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 商灏
在精神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哲学观和价值观。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最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无论从宇宙论、本体论、思想方法论、知行观、价值观等任何角度看，天人合一都是中国哲学特有的哲学思维模式，揭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认知结构、价值观念。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思维、以人为本、内在超越、有容乃大。与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认知的方向，从“对象意识”走上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不同 ,中国哲学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发挥了注重义理性的悟觉思维。中国哲学讲求“悟道” ,通过“道”的把握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而上追求。实际上,哲学在这里给出的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 ——因为那是科学的任务，它只是一种如何在现存世界贯穿人的观点、人的态度、人的理想的标尺，以及如何进一步升华人性、提高人生价值的精神意境。
千百年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把18世纪的中国人熏陶到如此纯粹的程度，在精神上，在国家的各个层面，都是如此纯粹的农耕主题。这种渗透和养成直到今天还有着极大的惯性，还在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流淌。
如果谈中国没有科学技术革命，就要看西方为什么有科学技术革命。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必备要素很多，多得让人觉得科学技术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一场发生在欧洲的科学技术革命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但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发现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的科学方法。与这两种思维方式相对应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西方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传统。西方的唯理论始于柏拉图，贯穿于西方思想两千年历程，源远流长。近代经验论始于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经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直至现代哲学思潮中的逻辑实证主义。
中国古人虽然实践丰富，但在数理化上存在硬伤。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成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否则可以问：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阿拉伯？科学革命的光辉非常耀眼，以至于让人们容易忽视掉同时期的技术革命——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我们要造的一个句式是，“科学技术革命为什么产生在欧洲？”、“四大发明为什么产生在中国？”
四、中国当今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科学革命推动的生产力革命。
生产力革命必然出现，但其内容和爆发时间又有很大不确定性。马克思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未来可能至少出现三次生产力革命。一是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将进入“云计算”时代，互联网的存在和应用就像电一样，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又不知不觉。二是初露锋芒的生物技术革命，生物工程的突破领域将越来越广泛，涉及健康、医疗、农业和环保等。三是潜在的纳米技术革命，纳米革命将重构微观世界，显示出我们无法想象的物质特性。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将产生一场生产力“组合革命”。人类将“长出”纳米翅膀，通过生物电流驱使，像天使一样翱翔于蓝天；人类将使用纳米微型机器人，在血管里不断清扫沉淀物，心脑血管疾病将像普通感冒一样容易治疗。2006年，中国政府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科技革命作了简洁的概括和预测，“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依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将为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学和技术重新升温，为解决世界性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开辟新的途径；纳米科学和技术新突破接踵而至，将带来深刻的技术革命。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了新的前景。科学技术应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
面对生产力革命的挑战，中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从1840年起，中国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时间之长，代价之大，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农业技术的高水平，并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充分条件，中国在18世纪、19世纪相对欧洲具有高水平的农业技术，但错过了工业革命机遇就是明证。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中国必须建成“创新型国家”，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因为制造业产生的大量结构性失业是难以避免的。可以预计，信息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必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升绩效的同时，下决心增加科技投入，而当前这方面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仍然是处于资金制约之下的科技投入相对不足状态。2002年，中国财政对研发的投入突破1%的GDP大关。现在需要政府对研发有长期的投入，2020年后还需要长期保持占GDP至少4%的财政投入。
同时，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也是推动创新经济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市场。没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新供给曲线”的要素供给是做不到的。但仅有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国家学习体系，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不断地更新技能，推动人力资本升级。
深层的要素是，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更具有社会责任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中国人实现当今工业革命转型的重要精神基础。
五、发展中国的科学哲学
马克思库恩定律认为，科学发展到今天，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发生？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缺乏逻辑性。中国的象形文字在语音上来回跳跃。中国没有发明阿拉伯数字。用文言文写就的九章算术缺乏实用性。罗马帝国与中国西汉王朝在历史演化上几近一致。但文艺复兴之后的新教伦理认为，关注个人私利也往往为社会做出大贡献。法国与英国在工业革命前的情形相类似，但法国走向了文学，而相对比较务实的英国，其纺织机产生推动了工业革命。
历史的复杂性导致了国家发展的不同走向。科学革命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碰不上就是碰不上。但中国的问题在于，过去我们学得太慢。当时的中国农业文明达到了极致，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行政效率极高，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具备了很多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由于固步自封，没能及时学会别人更先进的东西，工业革命的火种始终没能点燃，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过去没能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将来也未必一定能点燃。所以，一定要强调学习型经济。当今互联网时代，从李彦宏的百度，到马云的阿里巴巴，中国任何一种电子商业模式均来自硅谷，现在我们学习得倒是很快。但同时一定要有很好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仅靠银行体系将难以为继。
科技在不断革命，我们很难想象到科学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正如我们以前根本不会想到3D打印一样。面对不可测的未来，一个国家首先要坚持开放，其次不能自满。无论多么先进发达，一旦自满，就将落后和被淘汰，就将厮守于塔斯马尼亚岛上。工业革命就是生产力的革命，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数字化，都是生产力革命的模式。但中国之前为什么未能对此有所预见？我们为什么预见不到科学革命发生的领域及其深远影响？我们是否应该从体制上有所准备，即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科学革命，我们都可加以对冲？比如通过股票市场，加以对冲？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只靠信贷发展经济，将来必然是泡沫经济，也必然崩溃。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民众热衷于创业，这样才能提振股市，让股市承担创业的风险。中国必须发展创业型经济。日本这次经济停滞，是他们没能赶上机器人的革命，中国却很幸运，赶上了智能机器人大发展的增长机会。
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新的生产力革命的问题。生产力将不断发生革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其间隔可能不过二三十年时间。互联网诞生20年之后成了移动互联网。机器人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时间普及。资本市场是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从实践理性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民族的文化上数理逻辑演化上的某些缺失。从这个角度看，正是阿拉伯数字，点燃了西方文明之火。但中国人正在加紧学习，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刊登在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未来的中国必将是一个科学大国，我们的逻辑思维将非常强大。现在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专利大国。我们已经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对科技的革命性作用，对生产力革命的本质，认识和判断都依然不够。
所以，中国人要发展自己的科学哲学。科学会成为一种实践力量，很多科学突破在实验室里完成。中国的科学理论界如果承认马克思库恩定律，承认科学推动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则我们唯一的路径就是发展学习型经济，发展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发展国家的学习培训体系。
（作者姚余栋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商灏为资深媒体人。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其所在单位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