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 商灏
2014年惠鉴：
久慕阁下鸿才，常在念中，望风怀想，时切依依。今冒昧致书，以共探时艰与展望未来。
深知你世事多故，我却慰意无由。今你读此信时，适逢岁末年初，倘做公允之论，则你之世界经济，乃平淡与激越两面昭昭：增长乏力、复苏曲折，是谓平淡；新生变量势能蓄积，或当颠覆既有大势，重划商界业态，是谓激越。尤其看我泱泱中华，“新常态”、新态势，跃然生动、坚稳放达，全球瞩目、举世受益。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可喜国之上下已决心明确，以全球视野，进一步冲破塔斯马尼亚岛效应，以“一带一路”，引领世界大潮，继续递增国力，巩固民本，并已然为世界经济之重要引擎加油驱动。
由此变化之情状，忽然想到哲学上之实践理性与时代精神，以及我中华民族如梅花与牡丹般民族特质，觉得很有必要与阁下请教一二。
从实践理性角度看，你所发生之科学革命，例如3D打印、谷歌眼镜、大数据的处理等，都是无法预料又了不起之巨变。
中国人深入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看出了科学先导、双轮驱动和科技强国这三大启示。并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新突破，可能在能源与资源、信息网络、先进材料和制造、农业、人口健康、基础科学问题六大领域发生。当下新科技革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让中国国际企业家、中小企业家看到了机器人兴起之大趋势。看到在科技产业革命面前，中国之经济复兴迎来巨大机遇。现在，中关村有望挑战硅谷，中国创业潮可能比美国更活跃。中国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将很快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甚至可能在若干年后替代硅谷成为高科技创新中心。中国新兴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大多在国内外顶尖高校、企业或者投资公司学习了必要技能，并调整了思维。现在正是在中国创业最好时机。借鉴国际概念和技术加以调整用来解决国内商业问题，中国知道如何将技术运用到商业中以提高成本效益。中国还放眼于未来之创新文化。尽管美国依然领跑世界，谷歌在研究我们还从未思考过之事，但我们将在不远将来追赶上去。
中国经济每一回破茧成蝶，都靠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因此要让每个有创业愿望者都拥有自主创业空间，让创新创造之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借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创新“东风”，推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大潮涌动。
未来二十年“中国制造”将有可能逐渐转型为“中国创造”，草根创业井喷，也将使中国成为创新国家。越来越多80后、90后正加入创业大潮并成为主力，他们将不再是跟随者，而要发出自己声音，以全新自信形象引领世界。
人类理性有两种功能,一是认识功能,一是意志功能,康德称前者为理论理性,称后者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人们运用理性决定在特定情势下如何行动才算正当，是指与我们行动和选择有关之理性。所以，实践理性首先与我们对行动理由和动机之理解密切相关。科学革命已经打败了先验哲学，产生了实践理性，但科学究竟是什么，人类似乎并未搞清楚这个问题，人类现有知识只在现有科学范式之内。
马克思库恩定律认为，科学正不断发生革命，并推动技术革命，从而导致生产力爆炸式革命，出现了我们以往想象不到之互联网与智能机器崛起。而对于科学革命之未来，人类现在也并不清楚。
但塔斯马尼亚岛现象表明，人类任何族群只要稍微固步自封一点，只要外界发生科学革命，这个族群就有可能会处于被动地位。当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军队面对外敌，相信也是很英勇，如关天培老将军，但问题是清军需要冷却后再装弹之边防大炮挡不住英国军舰上之连环炮。
如今中华民族面向全球之开放式改革，及其科技革命奋进态势，尽管困难依旧重重，使得未来中国经济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一大亮点。
“新常态”中，简政放权，多领域深化改革，微刺激，经济转向绿色增长、创新驱动，均为实践理性，带给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之新红利。例如带动经贸伙伴一道向价值链条中高端跃升，自贸区扩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就时代精神而言，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其《时代之精神状况》一书中，回顾西方人“时代精神”之起源，描绘与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化之巨大震撼，触及西方文化精神传统与现代性之联系与冲突，于中国人有借鉴之用。
