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_评论

本报记者商灏北京报道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已有15年，回想入世之前艰难曲折而漫长的申请和谈判历程，再看今日中国以雄厚的综合经济实力发起、主导、筹建亚投行的种种主动与从容的姿态，令人不得不大为感叹。

全世界都明确意识到，中国复兴的强大趋势已无力量能够阻挡，中国要求调整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愿望也已难加遏制。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中国人自己设计了游戏规则，欧洲列强却依然纷纷争相来加入——这是世界政经格局发生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怎样解读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变革的信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应本报之约，发表了他的看法。

一段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

《华夏时报》：如果中国创建亚投行是其入世15年后的一大盛举，在您看来，入世对于中国实力的复兴为何具有今天如此巨大的意义？

张宇燕：历史学家们在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通常习惯于将历史分成若干时期来观察和研究，也总要找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划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分水岭，比如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等，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也都被用来作为重要历史分期的时间节点。这样做毫无疑问是可以的。不过我倒觉得，真正的革命很可能是一个过程或一个历史时段。这个历史时段可以很长，比如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此来看，亚投行的成立一方面可以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彰显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开启了主动影响或推动塑造世界格局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它也是一段历史累积而成的结果。真正的革命往往是静悄悄地发生的。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正是这种综合实力一步步的累积壮大，才在今天结出了亚投行创立的果实。我想强调的是，亚投行既是一个历史时点标志，它又是一个历史过程持续变化的必然结果。

十多年以前中国加入WTO，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首先反映在经济上。加入世贸，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很多障碍随之被清除，中国因此获得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入世前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要经过审议后再延长，而每一次审议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演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入世则解决了一年一审问题。其次反映在制度上。中国加入世贸，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完整成员，客观上促使中国调整国内成百上千条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应的法律规章，这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反映在观念上。入世强化了中国的自由贸易理念，进而使得市场化改革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更加不可逆转。中国成为世界贸易体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很有帮助。

在强调中国加入WTO、中国GDP超过日本或亚投行成立这类标志性历史事件的深远意义时，也要防止走极端，也就是说不能过度夸大其影响。人类有一种倾向，即看重短期变化而看轻长期发展。这是我们要刻意留心的。

“华元”加速国际化的

大势所趋

《华夏时报》：你怎样看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对于当今国际政经格局的影响及其正在发生的变化？

张宇燕：如果必须从单一维度来刻画世界经济格局，那么国际货币体系便是最佳视角。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是确立了“双挂钩”体制，即美元和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同时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根据与美元的比价确定各国货币的汇率。

更进一步讲，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美元等同于黄金。美元霸权由此得以制度化，并成为美国霸权三大支柱之一。其他两大支柱为军事和科技。这一依靠正式制度维系的美元霸权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难以为继，原因在于美国在3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和国内通胀加剧。境外美元数额庞大的同时，美元实际购买力下降，引发了对美元的信任危机，并直接表现为用美元兑换黄金。接下来美国不得不选择美元与黄金脱钩，让金价随行就市。结果便是黄金价格暴涨，世界开始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人常标榜美国联邦政府从未违约。从国债偿还的意义上看大致如此，但从违背美元与黄金固定比价承诺上看，美国则在全世界制造了一次巨大的违约。

时至今日，美元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关键货币，其他货币影响力虽在上升，但仍难以望其项背。这也是人们把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之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因。曾经有人预测，随着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会大幅减少，进而美元霸权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黄金升值美元贬值扰乱了国际大体有序的国际汇率机制，各国汇率风险的提升增加了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缺乏替代美元的计价尺度、交易媒介和储备手段的世界里，对美元的需求反而增加了。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收益。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在美国体外循环流通并且常态化，意味着美国以极低的成本享用着巨量的外部资源、产品和服务。世界的美元化，不仅让美国规避了汇率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还让美国影响甚至操纵了高度美元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更是为美国带来了一大笔广义铸币税。1989年冷战结束时人们热衷于谈论“和平红利”。其实“和平红利”的主要来源不是国防开支的节省，而是随全球化而来的美元流通领域的迅速拓展。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内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变数，非欧元区创立莫属。催生欧元的，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外，比如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降低交易成本和规避利率风险，没说出来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各国试图联合起来以欧元抗衡美元，争夺货币流通领域，分享国际铸币税，扩大自身货币金融影响力。欧元区的先天不足表现在缺少财政一体化机制。几年前爆发的时至今日仍未彻底消停的欧债危机，就是货币统一但财政分立的必然结果之一。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的滞后，不是因为设计者的无知或无能，而是因为政治可行性不足，毕竟财政主权的割让会直接牵扯到各国多方面的既得利益。欧洲需要一场危机来推动财政一体化进程。从这个角度看，欧洲债务危机来得正是时候。英国选择置身欧元区之外并不奇怪。英镑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非主导货币，尽管影响力与美元、欧元相比尚属弱小，但却大于英国经济规模的影响力。游离于欧元区，英国还可以独享英镑带来的铸币税。短期来看，欧美的货币博弈是零和。虽然目前美元仍占上风，但欧元对打破单一美元霸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个世纪末有人说，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呈现出“两大一小”局面，也就是美元和欧元加上小伙伴日元。当时人们这么思考是有道理的。美欧日在世纪之交是排在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不仅贸易额排在前列，而且其货币金融的开放度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健全度也处于较高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日元及德国马克与法国法郎等，尤其是美元，当时已经是国际关键货币，国际货币的网络效应无疑会延续下去。15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变化。如果再讨论未来15年货币体系走势的话，“两大”恐怕不会改变，而“一小”则极可能由日元变为人民币，更准确地说是“华元”。华元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超过日元，只是个时间问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是美元、欧元、华元三足鼎立。在我看来，出现这样一种国际货币格局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中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投资、开放度及货币跨境使用的增长势头，都在支持这样一种判断。华元的国际化速度应该比普遍认为的要快些。

