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 商灏
中国全面现代化进程，不仅中国和世界都经济上受益，中国人正在恢复的梅花与牡丹般精神文化气质，也将不断促进国人与各国人民深入融洽交往。从形而上视野观察，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中国人精神文化气质之间，都深存着源自中华民族远古时期纯朴心理直至今天中华民族复兴时代熠熠光芒。本文试图在一定程度上阐释这种心理和光芒，与读者共同迅速穿越一次历史，分享我们民族曾有的精神气质上的灿烂辉煌，并清晰看到我们民族重新崛起后的伟大精神气质传承，让世界正确解读中国人血脉里最优良禀赋和品格，欣喜快乐地与中国人分别突破各自的塔斯马尼亚岛局限效应，展现更加开放的胸襟，积极响应和配合中国人造福各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大家携手创造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一带一路”要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和对外投资，而以人民币形成对外投资，将为“一带一路”提供流动性，再辅之以文化软实力，这样才能真正走出去。
国人精神本原是什么？
当前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敏感现实是，在“一带一路”所要经过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政府，那里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普通民众，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国有所抵触和防备，包括对中国的制度、人民的品质、性格、禀赋等，都有疑虑。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对方很深入地了解我们。世界各国都知道日本人精神气质的象征是菊与刀，但却几乎都不太清楚中国人精神气质的象征是梅花与牡丹。中国人的梅花与牡丹精神气质源远流长，我们不能总是把自己的这种宝贵的精神气质隐藏起来，否则别人就会因为不了解而害怕中国人。我们应当明白告诉世人，我们就是梅花与牡丹，中国全体人民都是如此，就是坚韧不拔、开放包容。中国人内心深处，就是这种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应当被别人认识和认同。从博弈论角度来说，博弈对方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才便于合作。若让对方总处于猜测和猜忌之中，这非常不利于合作。
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让外界多了解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精神气质也有个恢复的过程，但我们得简单地告知外界：梅花与牡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太复杂的描述外界听不懂。
当代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旅行、经商、求学，其中少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给外界留下比较负面的印象，与此同时，外国人仍继续欢迎中国人前往，因为能从中获得很实际的经济利益，他们需要中国人的消费和投资。而中国人在当地消费和投资之后，不能没有软实力的铺垫。因此“一带一路”的文化战略，必须受到高度重视。
必须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有优良的禀赋，中国人原本是禀赋优良的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看到的部分中国人的表象。那些所谓素质低者并非中国人的代表。而且即使那些所谓素质低的中国人，其内心深处依然是梅花与牡丹精神气质犹存。这种精神气质的外露，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外国人对于在当地消费和投资的中国人，也不应说三道四，毕竟中国人给当地带去了财富，这是个不言自明的公正道理。
但我们还是要大举宣扬中国人的梅花与牡丹精神。当代中国人一方面非常善良，非常坚韧不拔、开放包容。另一方面，也客观存在些许缺乏逻辑与僵化，但这只是中国数千年中在封闭环境内的中国人性格，这少许的负面或阴影，我们一定要把它消除掉，以全面恢复我们中华民族本原的精神气质。
源自先秦还是汉唐？
“一带一路”深刻蕴涵着中国人的梅花与牡丹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究竟源自先秦精神还是汉唐精神？
仔细阅读中国人从春秋到明清的性格形成历史，我们将会有很多发现。先秦时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并且充满尚武精神，个个强悍好战。无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从中原到吴越，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那个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而“孔孟之道”诞生之初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秦汉以下，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其中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但从唐到宋，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发生了巨大转变：唐人豪放，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史学家们认为，这一切均源于宋皇室对武器的深深恐惧。宋朝使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变得更文弱，而元明清三朝则将中国人的脊梁扭弯，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中国人的灵魂被凌辱和消磨。”
但贯穿中国人文明史的，却始终是在苦难中坚强不屈，在辉煌中光荣绽放的“梅花与牡丹”精神。《诗经·摽有梅》云: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工，迨去吉兮……”梅花有着中国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高洁傲岸的品质。无论是白天和黑夜，梅花都于凛冽寒风和冰雪中顽强挺立，在经历严寒考验之后，人们才能够看到梅花的盛开。梅花象征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奋勇当先，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牡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栽培。在唐代，素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契合了盛唐的社会心理，被誉为“万花之王”。“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从这些诗句中，仿佛还可依稀看到唐人对牡丹的狂热。
我们不知自己美丽
当今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其文化繁荣的大趋势为“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创造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文化还缺乏较有渗透力的形象化代表和国际化表达，陷入“阐释的焦虑”。毫无疑问，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为世界提供一个具有亲和魅力且低调谦逊的文化身份识别。这关键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中国文化能绵延万年而不衰，苦难辉煌、古老年轻、统一多元、稳健张扬、传承创新。既是威武厚重的“老古董”，也是嘤嘤啼哭的“新生儿”，既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既高度统一又海纳百川。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华民族有“梅花与牡丹”精神。
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不可分。中国的和平发展，协和万邦,就需要跨文化对话和沟通，就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梅花与牡丹”为理解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较低调且有魅力的身份代表，可以成为国际上了解中国时一个切入点。“梅花与牡丹”是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是“文化自觉”的需要。然而，“文化身份”自身远远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仅仅是个“开胃菜”，尤其是中国文化如此博大精深又源远流长，这进一步呼唤对中国文化身份的更深层的理解。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文化的复兴尤其重要。而文化的复兴，更需要文化的自觉，在充分认识自身文明和文化模式之后，赋予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属性，确立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坐标，从而才能融入更加多元的文化之中，相融与共，实现自尊、自立和自强。
