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者庞中英教授（右一）认为，从班农的几场演讲看，尤其他把全球化和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连在一起，有一定的说服力，至少在国内有政治动员能力。所以中国对班农及其思想主张绝对不能小觑。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美国极右翼网站布赖特巴特（Breitbart）12月6日刊登消息称，该网站执行主席、特朗普前“军师”班农当天在华盛顿一家酒店举办的“美国黑人更好的未来”午宴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美之间存在极大贸易差，美国已成为中国的“朝贡国”；而中国贸易上的强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黑人族群缺少资金的现状。
据报道，这场午宴主旨是为了“让更多的黑人加入共和党”，午宴主办方邀请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发表了题为“一个共和党人对于少数族裔企业发展愿景的畅想”的演讲。在演讲中，班农认为如今美国过于“迷恋”自由贸易，导致美国众多工作岗位、美国制造产业、以及经济主导地位流向了中国。班农称，“我一度被指责是个贸易保护主义者，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我就是”。班农称，“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产业。因为他们（中国）保护他们的产业”。
另据境外媒体报道，班农最近应邀在日本发表的一次演讲，一开场就说，我出生在美国的蓝领家庭，我是个民粹主义者。我在这里与你谈论全球性民粹主义的兴起。不光是美国，而是全球的人民，在美国、印度、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当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联合在一起，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人类的新时代。
国际舆论分析班农试图将特朗普的经济保守主义描述成一种经济爱国行为，尤其他还拉上中日韩的“重商主义”垫背，认为美国应该为本国企业提供保护政策。他强调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都在兴起。他认为自由贸易属于激进主张，会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许是针对班农的反华言论，中国外交部曾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两国长期的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清楚得看到这一事实。
但目前来看，经济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民粹主义者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方式全球化的反弹，已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中国学界有分析认为，英国退欧谈判条件难产和最近德国默克尔联合政府组阁失败，都是这种世界潮流的反映。而经济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民粹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特朗普前顾问班农。
国际政治学者庞中英教授新近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西方和在中国国内，一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但也有一批学者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可小视，经济民族主义的合理性有其内在逻辑。从班农的几场演讲看，尤其他把全球化和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连在一起，有一定的说服力，至少在国内有政治动员能力。所以中国对班农及其思想主张绝对不能小觑。庞中英并在对此做了深入分析后表示，现在，解决中美经贸关系问题需要新的路数。
班农是社会主义者？
《华夏时报》：班农最近的几次公开演讲，微信圈和网上有大量转载。国内学界研究班农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也许首要的课题是，必须搞清楚班农在美国对外政策或中美外交中，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庞中英：班农是当今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的典型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班农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新型战略思想家，并不为过。“新时代”不光是中国的“新时代”，世界也进入到一个“新时期”。班农等就是这个新时期的新人物。我们对班农们真正了解仍然太少。一些人就如同那些抵触民粹主义的西方精英一样，拒绝深入了解班农这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这是需要改变的。正视班农就是正视全球挑战。
班农在华尔街的高盛干过，出生于蓝领家庭，可以说生于“低端”，盛于“高端”。这样的经历使他能敏锐地把握两个社会阶层的潮流。特朗普竞选总统时请他当顾问，他不负众望，临门一脚，居然帮特朗普竞选成功了。他现在虽然离开白宫，却仍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特朗普代表的美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今年9月会见班农后说了一句话：会见是得到批准的。这是王岐山十九大前参加的最重要的一次外事活动。某种意义上，班农是一面镜子，王岐山通过这次会见，对班农所代表的力量，所反映的世界大势，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班农最近在日本东京的演讲，评论了我们十分关注的“去全球化”。他所说的“去全球化”并不等于不要全球化。仔细一想，他那套理论跟中国人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有相通之处。
为什么要“去全球化”，因为过去这40年的全球化，确实在美国和欧洲带来很多问题。我一直认为，“去全球化”不能简单地翻译为“逆全球化”。这不是不要全球化，而是冲着过去40年发生的全球化的负面来的。
