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本次APEC会议上，中国力推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高铁出海等一系列战略主张，试图通过推动区域内经济体互利互惠互通的过程，促进区域经济融合；这更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经新格局中自身的国际新定位，及其在国际分工、区域经济、贸易体系和货币制度等一系列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全球经济事务已经形成的中美共治局面，使得中国必然要争取国际规则制定和议题设置的主导权，而通过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合作等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中国希望最终在全球治理中拥有话语权。中国这种对国际现有秩序的挑战，必然引起多种国际力量的牵制和阻滞。对此，中国需要做好怎样的应对准备？本报特别邀请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前世行高级经济学家王梅发表观点。
共同繁荣新愿景
《华夏时报》：从本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北京纲领”等两份成果文件看，强调了与会者一致认为亚太经合组织应该继续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你如何判断未来中国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王梅：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需要一个对各方都有吸引力的推进机制，以继续促进各经济体的联系，以及减少贸易、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的壁垒。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中仍将具有8%的潜在增长力和7%的实际增速，远超区域内其他国家，将继续作为亚太经济增长的引擎。
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现在必须能够推动制定一系列游戏规则。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都将对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极有裨益。中国的宏观经济已实现了十分重要的调整。未来通过实施更进一步的改革，将实现长期内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这对于世界乃至于区域内各经济体而言，都非常重要。中国将领导本区域变得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正如中国领导人在会上所说，中国将发扬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为亚太地区长远发展和共同繁荣勾画新愿景、指引新方向、注入新动力。
《华夏时报》：中国在本次APEC会议上高调阐述有关建立亚太自贸区的主张和“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愿景，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您怎么看？
王梅：首先，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指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亚太自贸区”的主张在８年前就提出了，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这次APEC峰会上，中国把推动“亚太自贸区”作为主要议题提出来，促进了这个主张的实质性发展。“亚太自贸区”会促进区域内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水平，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会起到良性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受到广泛欢迎的。一方面，亚洲的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开发银行迟迟拿不出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正好满足了这个投资需要。
我认为，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不太妥当的。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投资计划，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问题。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外汇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多过剩产能需要输出消化。“一带一路”计划可以积极利用前者，帮助后者。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在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同时又满足了“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出发点是通过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来帮助其在西欧的盟国。美国确实在实施这个计划时，在经济上受益很多，同时这个计划又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战略，为之后的冷战打下了基础。因此，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会无形中给这个简单的经济投资计划加上本来没有的政治和战略背景。
要做的事情很多
《华夏时报》：从会议提出的“为亚太经济一体化谋划新愿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主张看，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的战略可能面临的重大质疑是什么？包括如何让地区伙伴坚定地参与合作？
王梅：确实，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都受到媒体的大肆炒作，也有不少质疑。这些质疑包括中国这些投资计划是为了与美国抗衡，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等。而美国官员“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游说”，“极力劝说重要盟友拒绝该项目”。结果，澳大利亚和韩国目前没有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美国这个举动遭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因为发展中国家急需基础设施投资已是国际共识。当美国没有能力提供所需的帮助时，它不应该阻止其他国家这样做。在和我交流的国外学者中，大多都相信澳大利亚、韩国以及其他国家之后会以某种方式加入到亚投行中来。甚至不排除美国在某个时点上也会。当初日本主张成立亚洲开发银行时，美国也是反对的，但是后来它也加入亚行成为主要股东。
《华夏时报》：从国家宏观战略角度看，如何通过高度系统性地梳理各项改革与政策，做到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输出五位一体，相互配合，并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降低其他国家的抵触情绪？
王梅：中国在某些产业，比如高铁和核能的制造能力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但是从近期中国高铁在美国波士顿和墨西哥遭遇挫折来看，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包括“一带一路”计划，在实施中将会面临很多挑战。中国应以平常心来悉心应对这些挑战，因为这是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博弈中不得不面对的，面对来自现有强权的阻挠和抵制。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中国要在失败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国需要通过全面深入的体制改革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竞争力，以及在技术层面处理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能力。中国要重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思辨的重要性。一方面，中国要把发展的理念、逻辑和道理及时地、持续地通过多种渠道和各种层次传递出去。另一方面，中国要正面海外的质疑，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及时的分析和回应。要通过不断的交流和互动，增进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并主动积极地寻找利益共同点，以实现有效的和实质性的项目进展和实施。
不必幻想“竞争中立”
《华夏时报》：中国这一新战略如何规避经济的和政治的风险？如何真正实现目标获得应有利益？
