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在今年万圣节的欢呼声里，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吸血鬼猎人”的美国学者杰夫·马德里克在他的新书《七个糟糕的理念：主流经济学家如何破坏美国和世界》里，批评“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才是恐怖故事的源泉”的声音，颇为引人注意。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评价马德里克的观点“揭示经济学哪里出了问题，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理念‘很危险，可为善，可作恶’。说来悲哀，近年来都是恶占上风。”国际经济学界的这种反思的态度，也在中国产生影响。中国学者黄剑辉最近在一次演讲中说，科斯明确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并认为在过去，经济学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2011年初，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七位中国学者发起成立“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开始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黄剑辉认为这具有里程碑意义。与此同时，黄剑辉等一批新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们正在制定的所谓2049战略，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中长期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将在明年上半年成形。黄剑辉是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与央行货币司副司长姚余栋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两大发动机”。《华夏时报》新近特别邀请他就2049战略与新供给经济学等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中国将阔步重返世界之巅
《华夏时报》：有关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和主张，媒体已有很多报道，新供给当前有无最新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黄剑辉：去年8月，有两本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供给学派的初步成形。一本是贾康主编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另一本是黄剑辉主编的《中国关键：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他们奠定了新供给学的理论基础。
现在加入新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有一两百人，力图在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欧美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过去的经济学理论，尤其西方人的思维，是非此即彼，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是二元思维。而中国人的思维可以由此及彼，不是非此即彼，中间有很多过渡，这是东方人思维的特征。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是“和与融”，我曾与姚司长等人在去年四五月份的几个周末讨论了好几次，才讨论出这两句话：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动词是融会贯通，宾语是古今中西。
现在我们正在干的一个事情叫做“中国2049战略”。我们有两大任务。基于我自己的研究，我认为，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中国大概每30年到35年就有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周期。比如1911年到1949年，这相当于孙中山时代，1.0版的现代中国，打破帝制以后，因为蒋介石基本还是在孙中山影子之下；1949年之后，到1978年，是毛泽东时代，2.0版的现代中国；1978年到2013年，进入到邓小平时代，3.0版的现代中国；从2014年到2049年，也是35年，很巧合。巧有巧的道理，基本上，按中国人的说法，60年一个甲子，一个甲子就是两个30年。为什么划分为35年，因为有个5年过渡期。按照这个逻辑，新供给经济学的基调要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对改革开放过去35年发展给出经济学原理的解释，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二个任务，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个2049战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搞过几十年的国家发展中长期战略。现在我们新供给学派这批人因为写《中国关键：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八双五并重”这个建议，其中第一个并重是我跟姚司长一块写的，即把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确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战略，这本来是给领导提的，后来到了去年底，我们想，也别给别人提了，干脆我们这个平台自己来做，这样我们将会搞出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战略，是跨部委的战略规划。习总书记一张蓝图绘到底，4.0版的现代中国，就是2016年到2049年，需要有一个登高望远的视野，有一个跑马拉松的心态，立足于中长期。现在中国只走到了改革开放的一半，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度盯住眼前的7.4%增长率之类，就可能看不清目标和方向，因为看得太近了。如果往远看，比如看中国和美国、日本、印度的竞争，新供给学派更强调“强身健体”和现代观点，“八双五并重”因此就显得很重要了。这个平台的好处在于，不是发改委或国开行一家，而是集国内各家智库之大成，来搞这么大的一个研究，但又不是行政化，而是完全基于学术，并且只是个人对个人负责。很重视对未来的研究，要以高质量的新观点新思想的新供给学派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来促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及经济可持续发展。