11月底，我在德国参加艾伯特基金会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全球多边体制的危机——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时代的和平政治学”。这个题目耐人寻味。开会期间，会议主持者告诉我们，德国社民党（SPD）领导人舒尔茨同意与默克尔谈判，进入默克尔政府，以便对付德国崛起的民粹主义势力。欧洲范围之内，民粹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正在对欧盟等构成相当的冲击。这个冲击带来的危机并未过去。总的来说，尽管有法国马克龙的胜选，以及默克尔勉强维持了连任，但是欧洲人认为，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首先是各国内部、欧盟内部的挑战。但这些内部挑战都联系着外部挑战。
记者：欧美的社会经济现实，导致了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两大思想潮流的盛行。
庞中英：所以再次兴起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绝不简单。民粹主义更大的冲击还在前面。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说，曾经是特朗普最强有力支持者的美国民粹主义领导人班农，现在离开了政府，到日本、欧洲等国家号召搞民粹主义运动。全世界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这似乎是班农所追求的。他很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者。
班农反全球化？
记者：怎么看班农的东京演讲？
庞中英：班农在这次演讲中把过去30-40年的全球化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最应该引起超级注意。可是也许我们忽略了他演讲的这个最核心观点。认为过去近40年的全球化，中国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因素，也许是核心的核心因素。如果没有中国的介入全球化和中国本身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对全球化的影响，也就没有今日的世界，今日世界的问题就会很不同。许多人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乐观不起来，各有各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全球化及其变动。只要班农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觉醒了的人。这些人如果能继续影响美国政府，美国决策者就会坚信，美国的问题与全球化相关，美国就要找中国来解决美国的问题。如果中美贸易（包括投资等）由于全球化造成的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的话，中美关系很难乐观起来。现在刚刚访问中国的特朗普政府，在一系列大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例如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 即便给美国2500亿美元的好处，即便美国方面不再说对华贸易巨大赤字。
班农有句话：中国过去30多年是“全球化党”（达沃斯党）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也是“全球化党”的一部分。所谓“全球化党”是个形容词，指的是过去30多年全球的精英、全球的资本力量和各国需要、支持全球化力量之间结成一种特殊的联盟，这种联盟创造了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的天文数字的巨大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到最后，被小部分人占有了，形成了巨大的全球人类不平等，阻碍了真正的发展（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也带来了全球气候变化之类的“公地悲剧”。
班农认为世界要解决这个大的问题，就要面对“中国问题”。因此，在班农们的“美国再次伟大”和全球化调整中，中国是他们日程上优先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曾一直建议：中国对全球化，不能简单地说支持全球化，不能简单地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而是要再造全球化，重塑全球化，再平衡全球化，追求新的全球化。中国也要与旧的全球化划清界限，解决旧的全球化（过去40年的全球化）中间的内在问题、积累起来的问题。否则，班农们更会冲着中国来。中国也要关切公正贸易，就是说西方关切的也是我们所关切的。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我们应该比西方更关注公平问题。例如更应该关注城乡平衡，关注各个劳动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关心社会公正问题，以及关心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公正问题。所以，中国的全球化政策，接下来，尤其是2018年及其以后，要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直面新的、大的挑战。
《华夏时报》：班农不仅在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方面对特朗普有重大影响？
庞中英：现在多边体制的危机，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关。我们看到，美国虽然还在大的多边体制内，但美国不愿再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甚至有的机构，美国能退出就退出了。比如，美国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巴黎协议》，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班农的意思是，今后这个世界，美国可能对那些缺少合法性的、对全球颐指气使的全球官僚架构，那些根本不解决棘手问题的多边机构，不会再上心，也无力缴纳高昂的会费。这些代表全球治理的全球框架将面临寒冬，至少美国要欠费或者干脆退出。当然，美国不会退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美国也许会退出WTO，也许根本没有退出WTO的必要。WTO目前在促进民族主义的日程上意义不大，且是个阻力。美国今后可能会另起炉灶，再造全球多边机构。美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奥巴马政府时反对，特朗普政府现在也在反制，例如美国联合印度等搞的“印太”就是针对“一带一路”，但“印太”尚未是美国另起炉灶构建的新的多边体制。
