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历史需要加强理论家和实干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需要新“巴山轮”会议架起“新知”与“新行”之间的桥梁。——这是10月28日至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发出的呼吁。
刘伟表示，今日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如何更好的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刘伟说，今日之中国，同样处于经济改革关键期，面临加快供给侧改革、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以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红线等重大问题。需要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一道努力，为打造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献计献策，需要新“巴山轮会议”这样的智库平台来思考与探索未来，承担历史责任。刘伟强调，大力进行高水平智库建设，既是在新时代和新矛盾背景下顺应中国提升软实力的要求，同时也能为国家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发展环境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更大程度地促进执政者依法执政、科学执政。
30多位中外经济学家包括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等，在本次由中国人民大学、新“巴山轮”论坛、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办，人大国发院和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的新“巴山轮”会议上发表的观点，深刻反映出新“巴山轮”会议之“新”，特别是“新知”与“新行”间将要架起的“桥”之“新”。
新“巴山轮”会议之“新”：薪火相传，紧跟新时代脉搏
“32年前，在从重庆驶往武汉的‘巴山轮’游船上，60余位中外经济学者和官员共同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那一次‘巴山轮会议’虽不为公众所周知，但会议中所提出的建议，却对当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巴山轮”会议主席、财政部前部长项怀诚在发表主旨演讲时也表示，1985年那次巴山轮会议不仅对他个人有启蒙作用；对当时许多同志都有启蒙作用，甚至可以说对于国家领导，也有启蒙的作用。那次会议让我们意识到：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东西也值得我们学习。
项怀诚指出，32年后新巴山轮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以“十九大后的中国与世界”为题，紧抓时代脉搏，正当其时。历次巴山轮会议薪火相传的精神，就是要经济研究者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为己任，努力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支撑中国经济稳定前行。
他还认为，从经济层面看，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今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巴山轮会议，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以人民为核心”的一种呼应。
新“巴山轮”论坛重要发起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新“巴山轮”论坛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曹文炼在演讲中表示，新“巴山轮”会议，旨在聚焦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国内外学者搭建开放平等的交流平台，探讨学术，碰撞思维，共话中国与世界的改革发展，形成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在国内外顶级专家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下，新“巴山轮”会议形成了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和品牌效应，成为国内知名的改革探讨前沿阵地。在十九大后的中国，新“巴山轮”会议依然可以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巴山轮”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也表示，2017年的新“巴山轮”会议是在十九大隆重闭幕之际召开的。这次会议重点研讨十九大所确立的国家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战略。他说，历史上“巴山轮”会议主要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寻找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之路和经济发展模式。现在我们进入新的时代，未来中国如何找到一个与自身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发展模式，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如何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说要保住系统性这个底线，这是当今新“巴山轮”会议的重要任务。
“新知”之新：
1.“金融危机”十周年与全球经济，后危机时代孕育金融发展新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表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新时期经济体系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金融危机主要体现了三方面教训：第一，监管透明度不足；第二，金融机构的功能发生了变化，金融产品的功能已经违背了其应有的作用；第三，过度的杠杆造成了金融危机。金融改革方兴未艾，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依然是经济、社会和财政金融决策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系对外开放已成大势所趋，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求空前强烈。在此基础上，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的同时，我们需要找到经济增速和人民币长期信用间的平衡点。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通过金融手段增加杠杆在单一领域中过度资源配置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面对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采取传统方式应对，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刺激性调控。在新时期，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后采用了不同的措施，美国趋于保守的政策，而中国趋于开放的政策。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在发言中提醒,要警惕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趋势。在房价上涨情况下，以地产资产衍生出的金融产品并未服务于实体经济，最终造成金融危机。所以发展金融，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对于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的金融机构要不要救？这其实是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能教条的看这个事情。实际上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的标志性是雷曼兄弟破产。雷曼公司本身它持有次贷很少，如果当时美国政府拿1800亿把它救了就没有这个危机了。当次贷危机发酵成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花了3770亿，整个金融系统钱花的更多，时间更长。对于金融危机，有一点判断：现在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未消除。我们仍处于消除金融危机遗留问题的时期。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说，十九大后国家金融战略需“正位”。信贷扩张造成的泡沫、信贷金融不断的延长，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因，我们应总结历史，避免重蹈覆辙。十九大之后，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刻不容缓，未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将会继续加强，金融反腐会继续深入，对金融框架会再塑造。短期来看金融要全面化、常规化，长期来看深化改革对财政决策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因此它将来可能蕴含了一个非常有弹性的空间，来全面管理货币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
