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签署调查中国知识产权行为的“301调查”方案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对于美国新媒体Axios 8月2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初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关于贸易的机密会谈中谈到对华贸易时的言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也令中国学界人士瞩目。——特朗普说“我们正在与中国打经济战。25年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霸主将是他们。”Axios解读其这句话似乎更倾向于忽略高盛支持的寻求维持全球化现状的人，而是继续遵循班农的战略来维持霸权。因为班农说过：“对我来说，与中国的经济战争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如果我们继续失败，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在5年后，最多10年，就会达到一个拐点，那时我们将永世不得翻身。”而目前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特朗普认为美国正在遭到中国的嘲笑。
由此观察中美关系未来发展，风将往哪个方向吹？来看看一些中国学者对此问题所作的分析和预测。
8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进行了一场“未来50年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国内相关领域多位著名学者到会发言。
中美必须进行战略竞争管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认为，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综合力量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当前最突出的情况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变得突出起来，似乎正在取代过去以合作为主导的关系发展态势。目前流行的看法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中美之间形成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如果双方处理不好，将可能再一次上演历史的悲剧。
崔立如表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要么一方做出符合对方要求的改变，要么双方都做出必要的妥协。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可以对这种前景乐观的情况。然而在没有找到根本解决办法之前，我们至少可以来管控问题，使它不要失控，为此中美之间达成了不对抗的重要共识，并要努力对战略竞争进行管理。包括分歧管理、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对两国关系安然渡过中年危机来讲，这是当前最可行的措施。
崔立如说，在两国经贸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竞争也变得突出起来，特朗普一直宣称要把解决对华经贸关系的不对等问题，作为他贯彻美国第一原则的重要目标，并为此多次发出要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威胁。两国首脑今年4月在海湖庄园达成共识，暂时缓解了双方关系的紧张，但最近特朗普政府启动了301条款制裁对华贸易，中方立刻采取了对策，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中美之间贸易战的担忧。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中美关系进入中年危机的一场吵架，应该相信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基础足够扎实，进一步发展合作的动力足够强大。长期以来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不会改变，更重要的是它会成为中美关系新格局中有足够韧性的关系结构。
崔立如认为，决定中美关系今后10至20年的过渡期以至更长时期的未来发展，是当前正在形成的中美新关系格局，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日益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改变着以往的平衡结果。这包括权力结构的再平衡和关系结构的新发展。中国和平崛起是推动这一发展的主动力量，美国的再平衡是对此做出的反应。双方的互动同时发生在权力结构和关系结构两个维度，既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未来10年或20年过渡期的常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关系的演进过程。
崔立如说，关于未来50年的愿景，理想的情况是引导中美关系的发展从管控竞争和避免对抗为主，逐步转变到更加稳定而积极的共同演进的过程。为此，两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不但要面对眼前的问题，更要着眼长远目标，需要对历史有深刻的反思，更需要对未来有共同的建构。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双方在这两方面努力的成效。在新关系格局的演变最终达到双方都认可的平衡之前，中美关系将在权力结构的张力和关系结构的韧性之间寻求稳定和发展。
“过往半个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务实主义和理性的利弊权衡总是能在重大问题上和关键时刻主导双方的决策，这是两个大国各自先天禀赋和历史文化所给予的。所以我们可以对未来保持谨慎的乐观。” 崔立如说。
今后10年，中美关系是竞合关系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认为，从现在起到今后半个世纪里，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中美是新格局的最重要参与者和责任分担者。实际上新的世界格局确实是多极世界、多伙伴世界，不再是仅由几个强者、大国就能搞定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除了有G20，也有金砖峰会，也有各种国际性、地区性的磋商，论坛和分会，我们自己也倡导了“一带一路”。