美国既不是要把已有的世界秩序整个解散，也不是马上要另起炉灶，新建一个秩序。现在看不清楚美国对于旧秩序和新秩序的态度，特朗普政府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美国国内经济的复兴，关心的是资本和产业回流美国。
过去很多年在中国流行一句话，“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那么，别的国家，别的人，比如 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就会认为，中国是最大受益者，美国就是最大受害者。经济民族主义者从来不相信双赢或者共赢。不仅班农认为中国赢了美国输了，很多美国人都有这个情绪。最近一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也讲“中国赢了”。实际上，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受益并没有“最大受益者”论调说的那么大，中国也遭受了全球化的多重冲击，在许多方面付出了全球化代价。这些冲击和代价没有得到很好地评估。
不能小瞧班农所代表的思潮？
《华夏时报》：从战略层面看，班农这个人思想上根本是民粹主义？
庞中英：我认为他是了解社会的，至少他了解底层社会，就是美国“低端”人口。受到全球化影响和冲击的美国社会，他看得很清楚。与其说他是民粹主义者，还不如说他注意到了、把握住了民粹主义这个浪头、这股势力。他等于是冲浪人，他驾驭了这个浪，利用了这个浪头。他本人声称出生于蓝领家庭、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家庭，这是为了拉近他与支持者的距离。他到香港演讲，收费50万美金，这跟前总统克林顿到深圳或世界各地演讲的收费差不多。他本人是新的精英。特朗普政府是一批新的精英取代了旧的精英。
《华夏时报》：受到班农思想的影响，对于特朗普政府今后的经济政策，我们如何预料？
庞中英：我们现在明显看到的指导思想就是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经济民族主义是21世纪的，不是当年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的，不是18世纪的，不是美国刚建国时为了发展工业所推行的那个民族主义。这是21世纪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由于美国仍然是几乎唯一的够格的超级大国，具有超级的国家力量，这个经济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进攻性。美国的新经济民族主义所到之处，都有各种斩获，尽管在欧洲等地，特朗普政府不受欢迎。
我认为班农是要从校正全球化、再平衡全球化入手，来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这个切入点是很对的。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能走多远？班农那一套治国理政的思想，是否可以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在西方和在中国国内，一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但也有一批学者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可小视，经济民族主义的合理性有其内在逻辑。从班农的几场演讲看，尤其他把全球化和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连在一起，在美国内部，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动员力。所以中国对班农及其思想主张绝对不能小视。
《华夏时报》：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受班农战略思维影响，其与全球关系、与东亚关系、与中国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
庞中英：我希望“一带一路”是中国回应全球化发生重大变化未雨绸缪的战略。我们提前布局“一带一路”去应对“去全球化”，所以接下来“一带一路”要成为一个平衡全球化，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扭转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战略。因为全球化，中国国内很多地方受到的负面影响也很严重，也有很多类似于美国的问题。中国各地也不全部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应当如实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三农”问题，曾经大批企业倒闭的问题。在国际上如果总说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班农这些人就会抓住这一点进行攻击。另外，国内深化改革一定要把握住正确的方向，继续改革开放，继续搞好市场，处理好民生、民权的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结束以后，出了两个党，一个比较左，主要是下层低端人口、工农阶级，因为不满意而“占领华尔街”；另一批人是“茶党”，是原来的中产阶级，失势了不满意，搞了一个“茶党”。他们直接苗头对准的就是失衡的全球化。班农把这种力量结合在一块，实际上就是将来自于美国左的和右的这两股反对势力都结合在一起。我们对民粹主义不能简单的扣帽子，否则就犯众怒了，因为这是普遍的情绪。
记者：这是世界潮流？
庞中英：我们对类似的“班农们”了解太少，据我所知，类似于班农的人挺多。班农是特定历史时期出来的特定人物。虽然现在大家还在观望，因为特朗普政府，还有特朗普本人仍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但即便特朗普下台，美国这股政治的浪头和势力还在。
总结一下：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一定要有新的观念。已经推出的应对全球化的政策，尤其是“一带一路”，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配套，都要去帮助重新再平衡全球化出来的问题。如果还想让这个世界像过去那样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没那么回事了，那个时代过去了。所以现在必须要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方面帮助中国很好的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包括应对去全球化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一带一路”等去帮助解决问题，否则就等于直接针对着那些美国民粹主义，就是直接跟班农过不去，跟下层的“班农”和上层的“班农”过不去。
关于接下来的中美关系——我说的是深层结构的中美关系，将深受全球化的再平衡影响，到底是冲突，还是合作，以及其后果，值得我们高度密切关注。