最近李克强总理也提出，要着眼于化改革压力为动力，推动改革创新，我们在这里建议提升国家竞争力，核心是要落在未来的中国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思想。
《华夏时报》：新供给学派对过去35年的总结和解释，和对未来35年的展望，遵循的是什么样思路？
黄剑辉：通过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清中国的问题和短板，看清中国未来35年面临的发展环境，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包括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化的政治格局，都需要认真分析和认识，并给出战略。
对未来发展的几个时点，我们要给出一个比较直观的分析。未来5年增长空间和动力，教育、医疗也好，走出去也好，还有农业现代化等，到底哪些领域可以发展？比如湖北省未来如果能达到现在江苏、浙江的水平，就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推动西部能赶上中部，中部能赶上东部，福建能超过台湾，发展的空间就会很大。可以用三句话展望中国未来35年。
第一，2016年到2020年是趁改革东风扬帆起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去老摸着石头过河，但过河难道只能摸着石头吗，不能坐船或架桥过去吗？所以不能老是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深水区一定要挽起裤脚过去吗？思路一打开立刻就不同。有了船坐过去，水深不深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形成新的制度和路径。
第二，2021年到2030年是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创新型国家。有人说陷阱不存在，其实是存在的，国内外有太多教训证明这一点。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瓶颈，不改革不调整就没法发展，这很正常。
第三，2031年到2049年，是持续强化软硬实力，阔步重返世界之巅。再过十五年，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软硬实力。生态已治理得差不多了，民生问题、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硬件也建设得差不多了，软实力必然就出来了，中国模式客观地摆在那里，再加上把先秦的一些思想和当代的民主法治理念融会贯通——我觉得习总书记很高明，他提出了民主与法治理念，其中还有友善、敬业、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
这个阶段理出一个战略，然后向国家提出政策建议。这是我们的主报告。专题报告有十五个，其中有文化建设，即软实力建设，放在第一个；还有政府管理体制建设，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创新驱动、教育现代化、改善生态问题、农民工问题、城乡一体化问题、交通现代化、制造业的升级问题、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构建开放经济体问题，等等，这些计划报告明年上半年将完成。今年底，各个子课题将拿出初稿，明年一季度形成总报告润色，四五月份争取能上报领导。因为要服务十三五计划，不能耽搁太久。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持续深化的问题，不可能做三年就可以一劳永逸，至少贾康、姚余栋、黄剑辉等一大批专家，在这个历史时点上拿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战略，从历史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比较成形。
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逻辑
《华夏时报》：你曾表示新供给经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根深蒂固的关系，若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关系何以衍生出符合现代经济发展逻辑的经济学理论？
黄剑辉：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衍生出现代环境伦理学，这方面简单地谈“以人为本”就够了，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能更重要一些。法家强调法治推动经济发展，这对打造法治经济也有很大意义。
我们还发现，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道家思想接近，都主张无为而治，政府什么都不要干，其结果就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汉武帝后来为什么要独尊儒术，接着又儒法并重，废除道墨，原因也在此。
《华夏时报》：贾康院长当时因为什么原因发起新供给经济学？为什么会找了这七位学者后来又有一些学者加入。
黄剑辉：大约是在2011年初，姚司长、我，还有贾康院长等几个比较熟悉的朋友，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东门一间餐馆吃饭。席间贾康说，咱们这几个人是否一起合作搞点研究，这个动议之后，姚司长提出采用多轮写稿方式，并给我打电话说，他跟李宏瑾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讨论为何要从供给端推动改革的问题。我提出，只谈供给不谈需求是否有点偏颇，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认识到这是抓住了中国的一个关键，那篇文章就是《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这本书的第一篇。其核心理论是，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中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最初是按问题来标题的，然后这个标题及文章一共弄了十五稿。后来扩大范围讨论的时候，有人还提出是否把“以改革为核心”去掉，贾院长说不能去，最核心的就是这一点，这才是供给经济学。关注需求端其实谈不上多少，这是一个背景，启动了大家联合写这个文章。我对此开始还是有点疑义的，光考虑供给、不考虑需求，是否容易被别人攻击。