变化中的世界格局，千变万变无非就是三大领域，经贸、安全、人文。“我们讲各种双边关系和外交关系，主要是两个维度，一个是从利益的层面、国与国关系谈利益，衍生出来就是现实主义为路径来实现；再一种就是张扬价值，这是所谓国际关系理论里的理想主义路径。由于这两个并存，交错产生第三个很重要的东西，即人文交流。怎么看自己和怎么看对方，共同又形成和塑造着预期与实际的距离和落差，本身又形成了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大国关系的一个张力。随着中国的发展，不但经济强大，地区影响、国际影响也强大，我们越来越会表达自己，同时也越来越会主动地看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中国怎么看世界，中国怎么看美国，中国怎么看中美关系，本身就变成了塑造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维度。所以新格局，管控危机、管控风险成了当务之急。这个风险、分歧、危机之下，人文交流凸显。从现在起到今后10年，我同意基本的中美关系的判断是竞合关系。有时候是竞争面有时候是合作面，这个领域是竞争面，人文交流领域合作面就上升了，不只是官方上层的，还有社会对社会、民间对民间、企业对企业、青年对青年。今后10年是竞合关系，是竞还是合，在哪个领域哪个层面因事而异。”
黄平说，从今后20年到50年，我认为有三个东西要把握：一个是今后50年确实是中国国际地位、世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的50年。第二，今后20年到50年的过程中，亚太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或者说得再详细一点，亚洲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提升。第三，今后20年到50年，刚才说世界新格局正在形构之中。我觉得至少冷战格局过去了，或者大国奠定的丛林法则过时了，我们倡导更公平更公正更合作的世界格局，现在有人提出“和合”的世界，和平和合作，这个世界应该出现。
美国打败经济对手的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提出，美国保守派代表人物班农的观点最重要的核心是强调与中国的经济战：如果美国在经济战中输了的话，美国会在未来5年到10年迎来下滑的转折点，5年到10年非常重要。罗思义强调，这里不是说全美国的观点都是这样，而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新保守派民粹代表人物班农这样说，原因何在？
罗思义认为，使美国赢得经济战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让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接下来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5年到10年是关键的时期。这是根据IMF发布的统计数据，对中美两国GDP总量的比较。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GDP，如果看2016年的数据中国只是些微超过了美国；但如果看5年之后的情况，中国比美国超出非常多。所以这才是原因，为什么班农说未来的5年是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的关键时期。
罗思义说，如果美国想这么做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所谓的外部方式，用保护主义等方法限制发展，但这并不会非常有效；对中国杀伤力最大的方式是内部的方式，这个所谓的内部方法就是通过给中国经济乱开药方用来迷惑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达到效果。所以，根据上述的观点，中国是没有办法被谋杀的，西方只能寻求让中国自杀。所以才会竭尽全力地在经济思想上迷惑中国，让中国在经济方面自杀。
罗思义举了一个例子，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问题。他认为这个说法是百分之百错的，因为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一直是0，无论是以月、季度、年怎么来算，贡献率都是0。因为消费是不属于生产要素的，消费是不会进入生产的。根据这个观点，消费对GDP的贡献一直是0。所以这个说法应该改成84.7%的GDP的增长是源于消费，这是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有两种计算GDP增长的方式，一种是西方索洛的计算方式，按照这种方式生产投入应该包括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二种方式是马克思的计算方式，这种计算方式生产投入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以无论哪种计算方式，消费都不是生产投入。如果用术语来解释的话，消费不是生产而是投入。罗思义认为，作为投资来说这为什么重要？因为这就是美国用来打败经济对手的方式，在真正的经济领域打败对手。
罗思义说，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强迫日本和德国来降低他们的投资比率，尤其是日本非常明显。这样会让日本的经济增速下降。因为如果降低了投资的比率的话，那么消费的比率就会增长。所以美国如何用这种方式来减少亚洲国家的经济呢？美国与亚洲这样的经济战一直持续到90年代，尤其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强迫亚洲国家降低投资在他们GDP中的比重，最明显的是韩国。道理是一样的，消费比率大幅增长的同时一定意味着投资比率的下降。美国非常擅长做这样的事情。
“美国是怎么应对中国的呢？这是一个关键点，让中国意识不到消费对中国GDP的增长贡献率是零这件事。如果中国这样做的话，中国会大幅度提高消费比率，从而投资比率会下降。这样做的话，中国的经济就会逐渐地减缓。这样的话班农就能打赢他想要的经济战。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度危险的。这才是美国经济学家想要打的经济战，不是说从外部来摧毁中国而是用这样的方式从内部来摧毁中国。我也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例子，就是如何忽悠中国媒体来进行这样的报道的。这才是中国的弱点，这才是美国真正想利用中国打赢经济战的点。这需要时间在中国的经济思想中去除这样的理解，摆脱这样的困惑需要时间。”罗思义说。
我们向美国学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认为，在未来的50年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多还是学习、了解、倾听。中国的改革开放，到明年就是40年了，中国发展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我们现在正在崛起，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中国和美国比，中国可以说我的历史很长，从秦国看形成统一的大国，有2200多年的历史，美国也就200多年的历史。但是，美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一个现代国家走的路比我们长。我们是100年，美国用200多年，我们说要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美国下一个目标是300年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是先行者，中国对美国还有很多需要观察、倾听和学习的。这对中国的崛起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开放、我们的谦虚、我们的学习会给我们带来益处。