王梅：中国通过资本对外输出以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获取技术、品牌、市场、资源和效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对自己有利的资源。这是中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今后10年的趋势进行了预测。预测的结果是，它将以平均年复合增长率19%-22%的水平增长。然而，和本世纪初中国经济飞速崛起时国际舆论充斥着“中国威胁论”一样，海外监管机构和社会舆论对中国海外投资有很多质疑和非难。一些主要东道国对中国投资的审批要求在趋紧，一些正在制定中的新的区域性投资规则也将使中国投资遭遇更大挑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迫切需要世界的客观了解和接受。
自本世纪以来，新兴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在为东道国经济做出贡献、受到欢迎的同时，也受到诸多质疑。比如，美国副国务卿霍马茨在2011年5月发表的文章《竞争中立:保证全球竞争的合理基础》中认为，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支持的企业，在现代版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具备了美国私人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新兴国家企业凭着这些优势在全球市场上扩大了市场份额，增加了它们投资于新技术的能力。这种在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下新兴国家的海外投资方式，违背了“竞争中立”原则。这对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造成威胁。
对付这个威胁的重要手段，在霍马茨看来，是在全球推行所谓的“竞争中立框架”。这个框架的一系列原则，比如税收中立、融资中立和监管中立的原则，会帮助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企业在一个“水平的竞技场”上竞争。
“竞争中立”原则原本是用于一个经济体内的被广泛接受的原则。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也正在朝着让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一个公平竞争环境的方向迈进。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的步伐迅速加快。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如政府简政放权、建立上海自贸区、允许建立民营银行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正在积极推进。
但是，当“竞争中立”的概念被搬到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中时，特别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企业之间时，它的合理性和实施的可能性面临严重挑战。
正如很多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家运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即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乔·史塔威尔在其2013年的新书《亚洲如何发展》中，令人信服地阐述道：所有经济上成功的经济体，在它们发展的过程中，都曾借助产业政策的帮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完全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新兴国家今天运用的产业政策不是它们自己发明的，而是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习、传承来的。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它们的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各种支持手段，包括对制造业和原材料的特殊补助，国家建立项目以获得外国的技术等。在所有这些措施之上，各个国家都把很多政府的支持集中在一群大企业——垄断和寡头企业的身上，以使它们能够做大规模投资和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它们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理查德·雷恩(RichardLehne)在其2012年的著作《政府与企业》中认为，相对于其他工业化国家而言，真正将美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独特因素，是美国的政府能力。美国政府在初创阶段所拥有的公共政策组合能力，有效地帮助了美国经济的成长和工业的发展。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无论在它们过去的“赶超阶段”，还是现在的“领先阶段”，都在积极运用产业政策对它们的企业以各种方式进行支持、资助和保护。由于与美国在当代公开宣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念大相径庭，美国的产业政策通常以隐蔽的方式予以运用。因此，霍马茨所推行的所谓“竞争中立”原则并不中立，它的本质是遏制新兴国家的发展能力。
发达国家想要维护其经济优势，新兴国家需要实现赶超，其中的利益平衡点应当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协议的谈判来取得。霍马茨提到的国际“竞争中立”主题已经涵盖在没有中国参与的TPP当中。这种排除新兴国家参与规则制定的做法，以及推行这个没有合理基础的“竞争中立”原则，都会被证明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合理平衡发展并且受到严重挑战。
需要更多一些耐心
《华夏时报》：中国资本输出的愿景虽然宏伟，但就中国目前的实力而言，是否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中国和地区伙伴需要直面和解决的最大难题有哪些？
王梅：与国际贸易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相比，中国对外直接资本输出是个新题目。毕竟中国企业跨境投资的真正启动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而初出国门的中国资本，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多障碍。其中一个重要的但对其系统关注依然非常有限的障碍是，海外对中国资本对外直接输出的不了解、质疑和非议。中国资本对外直接输出的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了解。
中国很快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不断学习和完善自己，以更成熟和更可持续的方式融入全球或地区经济。同时，世界和各地区也要学会了解、认可和接纳一个来自新兴国家的全球企业公民。这对双方不断增进相互了解，持续地沟通，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使得客观了解中国对外直接资本输出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可能需要更多一点兴趣和耐心。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除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外，还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在改革没有完成的过渡时期，基本体制可能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改革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是在各种条件的约束下，在各种利益冲突的制约当中逐步展开和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打破旧制度可以是一夜的事情，但是建立新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时期，体制看起来有些四不像，既不是传统的，又不是理想状态的。但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四不像”接着另一个“四不像”的演变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今天的世界处在人类历史上相互依存度最高、相互关系最为紧密的时代。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层面上合作与竞争。正如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样，中国资本的对外直接输出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中积极正面的力量。它在需要世界了解和接纳的同时，也将带给世界经济秩序和投资规则深远的影响。
《华夏时报》：对于中国对外经济新战略的未来，您可以做怎样的预测？
王梅：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计划以及亚投行的实施战略，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经济需要，也会给那些相关国家带去实质的经济利益，这是一个共赢的战略。这个战略也应当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即使有些应有的支持和参与现在还没有实现，我相信随着中国真金白银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逐步展开，实实在在受益的国家逐步增多，更多的国家一定会加入到亚投行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