《华夏时报》：国内经济学界对新供给经济学确乎有很多质疑。
黄剑辉：后来我们逐渐完善以后，就是说“供给”两个字不是光谈供给端，而是上升到制度供给，也就是改革，就是新的制度供给。这样就有所突破；就不是谈经济的供给端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提供新的制度——因为制度经济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派，而且张五常也谈到过制度的选择问题，但是我们又不仅限于制度问题。五位一体，五种理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融为一体，同时又融汇古今。
我们把理论先端提到了中国先秦时期，以先秦的经济学思想为起点，我专门研究了先秦的东西，管子、韩非子，法家、道家等，他们的学说我都研究了一遍。比如先秦诸子经济学思想的生态学理论。还读了钟永圣的《中国经典经济学》，这是中国本土经济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把中国经典的经济学思想加以研究，关注自然、人生、体制等。过去一提经济学就是西方的，一是亚当·斯密，一是马克思，其实研究发现，现代经济学研究不过三百年历史，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很多朝代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处于前端。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曾很多次位于世界发展的前端，肯定有经济学原理在其中。带着这个疑问研究先秦，感觉我们应该很好地运用孔孟思想，以及“天人合一”、适度消费等思想。西方的经济学，就是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好像消费越多越好，但很重要的问题是，按西方经济学那三驾马车理论去推论，即便简单推演，就有点推不下去。比如出口消费投资，出口越多对中国越好吗？显然得不出这个结论，资源都用出去了，环境都消耗了，把我们的人也消耗了，不考虑代价只换回一堆绿票子，可见出口越多不见得越好。因为我们现在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外汇少，现在四万亿外储已成了问题。投资也不是越多越好，消费也不见得越多就一定越好，所以从需求端三驾马车看，可能越看就越会对中国经济未来感到悲观。
但如果我们把眼光转移到供给端，就可能越看越光明。比如从几个维度看，先看第三四产业，农业目前还是小规模耕作，这受到了土地制度约束，研究新的制度供给的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规模上不来，收入就上不来。农场的规模、效益，农产品的质量，都有很大提升空间，如果能够达到美国、日本、以色列那样的现代化水平，那时中国农业该有多么大的空间。再看制造业，钢铁、水泥等中低端产能过剩，但也有很多产能不过剩的产业。为什么很多人出国都会大采购？因为那里的产品又便宜又好。但为什么国内就没有这样的供给？
必须要向中高端发展，而且必须要提升产业竞争力。李克强总理曾谈到，要提高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服务业空间就更大了，服务业有严重的结构性供给不足，这很显然就是制度性问题造成的。比如老百姓批评最多的新三座大山，上学难上学贵、就医难就医贵、住房难住房贵等问题。文化的供给也不足，北京和上海的芭蕾舞、音乐会、歌剧的演出票价占民众收入比例太高。所以把眼光放在供给端，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空间。
新供给经济学把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进行了比较，也把中国三十多个省市按十二类指标进行比较。我们做得比较系统。比如说中国各地的互联网系统，世界的平均、全国的平均，放两条线在这里，省委书记看本省指标，铁路网很容易就看出潜力空间。看德国的铁路密度与中国铁路密度相比，中国铁路为什么现在仍然经常一票难求，就是因为铁路网密度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以多个维度分析比较各个省份与全国平均、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很多指标上中国没有达到全球平均的水平。这是我们研究院一个团队的研究成果。
新供给的理论
如何解释当前经济
《华夏时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善恶两面，所以国内也有疑虑的声音，认为新供给经济学未来会否出现那种误导政府经济决策的可能？
黄剑辉：目前看没有误导的可能。你看我们提出的生产力新三驾马车理论，解放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这没有争议吧。从马克思经济学来看也是这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我们主张落脚点落在生态和民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莫干山会议上就说，他主张未来除了GDP，还要搞一个GEP，即生态警示指数。所以，我们的这些主张哪一条都不会有问题。主张生态和民生不断改善，怎么会有问题呢？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好像每一条推动起来都不见得是越多越好。创新创造，创新商业模式，把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不断创造新的服务方式、新的产品，能有什么问题呢？因此，我们提出的新三驾马车理论目前看好像哪一点都经得起别人的挑战。
《华夏时报》：新供给经济学强调政府与市场关系要互动？
黄剑辉：第一要互动，第二要强化市场型政府，而且我们提出政府与市场首先要双到位，这就是说政府要干政府该干的事情，一种是让市场公平有效，而非代替市场。过去的错误是代替市场。此外，治安、医疗、环保、社保等，这是政府要干的事，这才叫到位。越位了要归位。市场也同样不能越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搞的教育、医疗改革，有点越位了，过度市场化了，一味地将大学、医院全都变成赚钱机器，导致了很多乱收费问题。我们也不同意吴敬琏教授好像越市场化越好的主张。政府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要使市场更有效，而不是代替和取消市场。这是我们的观点。
《华夏时报》： 怎样评价你对新供给经济学的贡献？