2.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要“建立新规则，更新旧秩序”双轮驱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表示，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发展赢得了世界瞩目。然而，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巨大等挑战，全球治理未来任务艰巨。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为未来中国外交确立了两大目标：一是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抛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陈旧观念，结伴而不结盟，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型发展观、治理观的突出体现，包含着实现世界共同发展的内涵，是当今世界最具有活力和担当的倡议。进入新时代，全球治理面临五大任务：1）维护持久和平；2）推进普遍安全；3）推动共同繁荣；4）继续开放包容，深化文明互鉴与友好交往；5）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保护生态文明。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对实现全球治理上述目标有着重要意义。因为虽然大小国家主权平等，但大国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存在客观优势。因此，大国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应该负有更大责任和担当，而不应该对权力和资源拥有更大程度的垄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提出，尽管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参与，但大国关系决定了全球治理的水平和成效。健康的新型大国关系离不开三大要素：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是大国生存的必要条件；相互尊重是国家间合作的基础；合作共赢是大国关系的目标。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与挑战时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一方面需要建立新规则秩序，另一方面也需要更新过时的旧规则秩序。自二战以来，美国通过保持、加强军事同盟体系，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体系，借助其他国家力量，以最小成本维护国际秩序，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当前，由于国内政治原因，美国维护全球秩序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中国维护全球秩序的能力和意愿依然有待进一步上升。中国目前正处于成长期，未来对国际合作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胜军认为，十九大报告中对国际局势有一重大判断：大国力量更趋于平衡。这意味着支持旧秩序和新时代的国际力量日趋平衡。因此进入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演进紧密相关。当前，威斯特伐利亚战争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入了危机总爆发的阶段，自由民主制度愈来愈展现出治理失效的面相；但与此同时，当代国际秩序开始了自我演进，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以来，中国持续向西方学习，而现在西方世界在多重危机中开始从多方面深刻反思自身，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也成为西方认真研究和学习的对象。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稳步前行将持续带动上述相互学习的进程，促进世界走出全球治理的困境。
大国力量平衡具体到中美关系而言，政治方面，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对全球秩序的不同看法会持续存在，但双方力量会趋于动态平衡，而平衡是秩序生成的前提；安全方面，中美合作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在力量平衡的前提下，双方安全合作意愿将会上升；经济方面，中美合作才能带来共赢；战略方面，中美需要加强协调，因为没有国家强大到能独自构建世界秩序；发展方面，中国将起主导作用，因为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能够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路径选择。因此总体来看，中美之间未来不会发生“取而代之”式的竞争，相反合作动能大于对抗动能。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树立“人类为中心”新伦理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燕玲在发言中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世纪提出的美好愿景，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把握世界发展变化趋势，提出的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这一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括重塑经济全球化，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环境友好合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时代课题，顺应时代和平发展大势，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习近平提出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点主张”为全球经济开出了药方，体现了正确的义利观。眼下中国所进行的海外投资项目具有人性化特征，有效促进了民心相通。部分走出去的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叠加延伸了金融资本的内涵，成为撬动更大投资的支点，使得一带一路项目在相关投资地区立稳了脚跟。中共十九大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为中国企业今后贯彻“走出去”战略指明了方向。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叙事。第一方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众多挑战。首先，全球化出现了挫折，逆全球化趋势凸显，国际贸易增长率连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国际投资也逐年下滑。其次，部分西方大国拒绝承担国际责任，美国提出“美国第一”原则、英国退出欧盟是最明显的例证。再次，美国对于中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热点问题改变立场，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政策后果。最后，大国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其框架有待进一步规划。