我们之所以丑陋，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美丽。“梅花与牡丹”也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自我的切入点。“梅花与牡丹”称谓与其说是花的名称，不如说是中国文化符号。牡丹千姿百态，是个体化多样化的代表。相对于观赏牡丹时的心灵品位，观赏梅花更多是一致性的审美体验。梅花自强不息、坚毅勇敢；牡丹则意味大气庄严、雍容富贵。梅花与牡丹，既是中国文化抽象性的代表，也是形象化代表。可以说，“梅花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而“牡丹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梅花与牡丹”反映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双重性”，分别代表着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坚毅勇敢和创新包容、大气庄严、雍容富贵。这正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中华文化繁荣的历史根基和时代精神引领的出发点。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所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孙皓晖在《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一书中振聋发聩，“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
“一带一路”融汇古今辉煌
中国汉唐时期开辟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所传递的不仅有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域、东南亚和欧洲的各种物产，还有各地的文化与中外交流创举，更有中国人梅花与牡丹的精神气质。当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将传承古丝绸之路延续千年的经济、文化交流传统并赋予时代新内涵，也将继续传递中国人梅花与牡丹的精神气质。“一带一路”途经世界上典型的多类型国家和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将为加强该地区不同国家、民族、宗教间的人文交流和相互理解、消除彼此的隔阂与误解、增强尊重互信、共创人类文明繁荣局面创造有利条件。“一带一路”以经贸合作带动人文交流，将在各民族、宗教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为需要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将更大范围地走向世界，中国人梅花与牡丹的精神气质将更多为世界所了解，这将增强各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信任。
谈论起中国人梅花与牡丹的精神气质，很多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华人更深有感悟。他们认为，当代内地中国人还是比较保守。从这一点看，中国人还要更强调突破塔斯马尼亚岛效应。“一带一路”是有伟大气魄和现实意义的宏大战略，但“一带一路”也面临很大风险。主要是政治上、文化上、信仰上的一些问题。将来是否可以用“梅花与牡丹”为“一带一路”扫清障碍？中国没有这样的软实力不行。我们可以为别国搞建设项目，但不能光搞项目。中国要走重回全球之巅的道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一带一路”，但中国的软实力必须紧跟上，如果光是搞些项目，那将不能持久，很难进一步巩固。梅花与牡丹却可以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精神。
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走向全球。首先必须让文化走出去，没有文化上的认同，将很难办。汉唐时期，中国的首都长安之所以吸引全球，也是文化因素起主要作用。如果说汉朝是梅花帝国，那么唐朝就是牡丹帝国。“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汉唐时期的长安向世界展现了文明中国拥有的自信、开放、大气、包容、向上的民族精神，铸造了炎黄子孙永远为之自豪的文化高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长安在其发展的极盛阶段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长安，这座中国历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以世代传承的雍容儒雅，满腹经纶，博学智慧，大气恢弘，成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名片和中国精神的底蕴。古丝绸之路西汉时期就是以长安为起点。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因此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观西汉200余年历史，长安始终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唐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等定居者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走向世界的实践理性
汉唐精神可以在传承中创新。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很艰难，之后打败匈奴也很艰难，在当今中国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经济的复兴全球瞩目，也相对容易，但文化的复兴，却相对而言很艰难，任重道远，要从长计议。如果不用“梅花与牡丹”，就可能说服不了别人。世界各国或许没有人会反对梅花与牡丹精神。中国的诸子百家中，最先出现的三个中国哲学体系，儒家、道家与墨家，儒家自朱熹始日渐僵化，它将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日益教条化。王阳明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最为后人推崇。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文景之治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道家虽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而墨家崇尚鬼神，其用意在于加强对天地鬼神的敬畏心。近代有大量学者钻研《墨经》，发现《墨经》几乎涵盖了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内容。李约瑟指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已经产生欧几里得几何体系了。”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
我们现在探讨这些，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结果。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非常重要。为人称道的摸着石头过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其实正体现了解决中国改革与发展问题的一种实践理性。
应该把梅花与牡丹精神引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如果失败了，中国将来发展就会非常难，我们将不知道怎么走出去。而我们无论如何决不能困死在自己的“无鱼群孤岛”上。要为“一带一路”注入文化实力。
我们希望通过筹拍梅花与牡丹的电视片，向世界宣扬中国人的这一伟大传统精神气质。各国各地区可能未必搞得清梅花与牡丹精神究竟是什么。说它是中国的，它就是中国的，说它是世界的，它也是世界的。而突破塔斯马尼亚岛效应这个概念也很重要，应广为人知，各国人民都面临突破自身局限的问题，也面临用梅花与牡丹时代精神理性和积极呼应中国“一带一路”走向全球的问题。因为这涉及振兴全球经济这个最实际的问题。
（作者姚余栋为央行文联副主席，商灏为资深媒体人。所述仅为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其单位和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