黄剑辉：我和姚余栋两个人是新供给的发动机，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不是只要贾康、黄剑辉、姚余栋，我们没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推动这方面的研究。三五年以后，可能我与姚余栋就退到后边，让别人冲到前面去搞。姚余栋很有理想主义情怀，我也是这样，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有一批人，中国很快就要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竟然连自己发展了三十多年为什么能发展得好，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居然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这是我们这些经济学研究者的耻辱。所以我从19个方面解读了这个问题。
《华夏时报》：新供给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许多纷繁难懂的现象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并对许多病患开出真正有效的药方吗？
黄剑辉：我们认为是可以的。过去谈改革开放，宾语不清，改革的是什么，开放的是什么？新供给经济学把它展开了，改革的是制度，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就是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原理，也可以说就是改革开放经济学。把新供给经济学等同于改革开放经济学，所有的内涵就重叠了。未来，我们主张，目标不是GDP，而是生态的改善和民生的改善。
我们最核心、最统一的观点都更多注重供给端，基于生产力竞争力。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注重通过制度供给，以新的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
《华夏时报》：新供给学派认为的生产力的三驾马车到底是什么？
黄剑辉：我提出的这个观点得到贾康院长和大家的认同，而且媒体也引用了。李克强总理最近的讲话也有提到，我们新供给学院里面也有国务院研究室的几个司长，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王志军、刘鹤他们经常参与我们的讨论。贾康曾说，既然提出了新供给理论，这个理论如何促进中国发展？我们撰写的一篇文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报给了习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李总理有批示，中午批示了，下午中南海打电话来又要我们送了几十份过去。现在是谈改革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而过去是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谈扩大内需。改革创新用的就是我这篇文章标题的第一个词。
《华夏时报》：面对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新供给学派最应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有何最新的政策建议？本次降息之后，有人预测年底之前政策会被迫继续宽松，你怎么看？
黄剑辉：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我用忧中带喜来形容，以稳中向好来概括，我不认为存在所谓下行问题。
发展的水分挤掉之后，投资方面，民间投资规模增速大大超过国有投资规模增速，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服务业的投资增长高于工业和制造业，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生态环境比前几年有所改善，很可能一年以后会有很大改善。经济的结构在优化，由过度依赖国有企业转为民企占比增高，服务业占比也在增高，这样的增长，速度慢一点并无多么重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提出三条政策建议。第一条就是要把生态和民生的改善当做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条是要改革开放创新，改革释放活力，鼓励大家创业。第三条是要减少政府审批。目前需要中央核准的项目仅限于去年的24%。减掉了76%，力度够大。设立NGO（非政府组织），设立小企业门槛比以前低，注册资本也比以前少。
我们现在更关注国际竞争力问题，而不要只是在国内搞来搞去。所以我们觉得，年底前根本没有必要放开政府投资。宏观政策总体会比较稳定，可能还会有些定向微调，可以小幅降准，降准不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更多是为了对冲美国QE退出。
我这几年的研究心得是，整体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要反向操作，对中国最有利。因为我们是生产型国家，我们的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是反向的关系，此消彼长，经济结构也是反向，人家是需求，我们是供给。基于这几方面，在美国推出QE之时，我们要构筑一些堤坝，挡住那边的水哗哗流过来冲出很多泡沫；当美国退出QE之时，我们就要放一点水出来，维持住合理的水位。
中国未来宏观政策再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家里那点事情，现在外边情况已经逆转，水在退去，不必再严防死守。可以放出一点水来，将工商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一点。有人以为降息有用，现在已经利率市场化了，基准利率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降准则会使得商业银行手中资金量增加，这将改变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对冲QE，对冲预期，这是降息的两大作用。增加资金供给之后，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华夏时报》：怎么看新供给经济学的走向？
黄剑辉：新供给经济学还只在初级阶段，只搞了一两年，只是一个初步探索，毕竟还要不断研讨和思考，还远不能说是多么系统和完美的一个理论。可能再过三五年也不好这么说。需要中国经济学界人士共同探讨，而不是被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