第二方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人类的联合与共融乃是大势所趋，而中国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中国发展的稳定性在增强，对于全世界带来重大利好。其次，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制造业、投资均在国际范围占据重要地位。最后，中国文化的制度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中国文化中本就有“天人合一”、“王道”等内涵，西方则体现出非常明显的“零和博弈”。
第三方面，“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二者体现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一带一路”的合作国家正在逐步扩展到全世界，既包括沿线国家也包括伙伴国家。西方原有全球化常常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体现出一种纠偏。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谈了三点看法：第一，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结合时代背景。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实现了对毛泽东“革命与战争”战略判断的革新，因而提出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当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时间节点的划分，均以“和平与发展”这一判断为前提。
第二，供给侧创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人类社会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反应机制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生物界的“达尔文主义”映射到人类社会便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与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当前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实现了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超越。创新所面临的威胁便是核威慑，人类需要在核威慑下走出困境。
第三，习总书记提出摒弃“你输我赢”的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各个社会成员、民族国家的本质都是人构成的，应该对人性进行把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体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相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十九大报告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国际属性的复归。中国将要实现的10亿级别的工业化前所未有，将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过去我们的观念是东西向的，东方向西方靠拢；未来要包括南北向的，横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当前，我们在开创21世纪可持续新文明的时候实现了密切的联系。未来，我们要开创全球公域的治理。
在21世纪通“中国古代思想传统”，需要进行创造性、创新型的转化；在21世纪通“西方思想传统”，需要用文明的观念实现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观念的超越；在21世纪通“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需要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借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超越。
今后的发展应当以人类为中心而不是以强者为中心，打造“命”与“运”一体的格局。为天地立心，心便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为生民立命，命是人类的整体性；为往圣继绝学，实现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为万世开太平，实现超越普世价值的大包容，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
“新行”之“新”：
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质量第一、效率优先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十九大后，未来中国经济将呈现出五大趋势性的变化。一是中国经济今后还会延续新常态以来增速向中高速收敛的态势，提高质量和效率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二是传统产业正在逐步达到峰值，或者说已经达到了峰值，新兴产业会进入新的扩张周期；三是城镇化还会深度展开，更多的省份会进入中高速收入阶段；四是能源和主要矿产资源的需求会逐步达到峰值，原来能源的消耗和排放跟ＧＤＰ增长是挂钩的，未来逐步会呈现一个弱的脱钩态势；五是未来中国（经济）占全球的份额还会明显提升。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报告提到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强调要坚持一条主线，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要推动三大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强调要建设一个产业体系，就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一个产业体系；强调建设三个有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要有效，微观主体要有活力，宏观调控要有度。我觉得它赋予了现代化经济体系一个完整的框架和内涵。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洪银兴在主旨演讲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他表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不是到国外买一个球队买一个酒店，买一个俱乐部，主要应该是价值链走出去。价值链走出去，它的发展机会就不仅仅是给中国产业，也是给“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的。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一条是以高端技术为主导，一条是以转移加工组装环节的价值链。前一条价值链布局以科技优势为导向，后一条价值链布局以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导向。
出席论坛的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也表示，中国从过去关注经济总量转向关注经济质量，在创新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也尤为重要。他认为，中国和欧盟在创新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达尼洛·图尔克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发展渠道和科技交流，增强未来欧盟和中国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中共的十九大已经从应用科学转向更多的关注基础科学的研究。这对于欧洲的合作伙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能够更好的发展基础性的科学，把它提升到一个更新的高度。现在的创新不仅仅是局限于科学和技术，还应该包括社会政策的创新、法治创新，等等。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出席并发表演讲。他表示，币值能够保持稳定，通胀能够控制在预期水准，当然是一件好事，而且这是我们必须努力做到的事情。但是，仅仅这样不一定能够避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提示我们除了需要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金融运行，保持物价稳定之外，除了在微观上要对各个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运作方式实施监管，努力促使他们依法合规经营之外，还需要从宏观层面增加对金融业的整体运行态势，乃至金融业的风险偏好的关注和监督。杨凯生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加快建立和逐步健全，是下一步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审慎监管密切合作，统筹协调，在加快促使我国金融业做好实体经济支持工作的同时，自身健康发展也不断扩大。