“但问题是，我们向美国学什么？”房宁提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来看，无非是两个，第一叫拿来主义，美国有好的，我们拿来用，要结合本国实际，接接地气。第二，我们在比较研究中更多其实是受启发或者叫照镜子，我认为未来在中美关系中，我们希望直接从美国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但更多还是启发式的，这点是我们需要多观察和思考的。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是它走过的道路，而不是今天所达到的方式或者是境界。因为美国有200多年的历史，它走过了很曲折的探索的道路，即使到今天我们大家都提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社会又产生了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争论，到去年大选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一路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每一次它的成功、失败、教训，吃的亏、受的委屈、倒的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探索，这是最值得中国人观察和最宝贵的财富，这对中国人、后来人来讲是很宝贵的财富。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从美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探索当中，它的曲折中，它的经验和教育中进行学习，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免费的。关键是看我们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人家的经验教训中来吸取经验。这就叫做后发优势。我希望未来的50年，我们还能继续保持一个谦虚谨慎的态度，倾听、观察、学习，把我们的事业办得更好，让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美国社会变化VS中美人文交流
上海原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提出了他的三点分析：
第一，认识美国内部的变化是重构中美关系的根基。30多年、40多年的中美关系基本上是在美国内部结构没有大变的情况下，目前美国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引起中美关系的更大变化。内部变化大概是这几个，我觉得我们要高度重视：一个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白人可能在10年内低于50%，如果低于50%，现在的白人至上主义会更加反弹，甚至对美国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产生威胁。因为白人是少数了，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怎么维持？谁说了算？
第二是美国中产阶级还能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基本是稳定向上的经济地位？现在看来10年之后还在下降。如果美国中产阶级大量地下降，美国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就不能存在，也是美国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结构。中产阶级发生下降趋势的话，美国社会的稳定性就会出问题。
第三，美国的精英不是向中间靠拢，而是向两端分化，左右极端市场越来越强，而中间美国的主流价值变弱。最近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以桑德斯的左派和班农的右派为代表，都是精英但都在放弃美国政治正确的主流变化。
这三个变化在50年内不知道有多大的变化，10年内就会发生而且很明显，现在才刚刚开始两三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如果要研究美国，要进行中美关系的基础研究，这三个变化要盯住。
由此，我们再来看中美人文交流，这三个变化都可以在人文交流中进行非常深入的实质性的研究。现在我们的研究就是在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最多加一个旧金山，这几个城市之间转来转去，人文交流一定要到美国的50个州里面去。最近我们刚刚去过印地安纳、伊利诺伊，到这些州里面发现了很多中美关系的新生长点。随着中国在这50个州的投资和移民的高速度增长，50个州跟中国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我们50年内跟50个州结成利益共同体，就用不着去华盛顿解决问题了，州长就是未来的总统，州议员就是未来的参议员、众议员，未来大学的智库中产生了专家，谁冒尖了就到州里找问题。人文交流眼中只盯住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已经不符合中美关系的主流趋势了，这是老的做法。
人文交流还有一点是网络，人文交流不只是面对面的交流，如果在网络上交流，影响面要大得多的多，我们把这些都关在门外，我们出不去，他们进不来，所以网络没有人文交流。
美国的企业和中国企业的交流是实质性的人文交流，既是利益交流也是观念交流，也是人和人的交流。所以我建议，人大重阳、人大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把州一级的交流、网络的交流、企业的交流作为人文交流的重点。老的智库交流，老的政府部门交流还要做，但是不应该是新的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从历史比较分析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
挑战者对衰落中的现状者是一个能动的过程，需要几十年，任何一次蜜月都被证明是可能的，时好时坏，总的轨迹几十年必须注意。这个过程有一个屡见不鲜的基本逻辑。挑战者一次又一次有限推进，倾向于触发足够的减少最后的冲突动能的意见。与此同时衰落中的现状者，为了避免安排一次又一次的退缩和退让，因而最终很可能会认为无可再退，以至决心一搏。挑战者一般倾向于漠视或者是轻视，现状者是倾向于退缩的底线。最后，所谓最终谈判解决，往往有它的事后看来的幻象。按照现实，比如说哪一天美国诚心接受了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并且予以落实，具体落实，就像第一次佛罗伦萨战争之后，雅典、斯巴达成就了30年和平。但也可能事后来看是一个坏消息，最终谈判解决往往后来证明是暂时的休战，雅典斯巴达之间的30年和平如此，汉帝国和匈奴帝国之间的70年和平也是如此，英国和德国之间1975年以前的多项和平也是如此，日美冲突中的华盛顿会议协定也是如此，等等。最终解决只是大体固定了现状，但未取消且相当难取消的国内外变动者的竞争和冲突动力。中美两国很多人士从现实利益、道德、概念和历史具像来说，都认为中美两国基本长时间和平共存，至关重要，这是对的。但是，要充分认识到，要在几十年过程中保持巩固实现甚至如果有小冲突时恢复和平，其困难历史证明是超出了目前大多数人的想像，所以必须每天、每周好好地实事求是地，不要偷懒要进行努力，而且要有退路战略。自由主义的想法历史证明成功率最多只有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