看当下智库建设存在的这种泛化、泡沫化的倾向？您在《学习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该坚持以研究为主，影响力传播为辅，避免走向过度商业化。在潜心研究与追求影响力方面，当下中国智库发展思想是否有一些本末倒置的特征？
王莉丽：中国的现代智库研究与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应该说已经充分了解了全球智库的形态和表象。但目前对全球智库的认识与实践，仍然停留在“智库形式”阶段。表面上看，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欣欣向荣，在数量上大幅上升。而且近年来新兴的一批智库很擅于进行进行思想的传播。但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思想创新，智库存在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思想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推动社会进步。一切的思想传播活动必须建立在思想创新的基础上。当前，中国智库的着力点，无论是关于智库的学术研究和智库的实践发展，都急需从“智库形式建设”转向“智库内容建设”。
关于智库概念和定位的探讨，我认为，智库概念不宜过于泛化。主要是指，以政策研究、战略研究为己任，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研究机构。咨询公司不是智库，这一点必须明确。中国智库主要分为官方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三大类。在三类智库的角色定位上，考虑各自优势与劣势，官方智库有着信息获取和信息通道的先天优势，可着眼于紧迫性政策研究；大学智库相对独立，但其核心研究人员大多担负着学术研究、教学、育人、政策研究的多重任务，因此，大学智库应根据自身特点，着眼于长期跟踪研究和战略研究；民间智库当前的发展可以更多承担起沟通政府与民众舆论通道与平台的重要角色，而且在公共外交中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智库的优势。
《华夏时报》：近些年，很多国外智库在中国设立了研究机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认为中国政府应如何善用和应对好外资智库的思想影响？
王莉丽：理解智库这一概念时，我认为，无论任何国家的智库都必须明确认识到，尽管智库具有很多功能，但最基本的一点是：为国家和民众利益服务。西方智库在研究政策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
外资智库在中国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软权力”领域的竞争。智库的目的都是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西方智库在中国的目的一是更好地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另一方面是希望影响中国的政策和舆论。中国政府应该大力发展自己的软力量，下大力气对中国现有的智库体制进行改革，改变传统的官本位的智库体制，要不拘一格起用年轻人才，创造适宜研究的宽松环境，使得中国智库在这场思想的竞争中获得成功。
《华夏时报》：您对中国智库未来发展有怎样的预测？
王莉丽：就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而言，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是智库发展与思想创新的黄金时代。智库的思想创新所带来的创新收益，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使中国在与全球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复兴，中国将不仅仅是世界的生产中心，更将成为全球创造力与创新的源泉。
在世界各国的智库发展道路上，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对其智库发展模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些智库又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智库的发展将会在借鉴世界各国智库和中国历史经验基础上，逐步探索，形成服务于国家繁荣和民族进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