2.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全面现代化：从勤劳致富走向适度的享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出席论坛表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前提下做出的部署，特别要注意切忌新瓶装旧酒。第一，在新时代的背景条件下，要按照新时代的要求来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第二，既然是新的社会矛盾，那么我们接下来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着力解决的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而非以往的规模问题速度问题。第三，新常态，用改革的办法去推动结构调整，而不是传统意义的以扩大需求，基于总量考虑的方式去解决经济问题也是第三个着眼点。第四，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理念是以质量和效益为主线，而非速度和规模。第五，新的政策框架。我们现在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以往的需求管理政策，要以改革的方式推动结构性的调整，而不是单纯通过政策安排。第六，新的目标。我们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条件下去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在过去改革的主体是构建市场的框架。是国家强力机构来进行主动培育我们的市场主体，建立市场制度，让资源配置的方式朝着当年所构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行运行。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国家的特点是二元性的，一方面它能够提供公共品，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权力和暴力的体系。它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权力建设的变化，导致出现了很多的利益集团和腐败，出现了整体改革停滞的权力体系和利益体系的障碍。十九大报告里谈论现代经济体系，不仅仅是六个方面，重要的是在未来仍然要遵循新时代改革方略，要有一个重大的拐点性的变化。这种拐点性的变化讲的是不能就经济改经济，就市场调市场，经济改革的内涵和它的关键在经济之外，在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不在于简单的市场主体本身的培育，对政府的权力约束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认为，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保障市场经济可以更好、更全面的发展，为人民服务。今后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的建立，主要存在的结构问题在农村。还有个问题就是创新，这十多年来整个世界创新是在做互联网+，或者做机器学习，整个资产结构很可能实现轻资产结构，就是资产变轻，那么国家的控制力，国有企业主导这个经济结构是不是有变化，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轻资产时代，我觉得国家的调控，公有制的控制力，应该主要放在网络和社会的基础设施上面。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瑞龙认为，进入新时代，构建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就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原则就是要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第一，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让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二个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必须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不要错位，社会更不要越位。第三，一定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来转变政府职能，来深化政府体制的改革，来深化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优化产业政策，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梳理了到2035年我们要全面现代化的几个标准，在除了收入之外还需要达到什么标准？第一个，全民社保。首先医保的质量需要提高。在养老保险方面，国家应该通过变卖一些国有资产，把个人账户做实。第二个，消除城乡差距，消除地区差距，城乡一体化，应该对内开放，目前对内开放不足，广大的内陆地区还有很大的潜力。第三个，恢复环境修复生态。第四个，应该把我们的经济政策从注重生产改变为注重福利的提高。
此外，姚洋认为，未来中国要进行更高阶段的对外开放，要把增加鼓励中高端消费落实到行动上，国家关税必须下降。通过降低关税创造一个中产阶级的市场。汽车行业是个很好的例子，降低关税以后国产汽车就活过来了。如果我们能通过这次大会确立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开放我们的市场，从勤劳致富走向适度的享受，那我想实现我们的全面现代化就有了希望。
3.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不提GDP指标，但高质量和高速度的增长不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就中共“十九大”提出2020年-2050年两阶段或者“两步走”新发展战略提了三点看法：第一点，这个“两步走”战略是为未来30多年提出一个清晰的蓝图和目标，同时也指出了未来的主要任务和奋斗方向。第二点，从“两步走”战略的目标来看，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所努力奋斗的事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我初步测算了中国GDP，中国GDP总量大约在2040年前后就可以和美国比肩，甚至会超过美国的GDP总量。第三点，“两步走”战略实际上给了中国现代化的新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李明星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言。第一方面，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从生产力角度来看，科学实力将大幅提升，跻身创新型国家的前列。这新的经济体系里，首要的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经济变得更加健康。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一降，降成本这种方式，创造更好的创业环境。一补，补短板，把我们缺失和不平衡的地方补起来，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如果“一带一路”建设能以更加开放的合作，或者国际的研发体系来工作，广泛吸纳合作伙伴，把世界的成熟的技术用于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会形成新的系统集成式创新。第二方面，习主席讲话里特别强调城乡共同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是二元经济结构，要克服资本自由流动和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彻底实现现代化。