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在中国、希腊都曾有过思想文化之飞跃，乃人类精神大觉醒期，形成了各具特点之文化传统。欧洲启蒙思想家研究中国文化很热心，伏尔泰赞扬中国历史之记载“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启之上帝代言人，中国人之历史从一开始便写得合乎理性”。狄德罗认为儒学政治“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事实上中国人只是因为在无鱼群之孤岛上固步自封而被困，失去了航海大发现与应对工业革命之先机，否则欧洲、北美大陆哪里会有今天。中华民族之崛起，是一种对冲文化，有可持续性之优势。
中国经济走向全球为标志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日益深刻变革，其关键乃是文化自觉，化解现代性生活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简而言之，就是要直面当代问题，培育中国精神，厘清思想与历史、思想与现实之真实关系，为培育中国精神提供坚实经济学基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当务之急。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反映了最深刻的时代精神。
现在中国经济理论之关注点，可能是在注重需求管理之时，更多从供给端视角观察与分析。新供给经济学正在从事相关研究：人类历史上哪里会有一年创造一千万个市场主体？这部分原因是由于1985年那次婴儿潮，那时出生者至今正好三十岁，正是创业之时。而将来则不可能再有这个婴儿潮。但主要原因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给市场松绑、简政放权，扶植了一千万个创业者，这是一次蔚为壮观之创业潮涌，有它推动，中国经济还怕什么？一千万个市场主体，即使是开夫妻店，也能解决两千万人就业。所以创新和创业，就是当代中国之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或许就是一种“绝对意志”，个人很难抗拒。
许多年以后，历史学家会发现，2014年创业潮涌，人类历史上最大创业潮在中华大地上迸发。无论创业型就业还是创业型创新，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之强动力。
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梅花与牡丹”精神千姿百态之体现。2014年，创业潮涌，就业增收，科技拍岸，时代精神，民族特质，中国在历经200多年之后，GDP重回世界之巅。
天佑中华。由于全球大宗商品周期与国际利率上升乏力，国内政策到位与改革给力，未来十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估计并无太大问题，乘风破浪正当时。
我们终于要走出“塔斯马尼亚岛”，要在全球投资和创业，我们思维和眼光要看到这个大潮流。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化一直是以西方文明为主要推动力，中华文明也要推动全球化，开启Chinalization 进程。中国气派，梅花与牡丹之民族特质，是中国时代精神必不可少之核心内涵，我们要努力将其灌注到全球时代精神里去。
“梅花与牡丹”反映中华文化独特“双重性”，分别代表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坚毅勇敢和创新包容、大气庄严、雍容富贵。或许，“梅花与牡丹”可以是中华文化模式之概况，中国人可接受，外国人能认同。
但仅对中华文化模式进行概况总结远远不够，还需理论和事实支撑。中华民族处于文化复兴前夜，必须对自己一万年悠久文化深入重新解读与认识，从中追溯到民族精神初创之轴心时代，看清文化基因定型时之雄壮英姿。
面对多极文化之世界，输出梅花与牡丹是在告诉世界，中国与人为善，低调平和温文尔雅；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之理念，显示一种对文化多样性之包容与理解。同时，也是弘扬世界在债务危机和增长停滞不前挑战下之共同精神品格。也许，一望无际梅花树下，看着梅花开放，展示坚韧不拔与艰苦奋斗，是人类共同欣赏之品质；也许，一丛丛牡丹花绚丽多姿，是张扬人类共同之个性奔放和对多样性之包容。
今天处于全球化、网络化环境中之中国，富有活力、经济繁荣、文化交融，各种时尚观念、行为模式纷纷出现。只有通过文化创新，中国才能为世界文明做出新贡献，才能无愧于世界文明古国和这个伟大时代。英国汤恩比和日本池田大作曾预测，二十一世纪要避免世界性危机和混乱，就必须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复兴已关乎全人类未来。在此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下，更要坚持梅花和牡丹精神，积极促进中国文化创新和发展。
由此观澜，2015年，一个新时代将要开启，我中华重返世界经济之巅，应不再是遥远梦想。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敬申寸悃，勿劳赐复。
即颂冬馁！
2015年谨启
（作者姚余栋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央行文联主席，商灏为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