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 商灏
全球对于洪水的抵抗正在日益依赖中国方式。当今世界，通缩迹象明显，绝大多数经济体仍在金融危机的洪水里挣扎，时闻惊涛拍岸，时有呼救声传来。美国强势复苏仍自顾不暇，欧洲早已今非昔比，唯有中国可以伸出援手：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作用更为重要的亚投行——第二大经济体的雄厚资本受到世界的期待。但各国在期待中国援手的同时，却显现出颇为矛盾复杂的心态。就此而言，中国资本走向世界也拯救世界的方式能否达到合作共赢的目标，不仅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和金融智慧，也考验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世界对于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精神有了很清晰的认知，才会有很明确的认同。当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再度闪耀世界之时，世界走出洪水困境，走向新的繁荣，才会充满乐观的希望。
中华精神深植于史前文化
中国考古学界数十年艰辛繁重的田野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对中国史前史的深入研究也因此具备了成熟条件。中国史前史即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国商代以前的历史，中国版图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距今4000年稍前，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即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的问题，与这一历史时期有十分重要的关联。但夏朝文明并非一花独放。黄河中游之外，有中华民族祖先所赖以生存、奋斗的更广阔空间。“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
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相对于世界其他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中国史前文化自成体系，但又是多源融合。中华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间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华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联。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还证明，中华文化的传统，可以集中概括为两点：
第一，中国人双手灵巧、精于工艺、善于创造、勇于开拓、善于实践的精神，从北京人时代开始直到其后的几十万年中得到传承。这一传统同中国人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美德融为一体，孕育出无穷的创造力，是中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喷涌不竭的源泉。
第二，中华文化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文化上却呈现出明显的认同趋势。汉字是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历史上许多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先后与汉族融合，给汉族不断注入新血液、新活力，得到不断壮大，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中华文明从未被征服过。
考古学家说，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其根脉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
中华民族从黄河中上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巨型孤岛”，造就“万邦”，也附带着美食大发现。由于同源，中华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梅花精神。由于变异，中华文化又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即牡丹精神。所以，中华文化可以用梅花与牡丹来代表。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百川归海，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大禹精神是中华精神典范
经历了各个部落、多源文化交融进化过程，形成中国史前史上所谓万邦之国。为了争夺资源，彼此争斗或联盟，于是在出现了炎黄联盟之后，蚩尤部落在逐鹿之战中被打败，炎黄联盟确立。到了商代，已出现国家的形式，是松散的部落联盟组成了国家。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是酋邦时代（游团、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酋邦、国家），人类学家认为，酋邦的邦主，如同建造了40多座金字塔的埃及法老一样，拥有很大的权力。中国的大禹时代正是所谓酋邦时代，大禹就是中国的法老。为什么法老要建造金字塔？主要因为要确立自己的权威。同样，大禹治理黄河洪水，导引黄河改道入海，建造这一巨大的民生工程。这一工程大约组织了二三百万人参与，这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浩大工程。因此，作为炎黄部落领袖的继承人，大禹是那个时代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据《尚书·禺贡》记载，大禹治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说的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积石峡中，留有许多大禹治水传说的遗迹。《国语·晋语》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帝部族在姬水边发展壮大起来。禹的父亲叫鲧，鲧的父亲叫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的父亲就是黄帝。据此推算，大禹就是颛顼的孙子，黄帝的玄孙。在大禹治水之前他的父亲治水九年不息，尧的助手舜视鲧治水无功，将鲧诛杀了。大禹的父亲治水时采用“堙”的办法，就是水来土掩的方法，而禹被起用后采用疏导的办法，将黄河导引入海，终于治服了水患。流传千古的大禹治水故事，已被考古学成果证明为确有其事。中国春节的来历，起初是上古时期人民响应大禹号召参加治水，工程完毕之后，回家团聚，这样形成的一种习俗。否则就无法解释每年春节前后巨大的人口流动行为。面对黄河泛滥，大禹领导人民迫其改道，寻找出海口，其治理工程是惊天伟业。
“大禹出于西羌”，“导河于积石”，大禹同炎黄二帝一样，是华夏始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禹治九州，实行税负。治水工程完成之后，是涂山会盟，万国来朝。大禹相当于当时的皇帝，其权威意志已经非常高大。这一段史前历史，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应该拍成历史片让世界知晓。可从大禹治水拍起，之后拍炎黄联盟、逐鹿之战，然后是拍黄河农夫南下。要拍成鸿篇巨制，要把这些历史传说，拍成系列故事。过去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与炎黄部落联盟的传说，往往是相互隔裂和零星分散的，而中国史前时代是一个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其中包含了中华远古时代的精神，是后来的梅花与牡丹精神的起源。
中国人至今仍然歌颂大禹精神，因为大禹精神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繁荣发展的历程。大禹这个人物非常重要，对大禹的研究应该更深入一些。在人类学所研究的中国远古时期从部落联盟时代到酋邦时代再到夏朝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大禹的出现应是中华创世纪三部曲中的重要内容。恢复中华精神必须从追溯源头开始，中华民族基因里最重要的内容正在恢复和甦醒。因此，拍大禹治水这部片子要拍成鸿篇巨制，还应结合突破塔斯马尼亚岛效应，拍出应有的内涵，以提示世界各国突破各自的局限，团结一致面对共同的困难。
大禹治水确立了水利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地位，是整个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优秀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大禹精神的实质是中华民族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和勤劳智慧的一个缩影，是民族精神的内核。
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的创世史诗，是民族凝聚力的载体。不同地区或民族治水的成就，因为大禹治水声名远播而融为一体了，这与西方“诺亚方舟”和上帝拯救人类的神话不同。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在洪水中自强不息、求生存的历史，是由治水活动揭开中华文明新篇章的标志性历史事件。
弘扬中华精神于
世界进步中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禹治水的成功与中华文明生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禹治水采用了科学的疏导方法，统筹全局，思虑长远。大禹治水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今人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水利不断促进农业进步的同时，频繁的水患也给古代先民的生存和生活带来深重灾难。自大禹治水之后，中国产生了无数杰出的水利专家，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水利论著，不少水利工程迄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更是人类征服大自然自信心的表现。几千年来，人们通过大禹公而忘私的精神、治理水患的业绩，歌颂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伟大壮举，通过赞美大禹，使大禹精神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楷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大禹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治水英雄，而且是中国社会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阶段的立国始祖，曾在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进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大禹精神是大禹及其古代人民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过程中的道德沉淀，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大禹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被历代人民继承发扬，并不断丰富深化，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亘古不绝的内在品格。大禹精神，不仅是诸子百家学说思想特别是墨家、儒家学说思想的重要源头，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说，黄帝是我们中国人的血脉之根，那么大禹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之芽。
大禹治水传说体现了一种价值观，精神层面的境界与追求，并将随着文明的继续而永远传承。
治水始祖大禹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大禹治水的成功，不仅以工程实绩造福社会，而且直接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大禹精神贯穿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强盛发展的历史。当今中国，发展的勇气和决心无与伦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继承了大禹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中国人对大禹精神最重要的内核，即尊重自然、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现在更加重视并有更多继承。在新的全球政经背景下，应该让中国大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成为一个历久弥新、永不过时的课题。
无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和卓越成就，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道德精神和文化价值，都已经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影响着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大禹精神已经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这一宝贵精神基因，正在被全面激活，并使之成为时代精神，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它也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动力。
（作者姚余栋为央行文联副主席，商灏为资深媒体人。所述仅为个人观点，并非代表其所在单位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