第三方面，中国现代社会治理格局要成熟，社会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赖德胜表示，这一次的“两步走”战略跟以往比起来有三个更加：一是更加清晰、更加精确；二是更加强调质量与效率；三是更加的全面。其次，新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对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因此这个矛盾要化解的话，要缩短这种差距，我们当然要引导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预期。最后，这个“两步走”目标要通过六个五年规划实施，都应该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样的发展理念。这里面特别强调创新问题，前面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创新。创新的决定因素很多，特别是教育。教育会影响未来的“两步走”战略，今年出生的孩子到2035年是18岁，那时候我们的教育有没有更加的公平？更加的充分？更加高质量？因此，在强调新理念的时候，特别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教育程度提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诗一则表示，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方面，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第二方面，要让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处理好与否关系到未来“两步走”发展的成功与否。未来30年，这个“两步走”与此前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特征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提GDP的指标，而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强调质量与效率主导性的发展。这是未来“两步走”要紧紧抓住的一个核心要点。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这是一个学术性的用语，可能要提出一个更好的全方面考虑高质量增长率指标。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看，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创新人才、资本、土地、能源、资源，这些所有资源要素的充分流动，合理的配置，形成合理的产业体系，走向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产业体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提出，2020-2050年这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任务相当繁重。很多国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上不去了，但苏剑认为高质量和高速度的增长可以并存，我们可以同时追求。多年前林毅夫教授提过中国经济还有8%高速增长20年的潜力。虽然现在逐渐强调转型，但从需求侧来看中国依然有这样的潜力。接下来面临的问题，首要是中国的人口危机。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开始减少，到2022年以后，中国劳动力每年将减少一千万以上。但与其担心工作被AI代替，不如考虑如何培育出更优秀的不同领域的人才。
“新桥”之“新”：
把中国问题研究清楚了，人类社会80%-90%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认为，十九大后的中国，学界可以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三大作用：
首先，新时代的深刻内涵扎根于中国实情。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所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实情，集中体现在新时代发展目标的全面性和多元化。发展阶段决定发展需求，我们已经不再刻意追求GDP翻番等速度目标，而是对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更注重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生态建设等社会领域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此是一致的，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同样体现出发展目标维度的拓展，人民群众更加追求获得感和幸福感。发展目标全面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发展诉求更加多元，反映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在新时代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其次，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革中实现共同发展。当前，中国和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整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虽然我们有着稳定和谐的内部发展环境，但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引擎，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中国有必要继续作为国际形势的稳定之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理论研究仍然要坚持问题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仍然要坚持问题导向，这是学术研究的深厚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研究的生命力，研究成果才能符合中国国情，更具有可操作性。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如何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问题都需要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都离不开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离不开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实证样本，通过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研究的针对性。
曹文炼在发言中还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加快创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吴晓球在闭幕式上总结，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同时也是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社会，正处在快速变革之中，人类社会所呈现出来的问题、矛盾 、现象、规律在这里都能找到，有着非常丰富的研究对象。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清楚了，人类社会80%-90%的问题也就清楚了。海外留学回来的年轻学者有很好的研究方法，但是需要认真思考中国的问题，论文一定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不要拿美国的数据来说明这就是规律，因为这不完整，况且美国的现象，美国的社会，并不成熟，并不具有特别的共性。他认为，把中国的社会问题研究清楚对全球的贡献更大，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扎根中国大地。拍脑子从网上抄一抄外国的东西来糊弄别人，这不行。研究者要深刻地研究研究对象，并且要负责任。当然不同的声音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这批评必须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出发点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