国际货币体系

多元化的推动者

《华夏时报》：亚投行将如何推动国际货币新格局的形成？

张宇燕：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实现的一个目标。此次金融危机让各国都看清了一个风险，即全球过度依赖美元，而且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自身利益，常常置他国利益于不顾。多年前就有人主张货币非国家化，理由是一旦货币发行由国家垄断，货币权力就会被滥用；而当货币由私人自由发行时，市场的竞争性会迫使或诱使发行者自我约束，从而使货币充分发挥它该发挥的作用。其实这套理论在国际舞台上更适用，因为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构成了一个全球货币“市场”。然而问题在于，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进一步美元化的趋势，使全球货币体系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垄断市场，其危害性已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在一个垄断程度很高的市场中，哪怕是只增加一两个竞争者，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就会得到显著的改进。不难想见，市场竞争性的提升势必受到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对亚投行的评价可谓铺天盖地。我在这里更愿意强调的，是它在加快推进和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无论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还是美洲开发银行，其股本金、债券融资、贷款还款，使用的货币几乎均为美元。如果亚投行沿袭上述多边发展银行的做法，显然无助于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目标实现。考虑到美元目前所处的主导地位，在起始阶段，亚投行可以也应该以美元为主开展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投行则应逐步使其业务货币多元化，比如在扩充股本金和债务融资时接受非美元币种，如欧元、卢布、卢比、澳元、韩元、华元甚至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同时在贷款还款过程中加大借款国本币尤其是上述非美元币种的使用规模。

亚投行的另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与治理结构有关。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激励相容，也就是如何通过机制设计实现管理层与投资方或股东的双赢。对于亚投行这样的发展银行来说，治理结构的设置还要再附加一个目标，即最优化地满足借款国的发展需求。具体而言，治理结构指的就是决策机制或程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以及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现行做法是，各创始成员国都被赋予一定数量的基础票，基础票之外再按出资比例分别拥有不同的份额票，最后形成一国的总票数。重大投融资决策须经各出资国投票表决通过后方可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重大决策，需经85%以上票数同意，而美国一国就拥有约17%的票数，因而享有否决权。美国享有否决权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毕竟时代不同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作为发起国创始国和最大的出资国，中国是否也应该在亚投行享有否决权？

享有否决权利弊皆有，因为权力大时责任也大。权力分配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目标或理念，财政能力，各出资方之间的博弈和谈判技巧。中国主导的明显好处，是能够方便地把自己的偏好贯彻到信贷实践之中，而代价是很可能挫伤其他出资方的积极性。总体看，对于一个有57个创始成员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一家独大恐怕不是最佳选择。如果中国不去谋求亚投行的主导权或否决权，如果中国和其他创始成员国能够实现多边金融机构治理理念和治理结构的创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的步伐也会加大加快。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投票权的大小与权力大小之间并非一一对应。举例来说，有三人投资共同组建一个公司，出资或股权比例分别为48%、49%和3%。鉴于无人持股超过半数，任何决策的做出必须建立在至少两位投资人的联盟之上。尽管三人持股份额相差悬殊，但他们的权力指数却是一样的，因为任何两个人合作都可结成获胜联盟，任何人退出都会使获胜联盟瓦解。博弈论中的权力指数逻辑告诉我们，能够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权力的玩家，才是权力游戏的真正高手。人类社会走到今天，谈判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高技术含量的活儿。

“一带一路”的

重要金融支撑

《华夏时报》：亚投行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究竟有多大？欧洲多国为何争相奔向亚投行？你认为亚投行将怎样改变中国、怎样改变世界？有人说中国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就在今年之内，对此你怎么看？

张宇燕：亚投行的基本定位是一家开发银行，主要目标是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只要可以维持正常运行，利润多少还是次要问题。当然，以长远眼光和广义视野看，一旦进入正反馈或良性循环，发展会自行创造发展，换言之，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整体提升无疑会给亚洲自身乃至世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考虑到亚投行的资本规模仅为1000亿美元，大大小于世行和亚行，还考虑到亚投行由初创到全面走上正轨尚有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多方谈判解决，我们对其中短期的商业回报不能持以过高的期待。

说到亚投行的政治含义，至少相对于中国和亚洲而言是可圈可点的。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最后共有57个国家，尤其是西方七大国中有4个成为创始成员国，应该讲超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预想。英法德意等发达国家的选择加入，既表明中国和亚洲在它们看来仍将是世界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显示出它们在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进而真切地反映了整个世界格局的深刻演变。从外交上看，这可以说是中国的一场辉煌胜利。

关于亚投行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关系，前面的表述中已经有所涉及。至于对中国深化改革升级开放的意义，我想至少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得到体现。其一，和新成立的“丝路基金”一道，亚投行将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金融支撑。它们几乎同时被提出，应该不是巧合。其二，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成绩斐然的同时问题也不少，而主要问题之一就在于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之路崎岖坎坷。如果承担的是亚投行项目，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遇到的阻力就会大幅度减少。其三，设在北京的亚投行，其公司治理和日常运营将直接对中国银行和金融业产生影响，并会直接推动或加快中国资本项目和金融服务业开放、汇率形成机制以及货币可兑换改革的进程。其四，建立亚投行也有助于中国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

今年底以前资本项目完全放开，这种可能性当然有，至少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运营要求这样。华元要成为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货币之一，逐步成为关键货币，也需要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在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中还有一个优先顺序问题，既得利益集团的态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掣肘的角色。毋庸讳言，在金融自由化问题上是存在争议的，担心过早放开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业会带来严重货币金融风险，也是有道理的。

中美博弈或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